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当兵变是创建陕甘边根据地的组成部分

　　1932年4月2日，发生在甘肃的两当兵变，是在中共陕西省委策划组织下，在习仲勋等共产党人的直接领导下有组织、有步骤、有目的进行的一次比较完整的兵运斗争。两当兵变是党在甘肃组织和发动较早的武装斗争之一，也是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

　　两当兵变是在中共陕西省委积极开展兵运工作，组织革命兵变，建立革命武装和创建革命根据地时期发生的。从1928年至1931年，陕西省委派出多批共产党员先后打入陕甘宁各省区国民党驻军部队和地方武装中开展兵运工作，积极培育革命的军事力量，先后组织和发动了大大小小数十次武装起义，但都遭到了失败。以刘志丹、谢子长等为代表的开展兵运工作的主要领导人，对三年多来武装兵变和兵运工作失败的沉痛教训和斗争实践进行了深刻思考，逐渐认识到失败的原因在于斗争没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没有与土地革命结合起来，于是他们在开展斗争中开始寻找新的斗争途径，即在开展武装斗争中开始与农民运动相结合，创建党领导下的革命武装，以创建革命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斗争。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先后创建了南梁游击队、西北反帝同盟军、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陕甘红军游击队的成立，第一次在西北地区公开打出中国工农红军的旗帜，并根据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积极开展游击战争，执行创建革命根据地的任务，为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两当兵变是中共陕西省委组织和领导以发展革命武装、扩大陕甘红军游击队和创建革命根据地为目的，而策划和组织发动的一次武装兵变。两当兵变发动之前，陕西省委派军委成员刘林圃为特派员，来到部队传达省委指示和协助与领导两当兵变。在兵变取得成功后，兵变部队官兵300余人在县城北门外集合，刘林圃简单地作了政治动员，他在讲话中明确地说：“我们起义是为了回陕北找刘志丹当红军去”，得到了参加兵变官兵的一致赞同。第二天兵变部队行军到达两当太阳寺，正式宣布部队改编为陕甘红军游击队第五支队，许天杰任支队长，习仲勋任队委书记，支队下辖3个连。

　　按照陕西省委与刘志丹领导的陕甘红军会合的计划，兵变部队改编后继续北上。部队在北上行军途中屡遭敌军的阻击，给养困难，忍饥受饿，备受艰辛，部队领导层中发生了意见分歧，习仲勋等人坚持正确的意见，即“主张向亭口方向转移，与陕甘游击队取得配合，如果联系不成就到武宇区去与农民配合活动。”这时刘志丹奉陕西省委的指示，带队伍到礼泉、乾县一带开展活动，准备接应兵变部队。而也就在这时，部队遭到土匪王结子部优势兵力的袭击，陕甘红军游击队第五支队进行了顽强的抵抗，终因寡不敌众而被打散，与刘志丹率领的陕甘红军游击队会师的计划也未能实现。

　　尽管两当兵变最后失败了，但是两当兵变鼓舞了西北人民的革命斗志，打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播撒了革命火种，为我党开展兵运工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配合和支援了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在甘肃革命斗争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特别是作为组织和发动两当兵变的主要领导人习仲勋，在兵变失败后深刻认识到创建革命根据地对开展武装斗争的重要意义，不久受党组织的派遣，辗转来到陕甘边地区，与刘志丹、谢子长等共同开始了创建和发展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开始了由领导兵运斗争的军事工作，逐渐向创建革命根据地及建设根据地工作的转变。

　　两当兵变失败的教训，也使习仲勋进一步明确了在陕甘边地区开展武装斗争的基本道路，这就是武装斗争必须和农村的群众斗争、土地革命相结合，才能成功地建立陕甘边红军和革命根据地。从此开始，创建和发展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便成为习仲勋革命生涯中的一个重要时期。在创建和发展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和工作中，习仲勋表现出非凡的组织能力和天赋，并把这种组织能力和天赋融入到创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的工作中，迅速成长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在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为代表的陕甘边党政军领导人的正确领导下，经过艰苦卓绝的英勇斗争，以陇东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逐步扩大，发展成幅员为陕甘边界10余县的广大区域，陕甘边地区工农武装割据的局面初具规模。1934年11月，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南梁召开，正式成立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经过民主选举，习仲勋当选为政府主席。习仲勋在主政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期间，制定和实施适应革命根据地建设和发展实际的“十大政策”，迅速推动了根据地政治、经济、社会、军事、文化等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使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进入了一个大繁荣大发展的重要时期。从组织领导两当兵变走出来的习仲勋，到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并主政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这也就是两当兵变对创建和发展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所起到的最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