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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者小传
陆晓禾 1987年毕业于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哲学硕士。现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社会哲学研究室主任、经济伦理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伦理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经济伦理学会副会长、上海市伦理学会会长，国际企业、经济学和伦理学学会执行委员。主要著作有《走出“丛林”——当代经济伦理学漫话》、《经济伦理学研究》、Business Ethics：A Chinese Approach；译有《1900年以来的伦理学》、《结构人类学》和《维柯著作选》等；主编《经济伦理国际论坛丛书》等5套丛书、20余册书。
围绕中国梦展开的讨论，现在是媒体和各种研讨会上的一大热门话题。就上海来说，如何从城市精神角度为中国梦的追求作出贡献，也是上海学者正在讨论的话题。
这个话题很难，因为涉及太多，要说清楚不容易，但因此也很有意思。因为这给予我们机会，深入地讨论这个话题。
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次正式阐述中国梦，是从“大家都在讨论”谈起的。不少媒体还追溯到习近平在今年3月两会闭幕会上发表的讲话：“生活在我们伟大祖国和伟大时代的中国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每一个人都有做自己梦的权利，也可以将这个梦想藏在自己的心里，如同吹生日蜡烛时的许愿一样。但担负国家领导使命的执政党要带领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追求什么样的梦，则是这个国家的人民想要知道的，是生活在世界其他地方的炎黄子孙所关心的，也是其他国家的人们所关注的。在我看来，这是这个话题之所以此后会引发持续热议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国梦引起了热烈讨论，当然引起的不会只是一种观点意义上的理解。有人疑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复兴大唐兴盛、大清广大疆土？或是毛泽东时代的世界革命领导者地位？还有人认为，中国梦是执政党的梦，与百姓个人无关。我认为，这些想法过于偏颇。因为他们把中华民族的复兴，等同于中国历史上某一个繁荣时期的复兴，也过于简单地用美国梦来比照中国梦。
当然，这并不奇怪。这本身也表明，中国梦话题有一定的开放性、多元性，因而会引发丰富的联想，使人们进而产生新的问题和不同的看法。
美国没有“强国梦”吗
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理解为是兴盛某个已经衰落的历史时代或时期，不只是历史观上的倒退，而且是不可能的
“复兴”，按《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衰落后再兴盛起来”。但恐怕很少有人会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理解为是兴盛某个已经衰落的历史时代或时期。因为这样去理解“复兴”，不只是历史观上的倒退，而且是不可能的。我的看法是，我们可以从“立于世界文明发展的先进行列”的视角出发，来理解中华民族的复兴。
所谓“大唐的兴盛”，无疑是与当时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或文明相较而言的。那时的中华民族，是站在世界文明发展的前列的。事实上，直到18世纪末期，中国一直走在世界文明的前列，直到近代才落后了。18世纪末期，中国的经济规模相当于上世纪末美国经济总量在世界经济总量中的比重。当然，经济规模不是唯一的衡量坐标，只能从一个侧面反映中华民族当时的强盛状况。但是，中国为什么后来由盛而衰，中国如何才能“衰落后再兴盛起来”，重新居于世界文明发展的先进行列？这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的志士仁人所苦苦思索的问题，也是无数前辈先烈浴血奋战力求寻找的答案。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重新居于世界文明发展的先进行列这一愿望，成为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的共同梦想。
美国人不太会做这样的梦。因为他们的国家已经立于世界文明发展的先进行列，而且现在仍然是这个行列中最强盛的国家。所以，美国梦可以只是一份工作、一套房子和一辆车，一个极为个人的梦想。然而，这并不等于说，他们没有维持这样一个强盛国家地位的愿望。他们清楚地知道，个人很实在的梦想，也是需要由一个强大的国家来支撑的。一个强大的美国的存在，就是所有美国人的整体利益。
如果说，美国梦有赖于美国的强大，也有赖于他们的执政党的领导，那么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衰落后又想要兴盛起来的国家以及她的人民来说，执政党的领导和国家的强盛就更为重要了。毋庸赘言，民族与个人、国家与百姓是互相依赖的，而对于如中华民族这样一个有着7000年文明史（据河姆渡文化存续时间推算）、在近代又饱经蹂躏的古老民族来说，她在现当代的浴火重生，就更需要具有远见卓识、具备筚路蓝缕精神的领导和政党在前面带路。所以，中国梦首先要求这个执政党有梦想，要求这个执政党的梦想能够反映和表达这个民族的梦想、这个民族的整体利益、这个民族每一个个体的共同利益。
