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扬延安整风精神 加强党的作风建设——访中国延安干部学院教授肖纯柏

　　编者按：

　　延安整风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开展的全党范围内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也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和加强党的建设的伟大创举。延安整风为抗战的全面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思想政治基础。从延安整风到建国后历次全党教育实践活动，它们之间到底是怎样一脉相承的，又是怎样与时俱进的？为此，记者专访了中国延安干部学院教授肖纯柏。

　　核心提示

　　●延安整风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它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全党掌握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正确方向，为七大的召开和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延安整风重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

　　●延安整风基本方针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通过思想教育、批评和自我批评，达到团结的目的，即“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延安整风端正了党的政治路线，为坚定正确政治方向奠定了共同奋斗的政治基础，使党的建设更好地服务于党的中心任务。

　　●延安整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把全党的思想作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推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在全党形成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三大优良作风。

　　●延安整风造就了一大批能够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优秀骨干，完善了党的组织原则，保证了党的路线、政策和策略的贯彻实施，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组织基础，对新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

　　延安整风是加强党的建设的迫切需要

　　记者：延安整风的主要起因是什么？

　　肖纯柏：延安整风主要是解决当时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当时中央领导层和一些高级干部对抗战路线存在较为严重的分歧，有些负责同志的教条主义思想仍然存在，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能力不强。特别是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国民党围剿了新四军军部，新四军伤亡很大。中共中央在总结新四军失败的教训时，发现过去“左倾”错误和抗战时期的右倾错误，都是因为一些高级干部和军队将领不了解中国革命实际，理论脱离实际。同时，全党由于抗战的需要，党员数量急剧增加，党员成分比较庞杂，迫切需要教育和训练党员，增强党的战斗力。从当时外部环境来看，中国共产党面临着敌、伪、顽、灾四重困难。日本侵略者的实力很强大，敌强我弱，敌大我小，在极为困难之际，国民党顽固派还发起了几次反共高潮，大大小小反共摩擦事件持续不断。在各种复杂矛盾面前，迫切需要提高全党的思想认识水平、理论水平和政策水平，统一思想，应对困难，战胜敌人。这就是延安整风的主要由来。

　　记者：以“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为整风运动的主要内容，有什么历史背景？为什么要把这三方面作为重点？

　　肖纯柏：延安整风的核心是解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之所以要以反对主观主义、整顿学风为重点，从历史上看，过去出现的大革命失败和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这两次大的失败主要在于路线错误。思想路线不正确、思想方法不对头，照搬照抄了苏联经验，把共产国际的指示神圣化了。到了抗战初期，国共两党合作以后，党内个别负责同志又过分迁就国民党，出现“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错误。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以后全党虽然开始了学习运动，部分提高了党的理论素养和工作水平，但这两年的学习运动还是存在理论脱离实际的倾向。1940年12月，政治局会议总结党的历史特别是苏维埃运动后期的政策错误问题时，有的高级干部不同意提苏维埃时期的错误是路线错误。这表明，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是从本本出发，还是从实际出发，成为高级干部的争论焦点。所以毛泽东说：“学风问题是领导机关、全体干部、全体党员的思想方法问题，是我们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问题，是全党同志的工作态度问题。既然是这样，学风问题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第一个重要的问题。”由此，延安整风的首要任务是批判和纠正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思想作风，形成科学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

　　为什么延安整风要把反对宗派主义作为重要任务来抓呢？因为1942年全党开展整风的时候，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一方面，主要由六届四中全会和六届五中全会选出的一些负责同志还存在教条主义；另一方面，党内分散主义和山头主义逐步抬头。当时各个抗日根据地被四面包围，有些彼此分散、有些各自为政。有的地方出现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或者党政配合不够、步调不一致的现象，一些根据地出现了军队与党政组织之间不合作、不协调的情况，还有个别根据地出现党、政、党政军委员会三足鼎立的局面。另外，党的干部队伍增加了很多新党员、新干部。新干部与老干部、工农干部与知识分子干部、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在工作中有时存在一些矛盾，出现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独立主义倾向，影响到队伍的团结和战斗力。长征途中张国焘闹独立性和抗战初期王明闹独立性，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为了保证各个根据地独立自主做决定和党的团结统一，既增强活力又加强集中，迫切需要反对宗派主义，坚持党对抗日根据地政权系统的领导，调整党、政、军的关系，建立集中统一的一元化领导体制。

