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实现种子大国的梦想——与野稻结缘的三位“南繁”育种专家自述

知识人·中国梦
为了实现种子大国的梦想
——与野稻结缘的三位“南繁”育种专家自述

　　王效宁（左）冯克珊（中）杨毅（右）

　　结识冯克珊、杨毅、王效宁3位奋战在海南三亚南繁基地的育种专家，是在8月16日。那一天，他们特意从三亚赶到海口，将一份“关于成立国家种质海南热带野生稻圃的建议”送到本报驻海南记者站。

　　“我们就是想借助贵报呼吁一下，因为野生稻的保护与开发刻不容缓，它关系到我们能否育出高质、高产水稻，关系到我们能否实现种子大国的梦想。”3位专家满怀豪情，围绕野生稻打开了话匣子。

　　原海南省动植物检疫站高级农艺师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冯克珊：

　　“野败”呀，我该给你军功章

　　我是1970年7月来到三亚南红良种场（当时还没有南繁基地）搞育种的。幸运的是，袁隆平老师率领的育种团队从1970年10月起也开始在这里育种。很快，我就参与到这个团队里，配合袁隆平的助手李必湖一起做育种试验。然而，几个月下来，做了1000多个试验也没有成果，其中最主要原因是杂交的良种近亲繁殖。当务之急是要找到海南野稻系里一种罕见的雄性不育品种。我是海南本地人，就主动请缨寻找这个宝贝。

　　整整一个月，我寻遍了三亚、乐东等市县，把记忆中每块野稻田都翻了个遍，就是找不到。急得我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人瘦下去20多斤。眼看着试验进行不下去，袁隆平老师的理论无法成为现实，大家都有“火上房”的感觉。一天夜里，我突然想起，三亚市那条老铁路边上有片野稻地给落下了。我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拎着手电就朝那儿跑。等我跑到时，天还没亮，我打着手电在地里细细地找。由于刚下过雨，连泥带水，我深一脚浅一脚地往里扎，用手电照着一株株野稻寻着、找着。眼看走到尽头了，突然，一株异样的野稻出现在我的眼前，我使劲揉揉眼，生怕看错了。哈哈，不只一株，数来数去，一共有8株。“我可找到你了，宝贝！”此时，我忘记是踩在泥里，高兴地一蹦高，一下子滑倒了。等站起来时，泥水顺着后背往下流。我一路跑回单位，等我拽着李必湖再次来到这几株宝贝面前时，那几株野稻仿佛正朝我俩微笑。

　　有了这雄性不育的野稻，我们的试验成功了。袁隆平老师高兴地给这几株野稻命名为“野败”。以“野败”杂交的29南A高产水稻终于在1973年试种成功，到了1975年和1976年便在全国大面积推广。我兴奋地喊：“‘野败’呀，我该给你军功章！”

　　说起来，我也挺自豪，20世纪90年代那本《中国杂交水稻贡献人物》还提到了我在三亚铁路边找野生稻这事儿。我觉得自己够不上“贡献人物”，只不过是尽了一个农科人员该尽的职责。我欣慰的是，袁隆平老师始终没有忘记我，2004年，他特意邀我去湖南长沙，参加“袁隆平科学基金奖颁奖”仪式，并领到基金会奖励的5万元奖金。

　　我今年70多岁了，这辈子注定和野稻结缘。从发现那几株宝贝至今，我一直致力于野生稻的研发、保护工作。当然，我的老本行就是育种，年年、月月、日日轮回着犁地、耙田、育种、插秧、收获。现在我虽然退休了，但我仍工作在南繁基地，这辈子育种没干够呀！

　　我和野生稻既有缘又有情，特别是我找到了知音，有杨毅、王效宁这批中青年育种人，我就放心了。有人说我们仨是“铁三角”。的确，在保护、开发、利用野生稻上，我们认识一致，行动一致。我们一起呼吁社会：要重视这个宝贝，可不能掉以轻心呀！

　　海南省农科院研究员王效宁：

　　野生稻，我一生都愿献给你

　　自从我认识了冯克珊老师，就执着地投入到开发、保护、利用野生稻的工作中。

　　要知道，在全国范围内，海南野生稻最原始、最具有遗传多样性。以袁隆平院士为首开发的杂交水稻以“野败型”杂交稻和“红莲型”杂交稻为主。“野败型”杂交稻就是靠当年冯克珊老师在三亚铁路边上发现的罕见的败育株选育而成的。“红莲型”杂交稻则是朱英国院士以海南红芒野生稻为供体基因育成的。可以说，海南野生稻在水稻育种史上立下了汗马功劳，它是突破杂交水稻科研屏障的秘密武器。

　　眼下，挖掘野生稻优异基因资源，让其为提高水稻产量及改善品质服务，已成为世界许多国家的热点。然而由于日渐增多的开荒、修路、建设等对自然界的破坏，野生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遭到严重侵扰，靠近人群栖息地的野生稻资源大部分消失或萎缩，面临灭绝的危险。一旦灭绝，就意味着这些资源携带的遗传基因永远消失，而这些遗传基因是今后水稻育种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关键。

