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启步

　　6月7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安纳伯格庄园同美国总统奥巴马举行中美元首会晤。记者 兰红光 摄

　　6月7—8日，习近平主席与奥巴马总统在美国加州举行庄园会晤。概而言之，此次首脑会晤将从两国最高层推动中美发展新型大国关系构建启步。

　　新型大国关系提供框架和指南

　　回顾中美关系重新打开交往大门41年的发展历程，正是两国最高层持续不断的谋划和掌控，使得双边关系虽然历经诸多困难曲折甚至发生严重倒退，但总体一直朝着积极的方向不断前行。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首次访华，与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会晤。两国最高领导人站在共同应对苏联威胁的战略高度，历史性地重新打开了双边关系的大门，使之朝着正常化方向不断前进。1979年，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邓小平副总理应卡特总统邀请正式访美，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领导人首次访问美国。中美关系从此迈向新的历史阶段，带动一批西方发达国家先后与中国建立正常外交关系，这为中国营造良好的改革开放的国际环境奠定了坚实基础。1997年江泽民主席访美，次年美国总统克林顿回访，这是中美关系史上的第三次和第四次首脑互访，把两国关系全面带出1989年之后的低谷，致力于发展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中国改革开放再次提速，并于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2005年布什总统访华，2006年胡锦涛主席回访美国，推动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持续发展。2009年，奥巴马总统上台执政当年实现访华，与胡锦涛主席及其他中国领导人举行会谈。2011年1月18—21日，胡锦涛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与奥巴马总统就两国经贸关系、军事交流和东北亚形势等议题举行重要会谈。2012年之内，习近平副主席与美国副总统实现互访。如今，在奥巴马政府第二任期开始和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就位后不久，习近平主席就和奥巴马总统会晤，共同探讨推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

　　41年的进程表明，中美两国领导人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为两国关系发展把脉和掌舵，不仅是在不断开启关系发展新阶段，矫正关系前行方向，而且是在最高层面努力寻求扩大共识合作和妥善处理两国之间的矛盾分歧，持续不断地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新动力，同时是在为两国关系发展提供顶层设计和战略保障。习近平主席和奥巴马总统的会晤将为中美发展新型大国关系提供框架和指南。

　　“再平衡”调整对中美关系产生复杂敏感效应

　　此次两国元首会晤，正值美国奥巴马政府对其第一任期的对外政策尤其是亚太“再平衡”政策进行“再平衡”之际。

　　从全球层面看，奥巴马政府回应之前欧洲传统盟友对其过度偏重亚太的不满，提出并推进跨大西洋两岸的美欧自由贸易区建设，同其第一任期开始大力推动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形成一定程度的平衡，也就是力求在跨大西洋关系与跨太平洋关系之间进行“再平衡”。国务卿克里首次出访选择欧洲而不像其前任希拉里那样把首访地放在亚太，奥巴马总统第二任期首次出访选择欧洲，都表明了这一点。

　　从地区层面看，奥巴马政府在继续重视亚太的同时，力求对中东保持足够的关注程度，也就是在中东和亚太之间、在亚洲的西部和东部之间进行“再平衡”。客观上，中东作为美国全球霸权支轴地区的形势发展同样甚至更显紧迫。叙利亚局势日趋恶化，美国国内及其阿拉伯盟友和以色列要求奥巴马政府有所作为的压力不断上升；伊朗核问题历经多轮谈判未有成果，如今总统选举在即，奥巴马政府以对话和谈判为主的对伊政策经受质疑；伊拉克安全局势在战争结束10周年之际明显恶化，对把从伊拉克撤军作为重要历史功绩的奥巴马政府构成考验；埃及政局演进和以巴重启和谈均在某种程度上处于关键阶段：这些事态都要求奥巴马政府给予关注。正是由于这些需要，国务卿克里至今已4次访问中东。奥巴马总统本人第二任期首次出访也包括中东。

　　进一步从亚太地区看，奥巴马政府第二任期更加注重促进经济文化合作，而适度减弱之前过多突出的军事安全色彩；更加注重推进与中国的合作，而适度减弱之前过多突出的借助其他国家来平衡、牵制甚至挑衅中国的色彩。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多尼伦和国防部长哈格尔相继明确指出，奥巴马政府的亚太政策包括加强与盟国的合作，深化与新兴国家的伙伴关系，与中国建立稳定富有成效和建设性的关系，增强区域机制的权能，帮助建立能保持共同繁荣的地区经济结构等多个方面，不仅以正视听的意图明显，更是对奥巴马政府第一任期亚太“再平衡”政策的“再平衡”。

