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党的群众路线的若干思考

　　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党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集中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等“四风”问题，达到党员、干部思想进一步提高，作风进一步转变，党群干群关系进一步密切，为民务实清廉形象进一步树立的目标要求。那么，党的群众路线的由来和基本内涵是什么？执政后我们党贯彻群众路线面临哪些挑战和考验？怎样通过这次教育实践活动进一步推动党员干部践行群众路线？这些问题都是大家非常关注和需要了解的。

　　一、党的群众路线的由来和基本内涵

　　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建党思想和原则建立起来的。但是，在中国共产党建设实践中，又形成了一系列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的建党思想和原则。党的群众路线就是其中最富有中国特色的建党原理。

　　从历史进程讲，党的群众路线的提出和形成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是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到1929年古田会议。我们党从组织群众、争取群众、影响群众的角度，不自觉地坚持了一条走群众路线的方针。这个时候总的状况是，我们党既是一个“非法”的秘密组织，又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要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谋求发展，就必须把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影响群众作为一切活动的中心。1922年7月党的二大通过的《组织章程决议案》就指出：“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1925年10月中共扩大执委会决议案又指出：“中国革命运动的将来命运，全看中国共产党会不会组织群众，引导群众。”1928年6月至7月召开的党的六大也作出了“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的重要论断。

　　二是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前后，首次提出群众路线的工作方针和工作路线。1929年9月，由陈毅起草、经周恩来审定的《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三处提到“群众路线”。即筹款工作要“经过群众路线”，没收地主豪绅财产要“经过群众路线”，红军给养及需用品问题也要“渐次做到由群众路线去找出路”。1929年12月，毛泽东在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中指出，党的工作要“在党的讨论和决议之后，再经过群众路线去执行”。那么，我们党为什么会在古田会议前后集中提出群众路线问题？这里的背景是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经过“三湾改编”进军井冈山，朱德、陈毅领导的南昌起义余部也来到井冈山与毛泽东的部队会师，两支部队的会师壮大了革命队伍，但由于观念、习惯、人员构成等不同，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些分歧，经历了一个磨合过程。比如出现了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和盲动主义残余等错误思想。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逐步提出了群众路线的工作方针和工作路线。

　　三是延安时期。这一时期，是毛泽东思想成熟和完善的时期，也是党的群众路线成熟和不断完善、并逐步上升到世界观和方法论高度的时期。1943年6月，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文中，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高度，对党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进行了精辟概括。他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做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1945年4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作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进一步阐述道：“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并将“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作为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党的七大把群众路线载入党章，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刘少奇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指出：“党的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也是我们党的根本的组织路线。”群众路线“就是要使我们党与人民群众建立正确关系的路线”，“就是我们党的领导骨干和党内党外广大群众密切结合的路线，就是从群众中来又到群众中去的路线，就是指导方法上的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的路线。”

　　至此，中国共产党关于群众路线的思想就十分成熟和完备了。其一，从党的性质和宗旨的层面，强调我们除了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身特殊的利益，一切为了群众是我们党根本的价值取向。其二，从唯物史观的层面，强调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人民，只有人民，才是世界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一切依靠人民是我们工作的基本原则。其三，从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的层面，强调“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符合认识论的规律，是确保领导工作科学性和正确性的源泉。其四，从工作作风的层面，强调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必须深入群众、植根群众，和群众打成一片，当播种机、当种子，在人民群众中生根、开花、结果。正因为有了这样的认识，我们党将党的群众路线的基本内涵概括为：“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成群众的自觉行动。”

　　二、党执政后贯彻落实群众路线面临的挑战和考验

　　执政后，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发生了根本变化，也面临着诸多严峻的挑战和考验。而在诸多挑战和考验之中，最可能、最危险、最容易出现的是脱离群众的危险。客观地说，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们对此问题的认识，头脑还是比较清醒的。早在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就批示将郭沫若著的《甲申三百年祭》一文作为整风文件发给全党学习。《甲申三百年祭》是郭沫若为纪念李自成领导农民起义三百周年而作的一篇文章。文章指出，李自成攻陷北京后，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忽略敌人，不讲政策，有些首领生活腐化，发生宗派斗争，最终导致失败。毛泽东认为本文有重大战略意义和参考价值，下发全党学习。在解放前夕的七届二次全会上，毛泽东深刻地分析道：“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并且发出了振聋发聩的“两个务必”。即“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相继发动了“三反”、“五反”等运动，提倡艰苦奋斗，反对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并且提出要“建立一定的制度来保证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的贯彻实施，而避免脱离群众的个人突出和个人英雄主义，减少我们工作中的脱离客观实际情况的主观主义和两面性”。在这一时期，毛泽东同志还多次发动了党内的整党整风。如1950年的整风、1951—1954年的整党、1957年的开门整风等，突出解决干部中骄傲自满、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作风，党员中不想继续革命、不求上进、个人主义、脱离群众等问题，以及党内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现象。他不断地指出：“要勤俭建国，反对铺张浪费，提倡艰苦朴素、同甘共苦。”“同人民有福共享，有祸同当，这是我们过去干过的，为什么现在不能干呢？只要我们这样干了，就不会脱离群众。”毛泽东还辛辣地讽刺了闹地位、闹名誉，讲究吃、讲究穿，比薪水高低，争名夺利等现象。他说：“有一出戏，叫《林冲夜奔》，唱词里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我们现在有些同志，他们也是男儿（也许还有女儿），他们是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评级时。”甚至在毛泽东的晚年，也在念念不忘防止党脱离群众的问题。他讲道：“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他说：“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