诚然，中国过去如梁漱溟所说，是不重视个人的，所谓“对个人的永不发现”。也应该看到，已经立于世界文明发展前列的国家，在保障个人的自由和民主权利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教训。而实现中国梦，力图居于当代世界文明发展先进行列，在中国，也就意味着“对个人的永不发现”的发现。这种发现，在中国正在进行。
今天，过去的“德先生”、“赛先生”正从我们自己的经济基础中产生。2004年，“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9个字正式载入宪法修正案，第一次把“人权”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党的十八大报告，把民主、自由、平等、法治等列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来倡导，表明了中国在这方面的持续努力与进步。所以，从“立于世界文明发展的先进行列”这一视角出发，来理解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梦就不可能只是执政党的梦，更不可能与老百姓无关。它是一个以民族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为支撑的、个人的权利和利益得到充分尊重和保障的共同追求。
如今中国梦成为热门话题，反映了它与百姓的切身关联性。同时，对“对个人的永不发现”的持续发现，对个人的更大程度的重视和保障，必然也只能在实现中国梦的过程中得到推进和实现。中国梦要实现的是居于世界文明发展的先进行列，而不是再现大唐或大清之盛况。包括自由、民主、法治等在内，它们既是中国“复兴”愿望的必要组成部分，也是一个立于世界文明发展先进行列的国家应当享有的文明成果。
一度，我们将自由、民主等都归结为资产阶级的虚伪东西，其实这是对马克思的误解。例如自由、平等，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给予了充分肯定，只不过，马克思指出了资产阶级的不彻底，他们没有将这些价值、原则推进到生产领域。在生产领域中，它们违背了这些自己所推崇的原则。因此，我们的复兴，不是要拒绝这些成果，而是要将这些成果真正实际地彻底推进。
从道路来说，我们的复兴，不是也不可能重复西方国家的强盛道路。正如西方学者自己所反思到的，西方文明有着自己的阴影——殖民主义。正是殖民主义，让一些西方国家在发展自己的自由民主法治的同时，却给其他一些国家和民族带去了掠夺、奴役和专制。
党的十八大报告和习近平关于中国梦的阐述表明，我们的这一“复兴”将以中国道路和中国精神来实现。所以，这一“复兴”，不是恢复历史上某个已经衰落朝代的鼎盛时期，更不是重复西方国家的殖民强盛之路。用邓小平的话来说，它是一种“全新的事业”。也就是说，我们要用一种不同于西方的、决不带给其他民族阴影的方式，来创造一种既包含现代文明成果又避免重蹈他人覆辙的、更优越的文明状况。由此，中国梦将不仅首先造福于我们自己的人民，而且将使中国能够对人类有更大的贡献。
中国梦的价值追求
只有在伦理价值、精神价值上达到了世界文明发展的前列，经济和社会的繁荣，才具有真正可持续的动力
那么，上海城市精神“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与中国梦是什么关系？我的理解是，尽管上海城市精神的概括提炼和完整表述完成于2007年，但作为一个城市独具的精神品格，它的形成却是与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的衰落和奋起交织在一起的。
从历史视角来看，上海曾是多国殖民势力争相聚集的地方，是西方文化与中华文化由相遇而竞合的地方，是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地方，也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和改革开放时期的重要城市之一。如熊月之在《上海通史》总序中所说，在近代史上，经济上，上海是外贸中心，是中国金融中心；政治上，是各派政治力量必争之地；社会方面，是典型的移民城市；文化方面，是西方文化输入的窗口，是中西文化交汇的前沿、融合的基地；解放后，是中国的工业基地、财政支柱；改革开放后，是全国改革开放的前沿；现在，又成为先行先试的创新城市。可以这样认为，上海城市精神“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的突出之处在于，它以上海地域文化特色，反映了其立于现代世界文明发展先进行列时，仍然保有的民族、国家精神特征。
首先，开放、开明，是西方文化的优点，是过去闭关自守、夜郎自大、固步自封的中国所缺乏的，是近代以来为中国人所推崇而又特别在上海表现出来的新的精神特征。
其次，2007年后，上海城市精神中增加的“开明睿智”和“大气谦和”，是在肯定上海商业文明精神特点的同时，对上海地域文化精神的进一步反思、提升和完善。它反映了上海人在理智、气质和德性上的进一步要求。
再则，海纳百川、追求卓越，既是公认的上海城市精神的特质，也涵盖了当代文明世界的最新价值取向。1982年，彼得斯和沃特曼的《追求卓越》一书出版。它在掀起西方管理学理念革命的同时，也使“卓越”而非仅仅“成功”成为当代新的价值取向之一。此外，海纳百川，也即包容，也是当代文明世界推崇的重要精神价值。
2011年，上海又提出了八字价值取向，即公正、包容、责任、诚信。一个城市的精神，是要通过这个城市不同层次上的主体来表现的。这里所说的主体，大致包括微观个人、中观组织、宏观政府的行为、决策、制度安排等。因而，城市精神需要也能够通过相应的价值取向来体现和发挥作用。
