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起分别为顾泉雄、陈靳和朱乐年。
“记者同志，我的话没有多少理论，都是大实话，大白话，但我讲的是老一代人的心里话。我所在的百老德育讲师团，好多老同志都有这样的想法，这是老一辈人们的心声……”
这是前不久，本报编辑部收到的一封来信，来信还附着一份讲稿。“这是我在复旦大学的演讲。作为已近60年党龄的老党员，看着现在的青年们，到21世纪中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期，你们正是年富力强的国家栋梁。你们是肩负重任的一代，我想再向你们提出几个希望。”
来信的署名为顾泉雄，是上海百老德育讲师团的成员之一。“七一”前夕，记者登门拜访，包括顾老在内的几位百老德育讲师团成员。交谈中，从对青年的寄语，扩展到有关党员、群众、社会等种种话题，老人们不知不觉而又很自然地，谈起最多的是时下作风，党员与群众之间的关系问题。
“当你举起右手宣誓入党的那一刻，就是自己立下了一个誓言，不论到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现在，要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真的太重要了……”
种子与土地
“难道你们不知道焦裕禄吗？对待群众怎么能这样？”朱乐年按捺不住，大声质问正在拆除违章建筑的人。
对方白了他一眼：“别和我提焦裕禄……”
朱乐年愤怒：“焦裕禄是干部的楷模，我没想你们能像焦裕禄一样，但至少你们应该知道，你们的行为代表着政府，你面对的是群众，何至于如此？”
朱乐年今年64岁，身为上海百老德育讲师团的一员，这位曾3赴地震灾区救灾的老兵，至今说起这件事，翻着一张张当时拍下的照片，还是按捺不住，“一大早将屋里的夫妻两人，分别拉走隔离，之后再看两人的身上，都是瘀伤。当天拆除了4层违章建筑还不罢休，将房子的3层也打了3个大洞，前几天下暴雨，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一家人的伤口都烂了”。
这间房原本是这家人的家宅，家里经济状况不好，孩子结婚时搭出了一间。在朱乐年看来，这样的违章，不是不可能妥善做好化解工作，让他们主动拆除，在自己家现有的房里想办法，或者在书面上保证，这样的搭建以后在拆迁时不做面积处理等，都是方法。又或者，至少当地的干部，能够到居民家中实地了解一下情况，明白他们的苦衷，安慰一下，劝解一下。
“拆除违章建筑，没错，但为什么要采取这样的方法？还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之后的几天，原本与这家人素不相识的朱乐年，义无反顾地行动了。他找人询问具体情况，联系当地干部希望能够双方坐下来面谈问题，但让他没想到的是，原本定好的时间，一家人赶去，对方推说，主任出去开会，领导家人生病没来，你们请回……
几次三番，朱乐年失望了。这位老兵，说着说着，眼泪也流了出来，“为什么原本应是群众代表的党员、干部，却压根不想见甚至怕见群众，只是坐在办公室里拿着生硬的规章来办事，甚至连说明都懒得做。我没法理解。”
朱乐年觉得，这样的作风，任其发展下去，就会像一座无形的墙把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隔开，“其实，不论怎样，只要踏踏实实做事，捧出一颗心，只要真心实意站在群众的立场上看问题，做事于法、于理、于情，就没有什么障碍不能沟通，没有什么纠纷平息不下来。”
“党员干部真心为民，群众就会民心向党。”这些年，忙着为周围相识或不相识的人们忙碌，几次冲上地震前线，在人们真心实意的谢意中，朱乐年实实在在感到了这样一个简单却真实的道理，“想他人所想，急他人所急，为他人所做。凡事先考虑他人，已经成了我的习惯。”朱乐年说，这是他为人最重要的信条，“从根本上说，在30多年前举起右手宣誓入党的那一刻，这些也是一名党员应有的信条。”
“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多年前的教导，对于每一位党员，现在也没有过时，不对吗？”朱乐年说。
“你把我批评得下不了台，我们交个朋友吧”
与朱乐年相似的经历与情感，顾泉雄也体味深刻。
“做人要像人，做官不可像官。”在这位原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高级记者，多次荣获国内纪录片大奖的著名摄影师感觉中，做一名优秀的党员干部，其实并不复杂，记忆中的例子更有不少。
