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制度和规范检验活动成果

牟岱 辽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辽宁省委省政府咨询委员会委员

田鹏颖 沈阳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辽宁省委省政府咨询委员会委员

　　舆情调查

　　公众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成果期待有多高？在本报的调查中发现，很多人期望颇高，但也有人心里画了问号。网友“十二个夜”说：“就怕一阵风，搞活动的时候动静挺大，活动一结束，又都变回老样子了。”网友“可乐”说：“领导干部都是社会精英，受的教育比我们多，主意也比我们正，教育他们比教育我们更难吧？”怎样评判活动的成果，也让一些人心存疑惑。网友“兔子”说：“能不能见实效，就看能不能动真格的。如果不处分一批人，就不算见成效了。”微信朋友“大漠孤狼”说：“我们单位正在搞这项活动，可是怎么才算是走群众路线呢？以群众满意为标准，可怎么才算让群众满意呢？靠群众打分吗？可是跟群众有没有感情这件事，该怎么打分呢？　”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已经在省直各单位普遍开展起来了。纲举目张，怎样让活动搞得好、搞得实，怎样让活动的成果转化成推动辽宁振兴发展的强大动力，是每一个党员干部、每一位活动的参与者必须搞清楚的重要目的。而用什么样的评判标准才能真实反映出活动的成效，真实反映民意，真实反映党群、干群关系的现状，更是活动的组织者、各个单位的领导干部必须考虑的关键一环。本报邀请到了我省的两位学者围绕这些问题共同进行探讨。

　　理性看待党群关系现状

　　辽宁日报：在采访中，我们明显感觉到了省直各部门对这次教育实践活动的重视程度。而在这种重视当中，感觉同样明显的是党员干部中间存在的焦虑感和紧张感。焦虑感，来自于对当前党群、干群关系现状的认识，认为干群关系空前紧张，矛盾重重，很难化解，工作的压力很大。紧张感，更多来自一些领导干部，担心活动变成一场运动，担心承受不了来自群众的批评，更担心群众提出的问题是他们解决不了的。

　　田鹏颖：有紧张感、焦虑感是件好事，说明大家已经开始重视党群、干群关系问题了。我们更担心的恰恰是一些党员领导干部的党员意识淡漠，把自己混同于一般老百姓，认为党的前途命运与己无关，这才是我们党隐含的最大危险。目前我们面对的现实是：一方面，群众满怀热忱地拥护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理论，充分肯定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取得的伟大成果；另一方面，又会被看病难、上学难、就业难、食品安全问题、环境问题等生活中的具体问题所困扰，觉得生活得没有尊严，没有幸福感，这是一个悖论。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党群关系、干群关系的疏离，因为部分党员领导干部作风中存在的问题导致群众对某些党员、某些政府部门不信任，进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产生怀疑。不抓作风建设，无论GDP增长多少个百分点，都会被幸福指数的下降消解掉。不抓作风建设，失去民心，也就失去了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政党、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合法性，这正是开展群众路线教育活动的现实必要性和紧迫性。

　　反过来说，也要理性看待党群关系现状。处理国家、政府和百姓的关系问题，处理执政党和群众的关系问题，可以说是有了阶级、政治、政党之后人类社会面临的永恒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政党存在的理由和奋斗的目标。建党以来的历次整风，也都是为了处理好这个关系。所以，既不需要因为某一阶段党群关系好就沾沾自喜，也不需要为某一阶段党群关系紧张就怕得不得了。当然，必须深刻认识到，党群关系好，经济社会发展就顺畅；党群关系处理不好，就会矛盾丛生，社会动荡，党和国家的事业就受影响。

　　牟岱：发展问题实际上就是解决几个关系的问题，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身的关系。创新社会管理，解决的是人与社会的关系；建立和谐社会，解决的是人与人的关系；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解决的就是人与自身的关系问题——每一个党员领导干部应该怎么看待自己，“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　”