特别要论及的是，这四个价值取向，其实也是近30年来，世界尤其是西方国家所认同的、比较关键的伦理价值规范。上世纪60年代后期以来，这些国家的学者、公众通过一场场民权、社会、环境运动等的推动，对400多年来资本主义的文化和伦理提出反思和批判。这一系列反思和批判，帮助他们度过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对自由企业的信任危机，重新保持了它们在现当代世界文明发展中的前列地位。但与西方出于对社会运动的被动应对不同，上海城市精神和八字价值取向的提出，是通过执政党、政府主动提出的。所以，这也从上海一处，反映了中国梦的特点，即它首先要求作为执政党的领导，与此同时，必须要反映人民的梦想和需要，以及时代精神的价值追求。总之，上海城市精神及其价值取向，是上海与全国人民在追求中国梦的过程中形成的共同成果，也是我们继续这一追求所需要的精神和价值前提。
中国梦的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是简单寻求更高的GDP世界排名。根本上，应该是我们在伦理价值、精神价值上，站在世界文明发展的前列。就像当年的中国，以礼仪之邦、文明之邦闻名于世一样。只有在伦理价值、精神价值上达到了世界文明发展的前列，经济和社会的繁荣，才具有真正可持续的动力。
实现中国梦，需要有实现这个梦所需的精神气质和价值追求。而这种精神气质和价值追求，也只有在实现这个梦的过程中才能获得。尽管实现中国梦所需的精神气质和价值追求，不只是上海城市精神及其四大价值取向，但它们恰恰也是目前位于世界文明发展前列的国家和民族所需要和注重的。所以某种程度上，我们已经有了实现中国梦所需要的一些重要的精神和价值取向。
复兴不是探索的终点
真正有意义的“立于世界文明发展前列”，是这个民族及其领导政党，要有远见卓识。既有理想的追求，又有现实的态度
发展前列有参照系。现在我们讲“立于世界文明发展前列”意义上的复兴，是以现在居于前列的国家（如美国）为参照系的。顺便说一下，对美国来说，它也有参照系，但他们只能从以他们为师的国家和人民反观自身。例如美国学者理查德·狄乔治谈到，美国人并不满意他们的现状，但既然你们所说的“更好社会的蓝图”在现实世界中并不存在，那么美国人民就不能冒险放弃他们现有的生活状况，选择不曾实现的这个蓝图。所以，对于他们来说，只有两条路，或者是创新，或者就是击败一切威胁他们强者地位的竞争对手。
而如果我们是以“立于世界文明发展前列”为民族复兴的内涵，那么这个内涵显然是动态的，而且是以他人为参照系的。但即便暂时地居于发展前列，或者完成了阶段性的追赶或前行目标，也并非完善的终点。如上所提到的，美国工人并不满意他们的现状。所谓的美国梦，也未必是他们真正的梦的抵达。
因此，对我们来说，真正有意义的“立于世界文明发展前列”，是这个民族及其领导政党，要有远见卓识。它既清楚所要追求的目标、所要趋向的目的善，又了解达到这一目的善的科学道路。既有理想的追求，又有现实的态度。它客观地评价自身，并把因立于世界文明发展前列而拥有的一切物质的和精神成就，作为丰富自己和发展自己的前提和基础。同时，它又清楚地认识到暂时居于发展前列的国家、制度所存在的问题，从而通过我们自己，创造出一种更好的现实，从而对自己的国家、人民，进而对世界有所贡献。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理解邓小平所说的，我们现在所从事的是一种“全新的事业”。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如习近平所说的，我们现在离中国梦比任何时候都近。因为我们并没有像过去的极左思潮那样，摈弃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而是把它用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方式加以利用和吸收。同时我们仍然认为，中国现在尚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换言之，初级阶段并不是我们的终点，我们还向往着更高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上，我们还将探索一个可能的更好社会，一个可能有助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
而在现阶段，特别在目前，更重要的，是要正视追求中国梦过程中的现实矛盾。因为这个初级阶段，这个利用资本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途径本身，就是一个充满矛盾痛苦的过程。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肯定资本主义这个阶段具有铁的必然性，但他同时也反对将其关于西方历史发展道路的提炼，变成所有民族都要遵循的一般历史哲学。所以他当时考虑过俄国公社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可能性。这也就是说，中国完全可以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复兴之路。
当然，在这一过程中，会遇到很多前人不曾遇到的问题，阵痛也在所难免。但是，阵痛是能够缓解的。这里的“能够”，意味着自由和责任。缓解的关键是，要通过政府的、法律的、道德的、公众的合力，制约、避免不必要的和能够避免的痛苦。就上海来说，就是要在坚持上海城市精神和价值取向的过程中，注意将这种精神和价值取向整合到制度和法规中。这是我们无论从西方的经验教训，还是过去30年的改革实践中，都可以得出的认识。
所以，即便在初级阶段，对中国梦的追求，也可以体现出我们的特点。即不仅可以如西方强国那般立于世界文明发展的先进行列，而且能够避免他们所采取过的一些比较原始的途径或手段。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和平崛起”，即以和平方式迈入先进行列。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梦的实现对于中国和世界而言是共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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