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长者和良师益友——纪念林伯渠同志诞辰一百周年

　　今年3月20日，是敬爱的林伯渠同志诞辰一百周年。我以十分尊崇的心情，对这位革命长者和良师益友表示深切的怀念。

　　我第一次见到林老是在1935年12月。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瓦窑堡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林老到瓦窑堡，是我们去迎接他的。这位长征的老英雄上身穿着光羊皮的坎肩，腰间系着一根皮带，脚上穿着藏族的长筒靴。他满头银发，精神矍铄，态度和蔼，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从此以后，由于工作关系，我和林老的接触逐渐多了起来，每次到延安，我都要去看望他，两人在一起亲切攀谈，十分和谐。林老在陕北艰苦奋战十四年，在我与他相处的日子里，亲聆教诲，耳濡目染，他的革命精神、高尚品质和优良作风，使我受到了深刻的教育，我们每一个革命同志都应该向他学习，并贯彻到实际行动中去。

　　（一）

　　我们要学习林老坚持党性，顾全大局，维护团结，严守纪律的高尚品质。

　　林老经常说，一个领导者要有团结人的广阔胸怀。他就是这样的一个好榜样。1936年9月，林老和我都出席了中央政治局在保安县（志丹县）召开的扩大会议。这次会议进一步分析了抗战时期国内矛盾的发展变化，并作出了《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提出了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建立民主共和国的口号。在会上，毛泽东同志严肃地批判了“左”倾机会主义者的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其他同志也纷纷发言严厉地批评了犯错误的同志。林老在发言中完全赞同中央对形势的分析，同意中央“重提国共合作”，将建立“人民共和国”改为“民主共和国”，以便团结全国各党各派各个阶层共同抗日。对犯错误的同志，林老的态度是严肃的，又是亲切的。他没有斥责他们，而是着重指出：这是过去的错误，我们要从中汲取深刻的教训。我们党要讲团结，只有团结才能克服困难，才能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毛泽东同志称赞林老的讲话是顾大局的，会议的紧张气氛一下子缓和了，犯错误的同志感受到党和同志们的信任，激励了他们在中华民族的伟大解放事业中改正自己错误的决心。

　　1942年9月，李维汉同志被中央派到陕甘宁边区政府担任秘书长兼政策研究室主任。李到任后，康生借口他在历史上犯有错误，规定不让他看机密文件，有些会议也不能参加。林老知道后提出：他是秘书长，不看文件，不参加会议，怎么搞工作呢？林老指示秘书处，凡送给他看的文件，一般都要送李维汉同志阅读。在林老主持召开的会议上，他都主动地征求李维汉同志的意见。与西北局许多干部的资历相比，林老是个老前辈，但他从不论资排辈，而是严格地按照组织纪律办事，把党政关系摆得很恰当。他对西北局很尊重，陕甘宁边区政府部署的工作，他总是要向西北局请示报告。1945年秋，中央调我到西北局主持工作，那时我才三十一、二岁，林老极力支持我大胆工作，每逢开会时，他也是让我先讲自己的意见。他说，你是西北局的书记，应当先讲话。由于林老模范地起到了团结纽带的作用，使西北局和边区政府的关系很密切、很融洽。

　　（二）

　　我们要学习林老关心干部，爱护干部，循循善诱，平等待人的优良作风。1935年10月，党中央率领红军到达陕北，及时纠正了陕北肃反扩大化的错误，挽救了陕北的党、红军和革命根据地。我们这些被关押、被迫害的同志重新回到了党的温暖怀抱。林老一见到陕北的干部便问长问短，非常关心，非常爱护。虽然过去我们都没见过他，却一见如故，亲如家人。