　　这次活动之所以不会是一阵风搞运动，恰恰在于突出了一个“自”字，提高每个党员的自省、自警能力，通过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自觉地把党性修养正一正，把党员义务理一理，把党纪国法紧一紧，与群众的距离近一近，实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而这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一日三省吾身”的自省精神也是一脉相承的。

　　开展活动不能千人一面

　　辽宁日报：两位的身份具有多重性，既是理论界的专家，同时又是党员领导干部，是教育实践活动的组织者和活动的主体，对此次活动会有更加全面的理解。两位认为应该怎样做，才会让活动取得实效？

　　田鹏颖：搞活动不能千人一面，不能所有部门都做一件事，这本身也是形式主义的表现。在不同地区、不同单位，最突出的矛盾和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都不一样。就我们辽宁来说，发展是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应该通过抓理论学习，解决党员的信仰问题和思想解放问题；抓八项规定的实施，解决迫在眉睫的“四风”问题；抓经济发展和民生建设，解决群众的幸福指数提升问题。

　　牟岱：的确不能千人一面。地区不一样，单位不一样，党员和党员也不一样。对普通党员来说，走进基层、走进困难家庭，拉近距离、增进感情、改进服务可能就够了。对党员领导干部来说，走群众路线肯定不止于施乐放善，不止于办实事、送温暖，不止于解决一个企业、一个家庭的个性问题，更要发现那些影响党群、干群关系以及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全局性、制度性、政策性问题，让更多的群众从中受益。

　　搞好教育实践活动，我认为就是三句话：问题要找准，办法要找对，改正要彻底。号脉号得准，才能对症下药。至于究竟改没改，改得如何，要让广大群众来评判，以群众的需要为出发点，以群众满意不满意为唯一的评判标准。党员领导干部是人民的公仆，老话说：“干活不由东，累死也无功。　”

　　辽宁日报：但这里也存在一个问题：党员领导干部既是群众的一员，又是执政者。在具体工作中，群众的诉求千差万别，面对全局利益与群众个人利益、长远利益与群众的眼前利益的冲突时，有些干部会发出这样的感慨：“都听群众的，活儿就没法干了。　”

　　牟岱：那也得尊重群众的意见。的确，执政者负有引导和带领群众的责任，但这并不意味着就可以蛮干、硬干、不考虑群众意见地干。发生党群、干群矛盾有几种情况，一是信息不畅，沟通不够；二是沟通的方法不对，群众反感。解决之道就是加强交流，改进方法。但也有的时候不是上述两种情况，似乎的确是群众缺乏大局观，观念相对保守。即使是这样，我们也要反思，是不是条件和时机还不够成熟？是不是我们太急功近利了？是不是偏颇的政绩观作祟？就像田教授前面所说的，在GDP的增长和群众的幸福感之间，哪一个更重要？

　　一百个典型不如一项好制度

　　辽宁日报：从调查中，我们感觉到有些民众对此次活动能否取得实效是持怀疑态度的，而产生这种疑虑的原因就是对如何评价活动的最终成果不清楚。那么，建立一个什么样的评价标准，才能既保证活动出真招动真格，又能真实反映活动的成效呢？

　　田鹏颖：检验这次教育实践活动的成果，必须避免一种庸俗化的就事论事的做法，也就是说，不能只检验少了多少公务支出、进了多少家企业、解决了多少实事，更要绕到具体事务的背后，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高度来理解和评价。我认为至少有这样三个标准，一是实践形态，全体党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是否得到了确立，群众路线的观点是否深入人心；二是理论形态，是否通过若干次的活动形成了作风建设的理论体系；三是制度形态，是否形成了一套完整科学的制度，保障作风建设的科学化、常态化，保障党员领导干部应对各种风险和考验的能力不断增强。

　　而在这诸条标准中，制度建设是最为重要的。习近平总书记说“要把权力放进制度的笼子里”，党员的行为规范也要放到制度的笼子里。出台科学合理的制度比总结经验、做法更有价值，更具普适性，涌现出一百个典型不如出台一项好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