　　延安整风时党中央为什么把反对党八股整顿文风同整顿党风并列？主要因为很多教条主义者是国外回来的同志，特别是从苏联回来的一些同志带有洋八股的习气，作报告、写文章、发指示，停留于固定的模式，不看对象，无的放矢，千人一面，僵化守旧。这些文章和讲话总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装腔作势，语言无味。这种文风打不中要害，严重影响了工作效率和问题的解决。党八股的背后是不从实际出发，思想僵化，缺乏创新精神。党八股的问题说到底是思想方法问题，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表现形式，这种形式不能表现革命精神，只能窒息革命精神。所以，文风问题也是党风问题，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必然反对党八股。这是一个有机整体。

　　延安整风是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创造性实践

　　记者：延安整风分为高级干部整风、全党普遍整风、总结历史经验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有哪些举措可圈可点，值得注意？

　　肖纯柏：高级干部整风阶段，重点是讨论党的政治路线，从讨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路线开始。这一阶段的整风，一个突出特点是学习非常深入、扎实。为了增强整风学习的实效性，1941年8月，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议定成立中央学习研究组，毛泽东任组长、王稼祥任副组长。同时决定以各部门主要负责人为主成立高级学习组，最初是100多人，后来扩大到250人到300人。高级学习组经常组织经典著作读书会、政策学习会和党史研讨会，研究思想方法论和列宁主义政治理论。有些马列著作和党的文献，反复阅读四、五遍，逐字逐句“啃骨头”，下了很大功夫。毛泽东认为，举办高级学习组是搞好整风“极其重要的关键”。许多过去没有读过马列本本的干部包括高中级干部，这次集中、认真读了中央规定的理论书籍。过去读过马列本本的一些领导干部，这次懂得了怎样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与方法来认识中国革命问题。所以说，高级干部整风是一次学习上的革命，转变了思想观念、思想方法和思维方式，提高了决策水平和领导能力。

　　全党普遍整风阶段，中央机关、各群众团体、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十分注重调查研究，严格贯彻中央的《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比如，中央妇委和西北局联合组成妇女生活调查团，到基层开展深入实地调查，写出了很有分量的《沙滩坪调查》、《沙滩坪第二乡第二行政村调查》等报告。西北局调查研究局考察团一行30多人，对陕甘宁边区绥德、米脂等地进行了两个多月的深入调研，编写出版了《绥德、米脂地区农业生产问题初步研究》一书，全面反映该地区的经济状况和阶级关系变化，为中央和西北局的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不顾花甲之年，率领20多人，分成若干小组，对延安甘泉、富县进行调查研究。出发前，他们没有通知县政府，而是自己选择了三个区、两个乡，直接开展调研。中央军委和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组成考察团，分组对各部队调查军事、政治、文化、供给、卫生等情况，特别是考察执行中央决定的情况和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情况，前后花了两个月。值得一提的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张闻天，1942年1月率领延安农村工作调查团，对陕北神府、绥德、米脂和晋西北的兴县进行了调查。他们深入几十个村庄和城镇，深入农户和地主、商人家，亲自查阅地租、高利贷和商业的原始账簿，历时一年两个月，张闻天审阅和修改了几十份调查报告，向中央写出了高质量的著名调研报告《出发归来记》，为中央决策提供了宝贵建议。

　　全党普遍整风阶段还有一个亮点，就是实行开门整风。这是群众路线在整风中的体现，也是群众实施自己民主权利的体现。1942年底，毛泽东在接见八路军、新四军干部时说：“你们当旅长、团长的同志，在整风中不要怕丢脸。下级对你们有意见，让他们统统讲出来，他们窝在心里的怨气吐完了，心情就舒畅了。你们把架子放下来，如实地向群众检讨一番，上下级间的关系就改善了，内部就更加团结了。”有一次，毛泽东听说陕甘宁边区一家老乡给一个军分区司令员提了意见后，高兴地说：这是天大的好事！那个老乡很有觉悟，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都是老百姓受官府的气，受当兵的欺负，他们敢怒不敢言，现在他敢向我们一个分区司令员提意见，敢批评这位“长官”，你们看这有多好！这是多么了不起的变化。在广大群众的监督评议下，很多单位和领导干部改正了工作中一些缺点和矛盾，保持了党同群众的血肉联系。

　　在总结历史经验阶段，高级干部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更加深入，党内自我纠错的氛围特别浓厚。总结失败教训时，主要不是追究个别同志的责任，更不是着眼于个人的品质，而是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错误的内容和错误产生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思想根源。历史决议的起草，特别注重对革命发展规律、党的建设规律的探索，对历史上犯过错误的同志在作结论时采取宽大的方针，既不含糊敷衍，又不伤害同志，尽量避免作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简单结论。这反映了经过整风的中国共产党逐步成熟、总体成熟和集体成熟。