　　1936年初，中央为了培训东征的干部，在中央党校办了三个“突击班”。当时，我也在这里学习，兼一个班的主任。董必武同志是中央党校的校长，林老给我们讲过课。他经常用毛主席的教导、先烈的革命事迹，教育干部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坚定革命信念。他讲课时，结合实际，提出问题，讲解理论，我们听了很受启发，获益非浅。至今我还觉得这种理论联系实际的讲课和学习方法很好，应当大力提倡。

　　林老对待同志，既坚持原则，公正无私，又以诚相见，一视同仁。他同工作人员研究问题，总是用商量的口吻，让大家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议。他能耐心地听完别人的讲话，对不正确的看法及时解释、纠正，从不向人发脾气。有些干部在工作中犯了错误，林老热诚地进行教育引导，使他们认识错误，改正错误。林老在和我们谈心时，常以切身的经验教训，启发我们认识自己身上的缺点和工作中的不足。林老经常引用“谦受益，满招损”这句话来与我们共勉。他谦虚谨慎，从不居功自傲。他严于律已，宽以待人。工作中有了问题，无论是在中央的会议上，还是在边区政府工作会议上，他首先检查自己的缺点，主动承担责任。凡是和林老共过事的同志，都深深感到他既是一个忠诚正直的无产阶级政治家，又是一位可敬可爱的慈祥长者。林老言传身教，为我们党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德才兼备的干部，成为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骨干力量。

　　最令人难忘的是，林老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抵制了康生搞的“抢救运动”，保护了党的许多干部。1943年4月，党中央决定在整顿党的作风的同时，进行一次普遍的审查干部，并指出，在审干中必须实行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原则。康生却利用审干，掀起了所谓抢救失足者运动，大搞逼、供、信。他在中央直属机关作的报告中，把整个延安和边区说得特务多如牛毛，结果一度发生了反特扩大化的严重错误。当时，国民党顽固派也极尽挑拨离间之能事，大肆造谣诽谤。林老对敌人的造谣诬蔑和康生打击陷害革命干部的言行严正地予以驳斥。他说：我们要看这些同志在对敌斗争中的表现，怎么能相信敌人的谣言呢？林老将情况报告了毛主席，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也对康生的错误作法提出了严厉的批评。1943年8月15日，党中央作出《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正确地规定了九条方针，反对逼、供、信和乱提、乱打、乱杀等错误方针。毛主席指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是此次反特务斗争中必须坚持的政策。”这样，就及时制止和纠正了反特扩大化的严重错误，并且很快对受冤屈的同志进行了甄别平反。

　　（三）

　　我们要学习林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

　　陕甘宁边区原来是一个穷地方，地广人稀，土地瘠薄。抗日战争爆发后，边区成为全国抗战的重要根据地，部队和各种机关的人数迅速增加，从全国投奔革命圣地延安的人也愈来愈多。国民党顽固派用几十万军队对边区包围封锁。这一切使边区的经济发生了严重的困难。党中央号召边区军民自力更生，自己动手，开展大生产运动。林老领导陕甘宁边区政府把发展生产作为一切工作的中心，并采取了一系列周到细致而又行之有效的措施。这主要是实行优待移民、难民的政策，鼓励开荒；开展劳动竞赛，奖励劳动英雄；开展减租减息运动，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支持和支援军队实行屯田政策；适当发展工业和商业贸易。军队是大生产的一支主力军，军队实行屯垦是朱德同志提出来的，其中也渗透着林老的心血。1940年春，林老带领农业技术人员到南泥湾勘查，提出这里是开荒生产的好地方。王震同志率领三五九旅到南泥湾垦荒，把这片荒凉的土地变成了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陕北好江南。

　　林老不仅是边区大生产运动的组织领导者，而且是生产劳动的参加者。他开荒种地，锄草浇水，非常勤奋。许多同志看他年纪大，工作多，便劝他不要干了。他却说：大生产运动是中央的号召，我也要积极响应，参加生产劳动。因为我也是边区的一个普通老百姓嘛！