“1990年代初，当时我们厂的境况并不好。一次，当时的广播电影电视部副部长田聪明同志来厂里调研，征求意见。我在会上发牢骚。没想第二天竟接到田部长的电话，他对我说，‘你把我批评得下不了台，但我知道你是为了工作，我们交个朋友吧。”顾泉雄回忆着，“后来我才知道，那时他是刚到任，很多前情并不了解，问题怨不了他。这样的干部，让人没话说。”
1999年，新中国成立50周年前夕，顾老已退休在家，没想到一天突然接到电话，竟然是已任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局长的田聪明，“他到了上海，还特意到家里看望我，问我最近在忙什么，我便随手递交了我写的《夜上海》纪录片剧本。”
这是顾老的一个心愿，看着国家日新月异的发展，上海的夜色越来越美，他想在之前拍过纪录片《雨西湖》的基础上，再拍《夜上海》等，完成一个三部曲。“部长看了看剧本，便鼓励我，‘这个剧本很好。我请他们支持你吧’。可能对他来说，这并非一件大事，但有了他的支持，我们这群平均年龄已65岁的主创人员，顺利地完成了《夜上海》的拍摄，借助一位离开上海半个世纪的华裔记者的眼睛，描绘了上海翻天覆地的变化。”顾老说。
短短半个小时的影片，获得了1999年度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纪录片奖。“之后我在自己的放映路上，播放《夜上海》，总要向人们推荐中国2010年上海世博会，希望大家都去上海看一看。”
“纪录片的关注度有限，拍摄也不容易。做一名好干部，只要做官不要真像官一样端着架子，多往下走走，多看看，随手解决一些问题，人民群众的创意就可能会有一个更大的舞台，群众就会真正记着你，尊重你。”顾老说，“这其实并不难。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优良作风。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一个显著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
做了近60年党员，顾泉雄是这么想也是这么做的。
今年“七一”前夕，顾老还在忙着为社区的演讲做准备。而自2002年踏上免费放映电影的道路，顾老与妻子龚霞娟从花甲走过了古稀，足迹遍布全国30个省区市、70多个县市，哪里艰苦，哪里贫穷，他们就去哪里，即使时不时吃到闭门羹，也没有阻挡他一再上路，哪怕仅有5位观众的偏僻山区，他也愿意攀山越岭去放一场电影……
对他来说，这是一场“报恩之旅”。“我还清楚记得当年的我，父亲在解放前去世了，解放时我有肺结核、血吸虫病，是新中国的成立救了我，让我们成为国家的主人，之后我人生的每一步，都饱含着幸运与爱。而真正好的艺术也都是来自一线，来自群众的。所以我现在做的一切，都是自觉自愿的，为的就是报恩。”顾泉雄说：“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集体烙印。当年的教育方式，并不复杂，却真切诚恳。其实从那时起，我们的想法就很简单，当时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一句话对我影响很大，‘人所能得到的最大幸福、最自由快乐的心境，莫过于无私的奉献’，这就是我坚守的信念。”
所到之处，电影完毕，顾老总要向台下先深深鞠躬，然后告诉青年观众们，这是献给他们爷爷奶奶辈的。正是因为老一辈人的付出，他才有机会成为一名摄影师。“那时，国家培养一个电影摄影师，费用仅次于培养一名航空飞行员。一卷36张柯达胶卷，在我手里拍电影，嘀嗒嘀嗒，两秒钟就没有了……如今我退休了，把我的电影放给大家看，给大家带去艺术的享受，听到孩子的笑声，我就满足了。”
一直到今天，即使播放的路暂歇，但不论谁只要一句话，两位老人仍会出手帮忙。“如今，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聚焦到作风建设上，集中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问题。我相信只要坚持下去，激浊扬清，就一定会有结果。”顾泉雄说。
“你用人的标准和底线是什么”
“说说我所认识的优秀共产党员吧。”77岁的百老德育讲师团副秘书长陈靳，翻开了自己刚写好的书《人间正道》。
客厅的墙上，挂着邓小平、江泽民等的题字。老人并不讳言自己一生的坎坷，“当年我刚22岁，就被打成‘牛鬼蛇神’，劳改多年，”老人笑着说，“那时，是一群‘老牛鬼蛇神’带着我这个‘小牛鬼蛇神’，一点点走出来的。”