　　总的讲，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党根据执政党面临的新形势和新任务，对群众路线作了新的丰富和发展。最有代表性的文献是1956年9月邓小平在党的八大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这一报告对党的群众路线作了新的概括，系统阐述了党的群众路线两方面的意义：在一方面，它认为人民群众必须自己解放自己，党的全部任务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对于人民群众的领导作用，就是正确地给人民群众指出斗争的方向，帮助人民群众自己动手，争取和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因此，党必须密切联系群众和依靠群众，而不能脱离群众，不能站在群众之上。每一个党员必须养成为人民服务、向群众负责、遇事同群众商量和群众同甘共苦的工作作风。在另一方面，它认为党的领导工作能否保持正确，决定于它能否采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按照毛泽东同志所起草的党中央“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来做。他特别强调：“由于我们党现在已经是在全国执政的党，脱离群众的危险，比以前大大地增加了，而脱离群众对于人民可能产生的危害，也比以前大大地增加了。因此，目前在全党认真地宣传和贯彻执行群众路线，也就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毫无疑问，以上这些思想都是十分珍贵的。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既受欢迎，又有成效。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对于这些珍贵思想的实施，尚未从根本上摆脱战争时期形成的党建模式和工作方式，尚未找到符合共产党执政规律的党建模式和工作方式，因此尚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防止脱离群众危险的问题，尤其是尚不能摆脱不断搞政治运动的怪圈，甚至在后来出现反右严重扩大化的错误和“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错误。

　　自觉、清醒和理性地研究我们党执政后脱离群众的危险，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是从邓小平同志开始的。记得1977年4月邓小平复出前夕，他给党中央写信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1977年7月在十届三中全会闭幕会上，邓小平同志进一步阐发道：“我说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作指导的意思是，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的各项工作。”他指出：“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对我们党的现状来说，我个人觉得，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特别重要。”1977年8月，邓小平在十一大致闭幕词时，提出要恢复和发扬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之后，在党的建设方面的一个重大举措，就是提出“高级干部要带头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脱离群众，干部特殊化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干部搞特殊化必然脱离群众。我们的同志如果对个人的、家庭的利益关心得太多了，就没有多大的心思和精力去关心群众了。”紧接着在1980年8月18日作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报告，报告中鲜明地提出“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一直到党的十三大，邓小平同志倡导并提出了党的建设方面的一系列重要思想。比如关于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使党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坚强核心；关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正确的思想路线；关于纠正长期“左”的错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提高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的坚定性；关于进行党的领导制度改革，完善党规党法，实现党内生活民主化制度化；关于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增强党的团结统一；关于实行干部队伍“四化”方针，造就朝气蓬勃的领导干部队伍；关于从严治党，反对腐败，加强党的纪律性，等等。像党政职能分开、党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不搞政治运动等，大家都是耳熟能详的。

　　此后，以江泽民同志为代表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都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贯彻党的群众路线，防止党脱离群众的危险等，作了大量探索和论述，取得了一系列丰硕成果。如江泽民同志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胡锦涛同志提出“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科学发展观”等，无一不是对贯彻落实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的探索和贡献。

　　从这些探索中我们不难看出，执政将中国共产党由长期处于非法地位、被国民党军队围追堵截的境地，一下子变成了执掌全国政权的执政党。这个根本变化，使中国共产党在贯彻落实党的群众路线、防止出现脱离群众的危险方面，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

　　一是党成了各项事业的管理者和领导者，党员成了各项事业的骨干和管理干部。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尽管作为人民的公仆、人民群众利益的代表者的本质没有变化，但是所处的地位和所面临的环境，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加之中国脱胎于长达数千年之久的封建专制社会，民主习惯非常缺乏，造成在现实生活中，不仅一些党员把代表人民群众掌权当作做官，以群众的“父母官”自居，高高在上，脱离群众，把命令主义作为领导、管理群众的普遍法则；而且相当多的群众仍然把自己看成是“平民”、“百姓”，缺乏主人翁意识。也就是说，虽然从本质上讲，党员干部与百姓的关系是公仆与主人的关系，但实际工作中是领导与被领导、管理和被管理的关系。 二是广大党员干部占居各种权力要津，手中掌握大量资源。这一方面有利于我们利用手中权力和资源，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另一方面，如果搞不好，就会搞特权、以权谋私，形成脱离群众的贵族阶层。这就要求广大党员干部树立正确的权力观，认识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民主性决定了人民群众在国家一切问题上拥有最终决策的权力。中国共产党执政，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人民群众委托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政府、官员，代表人民群众去管理国家事务。如果执政党和拥有广泛社会资源和权力的党员、干部，不具备履行人民委托事务的能力，或以权谋私、违法乱纪、严重违背人民群众的意愿和利益，人民群众可以通过一定的法律程序质询、弹劾、罢免，甚至抛弃他们。

