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身正气 满腹经纶——深切怀念赵伯平同志

　　我们的老战友赵伯平同志逝世三周年了。每想起他的品德、业绩，总是令人难以忘怀。

　　（一）

　　赵伯平同志是中共七大代表、八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十三大和十四大特邀代表，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常委。他是陕西党内德高望重的老前辈，为党、为国、为人民奋斗了67个春秋。1926年，他和史可轩、许权中一起，在蓝田、长安一带开展农民运动。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蓝田特别区委书记、县委书记、省委巡视员。1930年秋，任中共陕西省委候补委员、陕北特委书记，与谢子长、刘志丹等同志一起抵制“左”倾路线，将党的工作重点转向农村，组织秘密农会，建立党的联络点。到1932年底，创建起73个党支部，发展了1153名党员，点燃了陕北革命的燎原之火。

　　1933年秋，因叛徒出卖，伯平被捕，囚禁在“陕西第一模范监狱”达三年之久。在狱中，他认真阅读马列主义书籍，撰写抨击蒋介石不抵抗主义的文章，和吕剑人等同志一道，通过绝食、演剧等形式，同敌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法庭多次刑讯，他守口如瓶，始终没有吐露半点党的机密。敌人见他“坚不吐实，顽固不化”，又玩弄新的伎俩，以枪毙恐吓。伯平镇定自若，严词痛斥：“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后敌人通知他被判刑10年，他一笑置之，蔑视地说：“判我10年，看你们岂能统治10年？！”充分表现了共产党人大义凛然、坚贞不屈的英勇气概。西安事变后，伯平无条件获释。

　　（二）

　　抗日战争期间，伯平先后担任中共陕西省委执委、常委，并兼任民运部长、宣传部长、组织部长。解放战争期间任中共陕西省工委书记、关中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在此期间，他积极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和革命理论，团结非党人士合作共事，领导陕西地下党，创造性地执行党中央关于白区工作的正确方针，巩固和发展了党的组织。1939年，国民党中央制定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掀起反共高潮。针对这种情况，1940年夏党中央提出“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16字方针。在实现这一方针过程中，伯平有独到见解。他指出：要使党的组织精干隐蔽，关键是保证党员质量，“量的多少不能离开质的好坏”，“若党内有不少‘怕死鬼’、‘冒失鬼’、‘马虎鬼’，那就是党员太多了。”他认为，影响党员质量主要是三种人：思想上动摇，斗争中怕死；行动上冒失，不按实际情况办事；工作中大意，不遵守地下组织纪律。他还针对当时党内的关门主义倾向，提出开展社会活动的三条原则：“不生硬，很自然；不特殊，很一般；不狭小，很普遍。”这就是把省委“内无奸细，外不孤立”，“广交朋友”和“白皮红心”的要求进一步具体化，使地下党扎根于群众之中，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孤立共产党的阴谋。1942年延安整风期间，康生搞“抢救失足者运动”，把陕西地下党打成“红旗党———假共产党”，使许多同志蒙冤受屈。伯平挺身而出，据理力争，顶住压力，保护了陕西地下党。1948年春，关中部分地区土改中侵犯中农利益，乱划成份。伯平发现后，严厉批评，坚决纠正。他说“土改中右是不对的，但‘左’比右更坏。宁‘左’勿右，看似‘可爱’，实则‘可恨可悲’，破坏了政策，脱离了群众”。后来他还提醒地、县干部，对于右和“左”的问题，一定要具体分析，谨慎对待。切忌无限上纲，伤害同志。

　　1948年2月初，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给伯平去电，要求三天内将敌人二十九军的兵力部署、行动计划调查清楚。伯平接电后，立即将获悉的重要情报报告彭总，对瓦子街战役取得胜利起了重要作用，受到了中央军委的通令嘉奖。

　　（三）

　　解放后，伯平同志先后担任西安市委第一书记、中央西北局常委、中共陕西省委第二书记、陕西省省长。他长期主管农村工作，十分关心农业和农民问题。陕西农业发展纲要就是在他的亲自主持下制定的。他对关中和陕南、陕北的地理民情了如指掌，对群众生产、群众生活、群众情绪、群众利益关怀备至。他非常重视发展集市贸易，不但要求各级干部认真调查研究，而且多次深入市场考察。早在60年代初，他就主张把自由市场放开搞活，活跃集市贸易，反对关闭、取缔。他说：“放则活，关则死。关的结果，把近市变成远市，明市变成暗市，低价变成高价，对生产者和消费者都不利。”

