姚桓：以多重视角解读“三个自信”

　　回顾历史：黑暗中摸索、曲折探索、成熟自信、走向自强繁荣，是近现代中国人探索民族复兴的曲折历程

　　鸦片战争打破中国人“天朝第一”的 梦幻后，先进的中国人为救国救民而学习西方，先生欺负学生的事实，让学西方的美梦破灭。毛泽东说，谢谢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他们给了我们武器,不是机关枪，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十月革命影响下，中国先进分子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成立中国共产党，从此中国人争取独立 解放的斗争从黑暗中摸索走上曲折探索道路。在共产党领导下，经历过民主革命的两次胜利、两次失败，在1949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于是，“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这样就造成了一种可能性: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毛泽东语）。然而，中国近代面临着两大历史任务，反对帝国主义和 封建统治，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摆脱贫穷落后，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新中国成立标志着第一个历史任务的完成，也是完成第二个历史任务的开端。在中国这样落后的东方大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没有现成答案，这注定了党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同样要经历曲折。50年代的探索开了好头，以后由于缺乏经验，更由于指导思想的失误，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理解、照搬外国模式、急于求成、阶级斗争扩大化等错误日益发展，终于导致“文革”灾难。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先导，中共在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不断突破。邓小平在十二大上第一次明确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十三大确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路线；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十六大宣布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十七大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括为“一条道路”和“一个理论体系”。30年来，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同时进行、互相推动：道路的开辟促进了解放思想，新理论的诞生又为道路提供论证。而理论成果和实践成就又以制度化形式固定下来。2012年十八大把 道路、理论、制度统一起来，宣布，全党应该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达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三个自信”表明，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途径的道路、作为指导道路的理论和作为根本保障的制度已经成熟，并在全党认识上达成共识。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认识不断升华的结果，体现了“历史与逻辑”的统一。

　　面对现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实践中明效大验，是“三个自信”的基本依据

　　邓小平说过，社会主义总的说比资本主义优越，但要靠我们的发展来证明。他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科学性和和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要靠发展证明的命题。资本主义能够取代封建社会，是因为资本主义在取得统治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创造的财富超过了过去世世代代创造的财富总和。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论证了，资本主义由于其不能克服的内在矛盾，必然被社会主义所代替，社会主义是作为解决资本主义矛盾和弊端的新社会出现的。然而理论证明不等于历史证明、逻辑分析要靠生活来验证。苏联东欧剧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些国家虽然取得很大成绩，但总的看社会主义建设搞得不成功，尤其是在改善人民生活方面，导致人们逐步对社会主义丧失信心。特别是苏联东欧党的领导层面对相对繁荣的西方国家现实和西方价值观的影响渗透，出现信仰危机,最终把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改革变成模仿西方的“改向”。苏东剧变发生后，似乎出现资本主义要席卷全球之势,但这不是社会主义理想的失败，只是错误的模式、失效的体制的失败。与世界社会主义严重挫折形成鲜明对照的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兴起。发展是最好的证明。改革 开放30多年，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等方面得到全面进步。1949年蒋介石离开大陆前说，我把四亿人口吃饭的 包袱甩给了 共产党，今天，中国粮食自给率达到95%，农民说，靠邓小平（改革政策）和 袁隆平（杂交水稻）解决了 粮食问题。1978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仅为3645亿元人民币，2011年国内生产总值突破47.3万亿元人民币，经济总量已居世界第二。1978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为343元，2008年已达到15789元，全国人民总体上已经达到小康生活水平。这种中国“井喷式发展”是对质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好回答；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确立“三个自信”的基本依据。

　　放眼世界：中国和世界一些国家现代化过程的对比，进一步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有比较才有鉴别。把中国与世界一些国家经济发展和实现现代化历程做比较，可以更加坚定“三个自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已经保持30年的高速发展，连续三个十年每年总产值增加近10%，堪称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跨越式发展。战后另一些国家也曾有一段高速发展时期，但难以保持30年。二战后，许多发展中国家以年均7%以上的速度持续发展了20年，但是，到了第三个10 年，大多数发展速度就跌到5%以下了。为什么高速发展难以持续？普遍认为，劳动力成本上升、产品竞争力下降；人民生活改善缓慢、内需不足、单纯外贸拉动难以为继；面临西方政治、经济打压和不合理国际秩序限制、增长空间变小；收入差距拉大、社会矛盾凸现；盲目引进西方民主模式造成“水土不服”、民主化进程失控；受西方新自由主义影响政府作用削弱、调控不力；党派纷争、政局不稳、政策缺乏连续性等是主要原因。这就是“发展瓶颈”。一些国家在经历高速发展后还 发生社会动乱，反过来又影响发展。“现代化孕育着稳定，现代化的 过程滋生着动乱”。 美国政治学家 缪赛尔、亨廷顿的话道出了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过程中的“悖论”。对于中国这样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来说，现代化遇到的困难更突出，为什么迄今为止中国一直在成功地突破发展瓶颈？如何破解中国力量迸发之谜？原因就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势。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充分利用了 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基础性作用，启动利益机制调动积极性创造性；又发挥社会主义国家政府的权威，用有力的 宏观调控限制、缩小了市场的负面效应，较好地处理了效率与公平、动力与平衡的关系；中国的政治制度把共产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统一起来，把发展民主与保持社会稳定统一起来，在实现方式上把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相结合，循序渐进地推进民主，达到实现公民有序参与、落实人民主体地位的目的防止了“民主乱象”。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可以集中资源、发挥社会主义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应对复杂国际局势和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国共产党作为代表人民利益的先进政党，长期执政，从中国人民的长远利益根本利益出发，规划国家长远发展目标；同时在坚持长远利益、整体利益优先基础上妥善处理具体的利益矛盾，保障民生，实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遍及全国各地，建立在社会各基层单位，党员发挥联系群众和先锋模范作用，得到人民群众 拥护，党有很强的社会动员能力。中国政局长期稳定，执政党和政府有很高的权威，党的政策和国家方针保持连续性。这些优势使中国能够兼顾改革、发展和稳定，能够妥善处理化解社会矛盾；能够及时有效地应对国内突发事件、自然灾害；能够对西方敌对势力的打压采取有力的反制措施。这些，都是其它制度和 体制下难以做到的。与有可比性的国家印度相比，1950年代，中国和印度发展 水平相似，几十年后，中国在经济发展速度、基础设施、外汇储备、人均收入、社会保障等方面远远超过印度，这是国际公认的。不是机遇格外垂青于中国，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促进和保证了中国的长期高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