　　三是共产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决定了，党只有一心为公，立党才能立得牢；党只有一心为民，执政才能执得好。现在频繁发生少数人闹事，究其主要原因，无非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脱离群众和工作中的错误，对群众缺乏经常的政治思想教育和法制教育，再有是少数敌对分子和坏人的利用。但是，无论原因到底是什么，都不能抹煞这么一个基本事实：人民有事，不向你反映，向谁去反映呢？因此，老百姓有问题找政府、政府自觉为老百姓办事，这是共产党执政的性质决定的，每一级政府和干部都要有这样的自觉，都要在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前提下，通过各种教育渠道，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四是对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等问题的监督和解决，必须通过民主，但民主的形式要符合执政和法制的要求。我国宪法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努力为人民服务。”实践一再证明，我们党要有一个好的作风，我们党员和干部要有一个好的作风，必须增强党性修养和党性锻炼，树立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有理想信念的“金钟罩”和精神上的“钙”，就能确保百毒不侵，不会得“软骨病”。同时实践也一再证明，对于有些官僚主义等问题，没有民主，没有监督，一百年也解决不了。因此，要认真研究执政条件下确保党内外好风气的外部约束机制、建立健全各项领导制度和工作制度，严格公职人员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在宪法和法律的轨道上解决问题。

　　五是执政后我们党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把党的正确主张转化为国家意志，再变成群众的自觉行动。因此，通过动员广大人民群众来实现党和国家的政策，就成为一项经常性的工作。这就要求我们，发动群众但不搞群众运动。党与群众的密切联系要由执政前的群众运动的大轰大嗡方式，逐步转化为靠群众的经常性参与和工作来实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邓小平同志有一段话流传甚广。他说：“历史经验证明，用大搞群众运动的办法，而不是用透彻说理、从容讨论的办法，去解决群众性的思想教育问题，而不是用扎扎实实、稳步前进的办法，去解决现行制度的改革和新制度的建立问题，从来都是不成功的。因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解决群众思想问题和具体的组织制度、工作制度问题，同革命时期对反革命分子的打击和对反动制度的破坏，本来是原则上根本不同的两回事。”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三、通过教育实践活动进一步推动党员干部践行群众路线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紧密联系当前的形势和任务，坚持和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必须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1.树立群众观点。要摆正同群众的关系，群众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是我们力量的源泉，必须情系群众、根植群众，感恩群众、敬畏群众，真正把群众当主人、当亲人、当老师。要尊重群众的主体地位，发挥群众的首创精神，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依靠群众开展各项工作。要虚心向群众学习，和群众促膝谈心、交知心朋友，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善于从群众中汲取智慧和营养，从群众实践中获取工作的不竭动力。要坚持实践标准，坚持工作由群众评判，想事情、做工作，都要把人民群众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根本的衡量尺度。

　　2.恪守根本宗旨。要站稳群众立场，坚持始终与群众站在一起，引导动员群众为实现自己的利益而奋斗。要倾听群众意见，反映群众心声，关心群众疾苦，把群众的愿望和要求作为决策的根本依据，使各项决策既体现群众的现实利益又代表群众的长远利益，既反映大多数群众的利益又照顾部分群众的特殊要求。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各项工作的首位，下大力气解决好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下大气力做好关心困难群众生产生活的工作，努力让群众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3.正确运用权力。要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始终以党和人民的事业为重，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用人民赋予的权力服务于人民、造福于人民。要时刻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坚持清正廉洁，克己奉公，不搞特权，不以权谋私。要进一步健全权力运行和制约及监督体系，真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自觉接受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监督，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要严格遵守廉洁自律的各项规定，严格遵守党纪国法，严格要求自己，严格要求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始终保持共产党员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

　　4.带头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要坚守党的阶级性、先进性、组织性等本质属性，做到旗帜鲜明、立场坚定、纪律严明、干部带头。要加强党性修养和锻炼，志存高远，志趣高尚，严于律己，勇于慎独。要敢于让老百姓向我看齐，身先士卒，艰苦奋斗，真抓实干，清正廉洁。要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等作风之弊、行为之垢来一次大排查、大检修、大扫除，切实解决工作不实，在人民利益上不维护、不作为的问题，克服及时行乐思想和特权现象，狠刹挥霍享乐和骄奢淫逸的不良风气，以优良的作风把人民紧紧凝聚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