　　记者：如何看待《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三篇文章在整风运动中发挥的作用？

　　肖纯柏：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尖锐地批判了主观主义作风，号召全党注重调查研究，树立理论和实际相统一的学风，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能力。这篇报告语言犀利，说理透彻，振聋发聩，是毛泽东反对教条主义的代表作，在当时引起了很大震动。毛泽东在报告中提出，反科学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主观主义是党性不纯的表现。提出理论联系实际，要靠调查研究、靠向历史学习、靠掌握唯物辩证法。这篇报告在当时引起了怎样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教条主义出发来对待马列主义原理的大讨论。通过这场大讨论，克服了曾经在我们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的影响，使全党掌握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统一的原则。这对统一全党思想，克服教条主义，确立马克思主义联系实际的作风，起到了重要作用。

　　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了《整顿学风党风文风》的报告，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时改为《整顿党的作风》，这是全党整风的标志。这个报告指出党的总路线是正确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但党风还有些不正，主要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这三种歪风。这篇文章提出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是主观主义的两种表现，都是只看片面、不看全面，都不符合实际。特别是毛泽东在这个报告中对宗派主义发表了自整风以来最为全面具体的讲话，把宗派主义概括为排内性和排外性两种形式，强调整风过程中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搞宗派打击，而要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整顿党的作风》不仅在当时对指导延安整风的顺利进行有重大意义，而且成为以后历次党内教育活动的基本原则。

　　1942年2月8日，毛泽东在中宣部召集的干部会议上发表了《反对党八股》的演说。他把反对党八股看作是一次文化启蒙运动，强调只有废止洋八股，从中国实际和群众需求出发，多写新鲜活泼、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文章，才是活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这次演说之后，很多单位召开了反对党八股漫谈会，一些党政机关把学习的重点放在检查本单位所写的文件、指示、会议、文章、工作方式和语言文字上，看看这些方面有没有党八股的残余。许多单位还检查领导讲话是否不看对象，接待群众时是否有打官腔的现象，领导学习和讲话是否交给秘书或他人办理。还有的单位开展短文比赛、检查发出的公文和文章是否空话连篇，等等。这些举措，有力推动了整风的深入进行，改进了党的作风。

　　记者：怎样理解整风宗旨“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句话？

　　肖纯柏：延安整风的基本方针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通过思想教育、批评和自我批评，达到团结的目的，毛泽东以他特有的语言风格，形象地概括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有着重要的历史背景。落脚陕北前，一些革命根据地在党内斗争中偏重组织处理、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结果既没有弄清思想，又伤害了同志、破坏了团结，削弱了力量。比如，王明对瞿秋白、何孟雄、邓中夏等重要干部就采取了残酷打击的办法，对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志或者调离工作岗位，或者撤职查办，对党的重要干部在经济生活方面实行打击。张国焘在鄂豫皖根据地对持不同意见的干部扣上“右派小组织分子”等政治帽子，撤职、开除党籍甚至刑讯逼供、错杀等。夏曦在湘鄂西根据地也推行左的政策，大批党员被无辜打成改组派分子、反革命分子，后来还发动了错误肃反，一大批优秀干部和将领被错杀。闽西根据地和陕北根据地也都发生过错误肃反或肃反扩大化的情况。这些不正确的党内斗争，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给党造成了重大损失，使本来弱小的中国共产党雪上加霜。毛泽东总结这段历史时说：“一方面，没有使干部在思想上彻底了解当时错误的原因、环境和改正此种错误的详细办法，以致后来又可能重犯同类性质的错误；另一方面，太着重了个人的责任，未能团结更多的人共同工作。这两个缺点，我们应引为鉴戒。”鉴于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极左斗争方式严重削弱了党和红军的战斗力、凝聚力，延安整风时中央明确提出了以思想教育和自我批评为主的整风方式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整风方针。

　　为此，毛泽东强调杀人不是割韭菜，要慎之又慎，善于教育和挽救干部。我们的方法，是改造思想，以马列为武器，批判自己，批判别人；只“整”思想，不把人“整死”，是治病救人，做分析工作，不是乱打一顿。要团结过去犯过错误的同志，建设一个统一的党。过去对犯错误的同志只是惩罚，这一次我们主要是弄清思想，总结经验教训，要使同志们懂得犯错误不是个人的偶然现象，而是社会现象，是小资产阶级的急性病。我们强调产生错误的社会原因，不强调个人责任。因此，组织结论作宽大些。