　　从2002年开始，我与中国科学院杨庆文博士一起，用10年时间考察了海南省18个市县野生稻生存状况，发现现存的野生稻居群总数达154个，有普通野生稻、疣粒野生稻、药用野生稻。其中最大居群面积300亩，最小居群面积10亩以下。应用GPS定位技术，我绘制了第一张海南野生稻居群GPS定位图。今年6月，我主持完成的“海南野生稻遗传多样性保护及种质创新研究”项目通过了海南省科技厅的技术鉴定，被评定为“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我今年40岁，可以说我的青春年华是与野生稻相伴度过的。有人和我开玩笑说：“幸亏你之前谈了女朋友，要不然你娶不到媳妇。”可不是，为了野生稻，我几乎十几年顾不上家。2000年的一天，妈妈突然给我打电话，说：“你爸爸确诊为癌症晚期，最多能活3个月，你再不回来，就见不到他了！”放下电话，我突然意识到对“家”太陌生了，我不是一个好儿子、好丈夫、好父亲。然而，我心里的潜台词是：“野生稻，我一生都愿献给你！”

　　南繁见证了我国超级水稻育种进程，也见证了野生稻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袁隆平院士提出了“利用亚种间的杂交优势，利用野生稻的有利基因，利用新株型选育超级稻”的3种技术路线。这是种子梦，也是中国梦，每每想到此，我就觉得肩上沉甸甸的。冯克珊老师等老一辈育种专家，那么大年纪了，还马不停蹄地为种子而奔忙，我又有什么理由懈怠呢？

　　眼下，我们在海南澄迈建了一个省级“热带野生稻种质圃”，收集了4326份海南野生稻种茎入圃保存，同时也将来自东南亚和非洲热带野生稻的218份野生稻种茎入圃保存。我们的目标是：形成异位保存与原生境保护相互补充的野生稻保护体系。但仅靠我们自己确实力不从心，真切希望能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支持，把“海南热带野生稻种质圃”建设好。

　　中种集团有限公司三亚分公司总经理、研究员杨毅：

　　稻种啊稻种，我今生与你有个约定

　　我和冯克珊、王效宁是好朋友，我们应了那句老话：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我们仨都是那种“拿育种当命”的人。我和王效宁还都是华南农大的毕业生，是师兄弟，可以说，我们把缘分融化在彼此工作上的支持和默契中了。

　　我们公司地处三亚南繁基地，是一个集科研、生产、推销、服务于一体的水稻专业公司。从2004年至今，我们选育和推广的水稻品种有近30个，其中半数以上品种都是利用了具有海南野生稻遗传背景选育出来的优良不育系及其衍生系，与我们自主选育的“中种恢629”等优质恢复系测配，经过多代选择选育而成的。目前这些品种畅销全国，农民朋友非常欢迎，由此也可以看出，野生稻的遗传基因对于优质高产水稻种质是多么重要！

　　现实是，海南野生稻濒临危亡，我认为主要原因有三个：一是物种本身在自然环境中被自然淘汰；二是生物学混杂、种性退化和变异；三是受人类活动干扰，野生稻原生地被破坏，导致生态环境恶化，野生稻消亡。因此，我们呼吁建立国家级种质圃，其中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要收集和保护野生稻种质资源。

　　与其说我们育种离不开海南野生稻，不如说中国的“种业硅谷”离不开它。二十几年来，育种专家们凭借南繁基地得天独厚的环境、气候、资源优势，南繁北育、穿梭育种，这中间海南野生稻功不可没。我听说前不久，三亚市南繁科学研究院做了件大好事，他们把当年冯克珊老师发现“野败”的那块地给保护起来了，在袁隆平院士的支持下，研究院将把它作为野生稻保护工作的实验田，同时开发观光农业，让这个有里程碑意义的地方被开发出潜能，不再沉寂。

　　我是学育种的，我非常热爱我的专业。一到田地里，就是观察、测量、记录；一到实验室里，就是称量、测试；一回到家里，就及时将数据录进电脑；晚上静下心来，就是思考育种计划；出差在外，时刻不忘收集品种信息、观察品种异地表现、与育种同行交流经验及品种材料；坐火车时，往窗外寻找的“风景”就是水稻。总之，一沾育种我就像着了魔。

　　我在家排行老大，两个弟弟都是做生意的，而且做得很好。他们几次劝我辞职下海，但我一点都不动心，因为人的追求不同，我在追求一个美好的梦想：作为一个世界500强公司的下属种子企业负责人，我要为公司尽早实现“中国第一、世界一流”的目标努力拼搏，在为公司创造效益、为员工谋福利的同时，更要为农民的增产增收和国家的粮食安全作贡献。

　　作为一个水稻育种人，品种选育就好像是培育自己的儿女。我时常在心里默念：稻种啊稻种，我今生与你有个约定，不把你培育成为最优最好，不让你跨出国门、走向世界，我就决不罢休，我就永远不下“火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