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谈心式“数字游戏”必须打假

　　近闻，有个单位的一名同志向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督导组汇报成果，说本单位有一领导十年来找部下谈心多达3268次。督导组的同志反问道：“这个数字是怎么统计出来的？”汇报者一脸尴尬，半天说不清楚。(9月21日《福建日报》)

　　十年来找部下多达3268次，几乎相当于一天要谈一次话，可见这个领导已然将“谈话”作为主要工作。别说他自己没厌倦，恐怕别人也听得烦厌了。如此不合常理的数字，在一句“如何统计出来”的反问之下，便会原形毕露，最终以尴尬收场。

　　“数据注水”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别说汇报工作这些“非正式场合”，就算是统计数据上报这种具有“法律责任”的事，也会有人造假。前不久，国家统计局统计执法检查室，对群众举报的云南省陆良县在统计上弄虚作假等问题进行了检查，抽查的28家工业企业上报2012年工业总产值63.4亿元，初步核实为28.2亿元，虚报35.2亿元。

　　如果不是督导组的人多心一问，估计汇报者的数据可能便轻易过关。一般说来，当事人的尴尬之处在于，在汇报数据夸大化、随心化的情况下，其并没有料到听汇报的人会较真。通常情况下，检查和被检查，督导与被督导，不过是种场面上的游戏，功夫都完全在“诗”外，汇报者怎么说，听汇报者就怎么听，所谓你好我好大家好，至于数据谁也没有去当真。

　　玩数字游戏，搞汇报浮夸风，正是形式主义之表现，与其说是汇报者缺乏政治敏锐感，还不如说是习惯性使然。如果玩数字游戏，搞弄虚作假已成为一种惯例，可能就没有场合上的顾虑，这同时也证明了这种现象的泛滥程度。有需求才有供给，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从汇报材料的甲地指导乙地，到总结报告的此年沿用彼年，汇报者的行为固然应予追究，检查和指导者也同样难辞其咎。假若在检查和指导之中，都能多一点“如何统计来的”的质疑精神，在程序上多讲点实事求是的原则，那么即便有造假的冲动，也会因为利益损失而投鼠忌器，断不会愈演愈烈，以至于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效应。

　　官风一直是社会风气的风向标，数据造假是实实在在的欺骗行为，按理不仅不能得到提拔，反倒会因此承担行政上的责任。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一些虚报浮夸者不仅未能受到惩处，反而得到升官等好处。如此看来，十年来找部下谈心多达3268次的数据编造，已不仅是官员道德的问题，其背后的深刻原因值得反思。

　　遏制数据造假，棒子不能仅打一端，需要从考核与被考核两个层面同时发力。在加强统计数据执法和道德强化的基础上，还必须改进政绩考核的方式和办法，使之更加客观、科学和准确，同时要加大对造假行为的行政问责，使造假者承担必要的风险，砍断其间的利益关联，才能真正发挥制度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