　　三年暂时困难时期，由于“左”的影响，包产到户问题，在陕西争论时间长，范围广，纠了搞，搞了纠，上纠下不纠，明纠暗不纠，几经反复，严重挫伤了群众积极性，生产上不去。伯平体察民情，敢讲真话，他直言不讳地说：“把包产到户提到两条道路斗争上，是过分的，不妥当的。”1962年7月中共陕西省委三届四次全委扩大会议期间，他曾提出：“包产到户不是旧事物的复活，而是新事物的萌芽，很可能是中国农民的创造。”他强调农村的社会主义方向是要坚持的，但做法不能单一化，要多种多样。如包产到组，包产到户，扩大自留地，划小核算单位等，都有因地制宜的适应性，符合农民的愿望。伯平的这些难能可贵的创见，在当时不仅没有得到重视和推广，反而受到了不公正的批判。

　　（四）

　　伯平同志在陕西文艺战线上有卓越建树。从30年代到60年代初，他一直参与和领导了文艺界的重大活动。早在三四十年代，他就创作了《新考试》、《大上当》、《抓汉奸》、《祁半仙》、《特种学校》等现代秦腔剧本，从不同角度有力地宣传了党中央提出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政治主张，尖锐地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反人民的狰狞面目。1942年，为配合延安整风，伯平先后改编了《民族魂》、《石达开》、《三滴血》三个剧本，在边区中央大礼堂演出后，轰动延安。毛泽东、朱德、林伯渠和谢觉哉等领导同志观看演出后，称赞三个戏改编得好。

　　五六十年代，伯平担任省市委主要领导期间，虽然工作十分繁忙，但对戏剧的改革与发展仍然殚精竭虑，不遗余力。1956年春，他主持召开了戏剧改革座谈会，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对全省戏剧特别是对秦腔的继承和改革作了精辟的阐述。在表演艺术上，他针对一个时期粗制滥造和抛弃历史遗产的现象，要求在“唱、白、做、打”等方面，苦练基本功，做到有棱有角，有板有眼，有韵有味，有声有色，把十八般武艺学到手。他的这个讲话，对当时贯彻“双百”方针、繁荣陕西戏剧起了鼓舞、激励和推动的作用。

　　长期以来，伯平同志在抢救弦板、阿宫和同州梆子等传统优秀剧种上，有特殊贡献。同州梆子是各种梆子戏的鼻祖，销声匿迹近40年，濒临灭种的境地。伯平亲自组织班子，抢救老艺人，改编老剧本，招收新演员，排练新节目，终于创建了一所具有地方特色的戏校，使这个古老剧种获得新生。

　　保护西安明城古迹，伯平也是有功的。1958年“大跃进”年代，有些同志把西安城墙视为封建遗迹，主张拆除。他力排众议，上书国务院，请求保留。在习仲勋同志的支持下，经国务院批准，西安城墙被列为国家首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80年代初，经过全面整修，墙、河、林、楼、路综合治理，面目一新，现在已成为全国唯一保存最完整的古城墙旅游景点。

　　（五）

　　伯平同志在大是大非面前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他的突出特点是知难而不退，临危而不惧，遇险而不惊，蒙冤而不怨。早在1929年，曾因一个叛徒私自代他登报声明脱党，被组织上做了“一时的政治动摇”结论，他一直被蒙在鼓里。时隔38年后，中共中央组织部于1982年9月经过复查，真相大白：该“脱党声明”纯系叛徒所为，伯平同志没有责任，撤销原结论，还了他的清白。50年代后期，面对一次又一次的“左”倾思潮，他不说违心话，不做违心事，不随波逐流，不人云亦云。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根据康生捏造的罪名，错误地指责习仲勋等利用小说《刘志丹》进行反党，伯平保持沉默。别人劝他发言表态，他严肃地说：“不表态就是表态。仲勋是个好同志！”因此受到不公正的对待。

　　伯平是个满腹经纶的学问家。他对哲学、文学，特别是史学，博学不厌，诲人不倦。他不论是编剧本、写文章，还是做报告、谈问题，总是深思熟虑，亲自动手，反复推敲，字斟句酌，几十年如一日，直至耄耋之年，还孜孜不倦，埋头书案，笔耕不已。离休后，人休志不休，不顾年老体弱，认真撰写回忆录，为党和人民留下了宝贵的史料。

　　伯平同志艰苦朴素，两袖清风，从不搞特殊化。对同志既严格要求，又亲切关怀，从不整人。用他的话说，是“包公脸、婆婆心”。他身边工作的同志，在受了他的批评甚至训斥之后，不仅毫无芥蒂，反而更加亲近，视他为严师诤友。

　　伯平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为共产主义事业艰苦奋斗的一生。他把毕生精力献给了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伯平同志逝世三周年的时候，我们缅怀他，正是为了学习他。他的不朽功勋将永垂青史，他的品德风范与世长存。

　　（人民日报 1996.05.20第1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