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来讲，追求享乐是人的一种本能。适度追求享乐没错，陷入享乐主义就错，错在把个人享受当作唯一目的，甚至于为了实现这一目的而无所顾忌。作为党的干部、人民公仆，若一味追求享乐、一身耽于享乐，就错上加错，发展下去必铸大错！
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其显著标志就是密切联系群众，并紧紧依靠群众；就是除了忠实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当然包括自己的），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 “来自人民、植根人民、依靠人民”，要求每一位党员尤其领导干部，应该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而努力奋斗，应该与人民群众风雨同舟共济、唇齿相依为命，应该先人民群众之忧而忧、后人民群众之乐而乐——战争年代、困难时期如此，和平年代、繁荣时期亦应如此。做不到这一点，就不算真正的共产党人。
一些干部不思进取而贪图享乐，从大的方面看，一是在我们党长期执政的背景下，淡忘了党的宗旨；二是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经不住种种诱惑。这是思想的“种子”，而现实的“土壤”和“气候”可能是，或因工作可以走形式，或因任职可以当官僚，不免把空闲时间、旺盛精力、聪明才智放在了享乐上。
享乐主义作为一种思想问题，首先必须从思想上加以解决。全党及党的各级组织要对广大党员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加强党的根本宗旨、理想信念教育和党的奋斗历史、优良传统教育。从个人来说，面对享乐的诱惑，应先自 “三问”：
一问自己贡献几何？唯有劳动创造财富和价值，那么，只有劳动了才能得到，只有贡献了才能分享。没有贡献而享受，贡献少而享受多，说轻点是多吃多占，说重些属剥削行为。农村大集体那会儿，个别社员不出工不要紧，反正不计工分、年底少分成；最怕的是那些偷奸耍滑混工分的，出工不出力，下地不下劲。问问自己贡献几何，才知道自己享受的相称不相称。
二问是否合法依规所得？任何事情，依规合法才是正道。宋朝苏轼在《前赤壁赋》中写道：“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 ”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张伯行由福建奉调江苏巡抚，立即发布《禁止馈送檄》：“一黍一铢，尽民脂膏。宽一分，民即受一分之赐；要一文，身即受一文之污……”欲行贿者见此而却步。这些既可称之为“严于律己”，也是守住了做人做事做官的原则和底线。问问是不是依规合法所得，才知道自己享受的是否心安理得。
三问身为执政党的一员，应该做些什么、做得怎么样？邓小平同志说：“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要把工作放在第一位，不应当计较享受。要弄清楚，我们的生活是不能脱离社会的生活水准”“干部搞特殊化必然脱离群众。我们的同志如果对个人的、家庭的利益关心得多了，就没有多大的心思和精力去关心群众了。 ”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理所当然不可以与巨贾富商比享乐 （实际上很多巨贾富商过得很简朴），因为掌握一定权力，要经常问问自己应做什么、能做什么、做了什么、做得怎么样，才知道自己享受的昧没昧良心。
古话说“富不过三代”，大抵因为子孙不成器，坐享其成，坐吃山空。须知，享乐主义最腐蚀人的灵魂、最消磨人的意志，享乐往往是堕落的开始，堕落莫不由享乐发端。同时，党员干部尤其领导干部所作所为，对社会具有“示范”效应和“带动”作用。江泽民同志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不提倡艰苦奋斗、勤俭建国，人们只想在前人创造的物质文明成果上坐享其成，贪图享乐，不图进取，那末，这样的国家，这样的民族，是毫无希望的，没有不走向衰落的。 ”
享乐主义作为一种实际行为，必须从制度上予以根治。在管理上，既不能否认人的自觉性，又不能完全依赖人的自觉性。确立制度，强化管理，恰恰是激发并保障人的自觉性。防止和克服干部队伍中的享乐主义，第一要抓好 “三定”，定职责、定机构、定编制，尤其要科学定编。编制少、人手不够，难以承担职责；但若人浮于事，就难免没事找事、无事生事，最终荒废了正事。第二要强化“三公”管理，规范公务用车、公务接待、公款参观学习和出国（境）考察，尤其要科学确定经费。经费太少，难以开展工作；但如果过于充裕，就难免另想法子找“用途”。第三要实行“三级”考核。一个部门、一名干部的业绩如何、作风怎样，应由上级考核、同级考核、群众考核加权计算。上级考核容易“抓大放小”，同级考核难免“你好我好”，因而要增加群众考核的权重，并加强对考核结果的运用。
俗话说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我们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各级机关和干部的工作及在工作上的花销，怎么不可以晾出来？
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同人民有福同享，有祸同当，这是我们过去干过的，为什么现在不能干呢？ ”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不能坚守艰苦奋斗精神，是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兴衰成败的大事。 ”对享乐主义等不正之风，怎能不“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抓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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