　　奥巴马政府之所以超越亚太实施多重“再平衡”政策，核心目的在于尽快摆脱危机，重振美国经济竞争力和综合实力，防止美国失去全球领导地位。在奥巴马等人看来，能否重振经济实力不仅事关就业等经济社会发展问题，而且直接影响美国国际地位和国家安全。为此，奥巴马政府集中政治资源着力推进包括重振制造业战略、提升教育水平、改革移民政策等在内的国内政治议程。基于这个核心目标的需要，奥巴马政府整个对外战略将继续呈收缩态势，对全球和地区事务越来越注重发挥“巧实力”、借助多边机制、使用外交手段，强力干预的顾忌日益增多，反恐等国家安全更加注重强化本土防御。这些内外政策的取向在相当程度上意味着，美国对外将居中拨弄利用多种矛盾以发现、保持甚至增强其影响力，对地区和国际局势进行重大投入的意愿和能力仍将显得不够充分。这种调整在多个层面对中美关系产生多种复杂敏感的效应。

　　新型大国关系考验双方的战略智慧和塑造能力

　　经过41年的累积，特别是金融危机以来的变化，中美关系已经成为世界最为重要也最为复杂还越来越敏感的关系。说其重要，是由于中国作为世界最大也是国际地位提升最快的发展中国家，美国作为世界最大也是国际地位相对下降但综合实力依然超强的发达国家，两国关系现状和走向对各自、地区乃至全球发展的影响都变得越来越重要。说其复杂，是由于中美关系的广度、深度和高度均已经达到新的水平，不仅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多个领域，而且在政府、企业、社会公众等多个层面，还在双边、亚太、拉美、中东、非洲等多个地区都有不同的表现，呈现多样的趋向。说其越来越复杂敏感，是由于中美两国综合国力以及国际和地区影响力对比正处于快速变化的阶段，特别是在美国奥巴马政府亚太政策的冲击下，中美关系面临新情况、新问题和新挑战凸显。

　　总体看，两国关系保持稳定发展势头，各层次和各领域对话沟通更加密集，战略与经济对话实现整合并成功举行了四轮，人文交流高层磋商机制得以建立并顺利推进，利益交融愈加深入，经贸、能源、环境、反恐、执法、人文等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新进展，在金融危机应对、重大地区热点和全球性问题上加强协调，基于共同利益的合作日益成为主流，这为两国发展新型大国关系奠定比较广阔而且坚实的基础。与此同时，两国关系中的新旧问题交织杂陈、利益和认知的碰撞摩擦也呈上升态势。特别是随着奥巴马政府亚太政策的不断调整，中美在亚太地区的博弈日趋激烈，引发重大危机的风险明显增大，如何处理好两国在朝鲜半岛局势、日本突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家体制和东亚地区体系、东南亚地区局势等问题上的互动等变得越来越紧迫。这充分表明两国需要基于新的现实和条件，深入交换看法，调整相互认知，重新定位关系，构建新的框架。

　　在此关键时刻，两国领导人会晤，围绕双边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关系发展、朝核和伊核等地区热点难点问题、气候变化和国际能源格局变动等全球性问题，深入探讨，增加共识，减少分歧误解，积极拓宽途径，扩展利益交汇面和有效管控风险，朝着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目标迈进。在两国元首会晤开启着历史进程之后，两国各个部门和各个方面将承续首脑会晤所蓄积的态势开始工作。不容讳言的是，正如过去两年两国关系的曲折起伏所证明的，中美之间确实存在诸多重大分歧甚至结构性冲突，要超越世界历史局限，真正成为不同政治制度、历史文化背景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合作伙伴，确实考验双方的战略智慧和塑造能力，需要双方共同做出艰苦努力。尤其是美国作为两国关系这对矛盾的主要方面，需要承担主要责任。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能否不断取得进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方。如果美国能够超越自身当年实现崛起的历史经验，真正摆脱以往世界霸权更替的历史规律束缚，基于全球化相互依存时代国际关系的新现实和中美关系的深刻变化，来看待和处理中美分歧，那将大大有利于两国新型关系保持稳定并朝合作伙伴的方向迈进。（高祖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