也正是在山西的监狱里，陈靳结识了职位很高的“走资派”王玉堂，“他是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山西省文联副主席。”陈靳说，“我们两人十分投缘，无话不谈，相交甚笃。我每次进城，带回来的大字报、小字报、传单、内部消息等材料，都会给他，然后一起分析国家的形势。”
陈靳至今还记得，老人曾握着他的手说：“天，快要亮了，我们都会获得平反的，历史总要恢复它的本来面目，要相信党，也要相信自己，要向前看，必定会有光明前途。”想不到这位清癯瘦小，目光坚定的革命前辈，预言竟是这样准确，信念竟是如此坚定，这正是一名共产党员对事业，无限的忠诚。
“文革”之后，正是王玉堂的推荐，陈靳加入到举国闻名的刊授大学创办中，也正是在这个 “黄金时期”，陈靳结识了中国残疾人基金会的一位负责人。
“他给我的印象，是深刻而强烈的。记得那时，他身材微胖而敦实，齐刷刷浓密的短发，总是穿着一身绒毛领的蓝棉袄，质朴得就像当年插队落户的知青，唯一与众不同的，是他坐在轮椅上。”陈靳回忆。
这位负责同志平常少言寡语，见面也只是握个手问问好。但他对于刊授大学的成功，非常欣赏：“我们正在筹建中国残疾人基金会和一本 《三月风》杂志，将来希望到上海去开展工作。到时候我一定会来找你这个朋友的。”
翌年过完春节后不久，他果然来找陈靳了，希望能帮助《三月风》杂志在上海开设记者站。
“我当场问他，‘你用人的标准和底线是什么？’”
他想了想说：“其实，我的要求也很简单。就是政治上要可靠，生活上要干净，工作上肯吃苦，经济上要廉洁……我们干残疾人事业，没有名，没有利，只有爱心和奉献精神。如果没有吃苦耐劳的奉献精神是不行的。”
“他说的朴实无华，符合情理。至今我仍然认为，这些用人原则，值得借鉴。”陈靳说。
“结对子”是个好方法
“陈靳一辈子都在为弘扬正气倾尽全力，为需要帮助的人奔走效力。”有人这样评价陈靳。
这些年，为残疾人鼓与呼，他变卖了自己的房产，创办了《三月风》杂志上海记者站，先后为救火英雄刘琦、独肢残疾篆刻家孔天石等多人在困境之中倾情相助，改变了“英雄流血又流泪”的命运。
退休后，陈靳成了社区志愿者队伍中最闲不住的人，镇里的道德讲坛、紫薇讲坛以及社区教育的讲坛上常有他的身影，他还先后编写了30万字的自传纪实小说，用自己的人生阅历，表达自己对于要做一个怎样的人、如何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的理解与看法。
“现在我的三大任务，就是写书、讲课、参政。”老人笑道。老人拿出一叠厚厚的材料，是他多方考察撰写的70多篇反映社情民意的内参建议。乘坐地铁6号线，他目睹地铁拉手杆设置偏高，刹车时险象环生，于是多次到地铁公司查询资料，向乘客采集信息，了解到是由于地铁车厢多为进口，设计不符合国人所致，于是写了一篇《完善地铁车厢的安全防护》，不久相关部门即采纳了建议。另外如《病人基本权利须维护》、《扩大低谷半价电时段》等建议，都引起了重视。
在老同志们看来，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这是不能忘的。
“大到政策法规，小到街边窨井盖，只要和百姓生活有关，就都不是小事，再忙也值得去关注，值得去做。”发现问题的方式，陈靳觉得，“结对子”不失为一个好办法，“现在我也有‘结对子’的对象，平时走动走动，或者就是闲时打电话聊聊天，很多不知道的情况，很多听不到的消息，立即就知晓了。”
如今，再提群众路线，改作风，要“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以党章为镜，按照为民、务实、清廉的要求，勇于正视缺点和不足，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深入分析发生问题的原因，清洗思想和行为上的灰尘。”陈靳认为，“说到底，只要以人民为本，为镜，所有的作为，得失高下立现。”
“中国现在已经有8500多万名党员，若是每位党员都能与一名、两名群众结对，随时听取意见，照镜正衣，那好的习惯与作风，好的风尚，立即会呈几何效应增长。有了这么大的基数，我们的事业，社会的正气，何愁不会向好。”陈靳说的，是不止他一位老同志的心声。（记者 梁建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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