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视最大政治也要重视根本政治

　　1979年10月，邓小平指出：“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不只是当前，恐怕今后长期的工作重点都要放在经济工作上面。”1979年11月，邓小平还提出了另外一项任务：“党的领导机关除了掌握方针政策和决定重要干部的使用以外，要腾出主要的时间和精力来做思想政治工作，做人的工作，做群众工作。”在邓小平看来，仅仅抓住“经济工作”这个最大的政治还不行，还必须抓好“做好人的工作”这个根本政治。

　　实际上，中国共产党历来强调最大的政治与根本政治一起抓，坚持二者相辅相成，把拥护自己的人搞得多多。革命战争年代，如果说武装斗争是最大的政治，群众工作自然是根本政治。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是最大的政治，而坚持走群众路线和做好群众工作是根本政治；改革开放以来，发展经济是最大的政治，而做好新形势下的群众工作依然是根本政治。

　　改革开放以来很长一段时间，最大的政治与根本政治基本统一。由于改革初期的“帕累托改进”特征，发展经济能给所有人带来新的福利，经济发展成为名副其实的最大的政治，经济发展水平越快、越好，人民群众对党的支持越大。改革进入“卡尔多—希克斯改进”以来，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增加的同时也有一部分人利益受损。最大的政治与根本政治逐渐呈现分离态势，即经济发展的速度越快，利益受损者对个别政策或举措批判的态度越坚决，这就给做好新形势下的群众工作带来极大的压力。

　　当前，“两大政治”正处于日渐分离的阶段，已是不争的事实。比如，某市年终在对县（区）政府的绩效考评中发现，某县GDP增长率位列全市第一，而群众对干部的满意度却排在倒数第一。又如，大力推进城镇化有利于经济工作，但如果阶层流动性明显降低（一些学者通过观察“了不起的盖茨比曲线”得出的结论），城镇化速度越快，社会累积的矛盾越多，党的群众工作面临的挑战越大。这表明，当今中国一方面处于难得的战略机遇期，另一方面也处于矛盾凸显期，忽视“两个政治”中的任何一个都会带来不可预测的后果。

　　事实上，国外的经验也表明，光有漂亮的经济数据，而忽视社会公正的建构，忽视做人的工作，并不必然提高民众对执政党的认同，这几乎形成了一个长期执政的政党认同中的“经济增长陷阱”。这个陷阱的形成大致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在一个民主政治还没有完全巩固的国家，经济增长带来了选民认同的多元化，分流了执政党的选票，这与执政党的经济业绩几乎没有关系。这就是西方政治学界公认的经济增长有利于民主巩固的观点。二是经济增长的方式或经济成果的分享机会出了问题，如印度和墨西哥在经济快速增长中出现了巨大的贫富悬殊、苏联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经济增长结构的非均衡以及改革决策失误、意大利天民党的腐败和与黑手党的瓜葛，等等。这表明，一个国家仅有漂亮的经济增长数据而忽略经济增长背后的社会公平公正、广大民众的有序参与、经济增长结构的调整、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在全球化背景下共同推进经济增长等目标的实现，依然容易出现执政党认同度下降。

　　于是，我们需要时刻树立两种政治观：既要一如既往地重视经济工作，也要花更多时间、下更大力气去做好群众工作。比如，可以在抓最大的政治的同时更加留意根本政治。据邓小平自述：“一九七五年铁路整顿时，遇到一个解决铁路工人主要是火车司机洗澡的问题。工人下工一身脏，要洗个澡，那么大的企业，搞些喷头有什么困难？但是没有人管。这样的例子，我相信全国还有不少。”这个故事表明，在抓好经济工作的同时，完全可以多解决一些花钱不多又广受群众欢迎的急迫问题。再比如，可以考虑为了根本政治而适当控制最大的政治的力度、节奏和进度。如一些地方政府敢于将一些环保不过关、环评不达标的项目拉下马。还比如，可以考虑在作出经济社会发展重大决策时，积极扩大各层次、各部门的协商民主，广泛听取民意。

　　如果说，抓好最大的政治体现了党员干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紧迫感，是显绩，那么，做人的工作就是党员干部的基本功，是潜绩。重显绩而轻潜绩，重眼前而轻长远，一条腿长一条腿短，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见物不见人，经济基础的底子打得再好，将来都有可能是留给别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