　　治病救人在延安整风中的运用，一是有自由批评的浓厚空气，负责同志随时接受干部和群众的监督与批评。二是不轻易进行组织处分，尽量团结多数人共同应对外部严峻的困难和强大的敌人。三是给犯过错误的同志承认错误、改正错误的机会，让他们在工作中改正错误。四是开党的重要会议和起草重要文稿、文件时，请犯过错误的同志一道参加，而不是一掌推开。五是党的七大选举中央委员时，建议党代表加强团结，也要选举犯过错误并承认错误、改正错误的同志。结果，王明当选为中央委员，王稼祥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还有一些知错能改的同志安排到了党的重要岗位上。这些措施，使全党达到了洗洗澡、治治病的目的。

　　延安整风为实施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留下宝贵财富

　　记者：关于延安整风，您还了解哪些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可否与读者分享？

　　肖纯柏：整风的历史细节，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党的先进性。比如，为了彻底总结教训，把问题谈透，西北局高干会开了88天。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在延安开了11个月，其间先后召开了8次全体会议，毛泽东对历史决议草案修改了7次，成为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典范。党内生活中，发言一律称同志，不称首长，以利争论。开门整风中，提意见和批评别人时，要先作自我批评，而且批评别人只准明枪，不许暗箭。毛泽东等人在整风中就抢救运动等问题几次作自我批评。他组织的哲学小组，每周活动一次，每次总是毛泽东先提出一些问题，让大家准备，然后一起讨论。小组成员对毛泽东的著作毫无拘束地提出不同意见，毛泽东虚心接受并修改自己的文稿。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陈云，也多次作自我批评。特别是陈云谈到自己过去犯错误是因为经验太少时，毛泽东提醒陈云不是经验太少，而是思想方法不对头，要多读一些哲学方面的书。为此，中央组织部组织学习小组，陈云任组长，通过集体学习和研讨来提高认识。陈云领导的这个学习小组坚持了5年之久，吸引许多工作人员旁听。会议讨论时，主持人开始不做表态性发言，而是最后综合大家意见作总结。另外，为了加强团结，对王明、博古的错误，中央很长时间在全党没有点名，直到1943年12月28日中央书记处才发出《关于研究王明、博古宗派机会主义错误的指示》。

　　延安整风中党的高级干部带头作深刻的自我批评，也有很多感人的细节。1941年9月中央政治局整风会议上，一些曾经在历史上犯过错误的负责同志，在会上进行了沉痛检讨，不少同志是两次发言，有的甚至三次检讨自己的错误。比如张闻天同志第一个作检讨，说：“我是最主要的负责者之一，应当承认错误，特别在宣传错误政策上我应负更多的责任。”博古两次发言作检讨，说：“1932年至1935年的错误，我是主要的负责人。”1943年中央政治局整风会议上，周恩来做了非常深入、直率的自我批评。他用半个月时间，写了4篇共5万多字的学习笔记，对过去的历史进行再认识。第二阶段开始后，周恩来作了五天的发言，检讨了自己在六届四中全会、临时中央、中央苏区、1937年“十二月会议”和武汉工作期间的错误，他的发言是中央两次整风会议中讲得最细、检查时间最长的发言。这些细节，不但反映了共产党人的领导能力和政策水平，而且体现了他们的党性风骨和磊落胸怀。

　　记者：延安整风对后世的党内教育实践活动有什么可借鉴之处？尤其是目前全党准备开展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可以从中获得哪些启示？

　　肖纯柏：延安整风本质上是一次学习革命和思想革命，是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和作风整顿运动。延安整风的成功之处在于，紧紧抓住党内的主要矛盾，把中高级干部作为整风重点，以高级学习组、支部生活和开门整风为载体，中央带头深入学习、严肃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党史学习、路线讨论、调查研究和问题整改相结合，取得了很大成效，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三大优良作风。这启示我们，开展全党范围的教育实践活动，要扎实学习、善于学习、学以致用，不能把学习当门面、当摆设。要善于判断和抓住执政条件下和新形势下的党内主要矛盾，触及灵魂，触及实质，开展思想上的革命；注重发挥党内组织生活的突出优势，发扬整风精神的优良传统，诚恳深入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必须实事求是，从实际情况出发，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组织问题上既要严肃处理，又要慎重对待，不搞一刀切。尤其是涉及重大问题和重要干部，严格按党纪原则办事、按法律程序办事。要把思想教育同问题整改相结合，对照本单位和自身的工作实际，认真查找问题，听取群众意见，以为民、务实、清廉作为这次教育实践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实际行动振奋精神、凝聚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