　　陕甘宁边区军民经过几年的艰苦奋斗，特别是1943年掀起了大生产运动的高潮，使边区的农业、工业和商业都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使我们从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冬天没有棉被盖的困难境地里摆脱出来，基本上过上了丰衣足食的好光景。陕甘宁边区由原来是全国政治上最黑暗、经济上最贫穷、文化上最落后的地区之一，建设成为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全国人民抗战的指导中心、中华民族解放的灯塔。这是党中央和毛主席英明领导边区人民努力奋斗的结果，也是林老领导的陕甘宁边区政府正确地贯彻执行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结果。陕甘宁边区建设的成就不仅表现在经济方面，同时还表现在“三三制”政权的普遍建立、精兵简政方针的实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减租减息政策的实行、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等方面。1945年3月，在林老虚龄六十寿辰时，党中央特致函祝贺，高度评价了他建设陕甘宁边区的丰功伟绩。吴玉章同志在怀念林老的诗中也写道：

　　抗战中心陕甘宁，建设辉煌薄海钦。

　　领导全凭毛主席，伯渠协力有殊勋。

　　抗战胜利后，林老继续领导陕甘宁边区的建设。1946年5月2日，林老和我联名写信给志丹县县委书记王耀华和县长赵玉文，表彰他们很好地完成了上半年的生产任务，表扬他们深入农村的正确的工作方法与作风，同时也指出了他们在领导生产中存在的问题。这对推动和指导整个边区生产起了良好的作用。

　　1947年3月，国民党顽固派为了挽救其失败的命运，派二十多万大军进攻陕甘宁边区。党中央决定主动撤出延安，当时考虑到林老年事已高，曾提出请他撤离到河东的晋绥边区。但林老决心留下来同边区军民共同战斗。他率领边区政府机关的同志们，踏上了转战陕北的征途。

　　林老在边区几次重大的运动中态度都是正确的，特别是在土改问题上更表现了他具有高度的政策水平和远见卓识，善于执行党的政策，使它符合当时的实际。1947年10月24日，林老出席了西北局传达贯彻中共中央颁布的《中国土地法大纲》和全国土地会议精神的义合会议。他完全赞同党中央关于彻底解决土地问题的方针。在执行过程中，他特别注意从实际出发，认真执行党的各项政策。在土地改革深入发展的过程中，晋绥地区和陕甘宁边区都出现了排斥中农、破坏工商业、对地主富农乱斗乱杀等现象。对于这些“左”的作法，林老是不同意的，在实际工作中尽可能地进行纠正。当时，边区参议会副议长、开明士绅安文钦也被斗了，没收了浮财，并把他“扫地出门”。林老对这一事件提出了严肃的批评，指示要按党的政策予以纠正，并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赞同林老的意见，指出：下级党政干部的做法过火，伤及了开明士绅，要保护他们。林老亲自找安文钦谈话，向他赔礼道歉，把没收的东西交还给他，并转达了毛主席对他的关切。以后在为边区政府副主席、开明士绅李鼎铭先生举行的追悼会上，还请安文钦致了悼词。林老为李的墓碑题写了“爱国典范”四个大字，高度评价了他为边区的革命事业作出的贡献。12月25日至28日，林老和我都出席了党中央在米脂县杨家沟召开的“十二月会议”。毛主席在会上作了著名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这个报告对革命战争转入进攻后，党需要解决的军事、土改、整党、经济政策、统一战线等一系列问题作了精辟的论述，是一个重要的、纲领性的文件。这次会议深入地批评了土改中的“左”的错误。林老在会上发言中所表现的自我批评精神与对人民负责的态度使我深为感动。毛主席在会上还指定我发言。我比较详细地总结了陕甘宁边区的工作，并对土改中出现的“左”的错误，作了批评和自我批评。

　　1948年4月22日，我西北人民解放军收复延安。仅一年一个月零三天，延安又回到了人民的怀抱。林老很快就率领边区政府机关的同志们胜利地返回延安城。1948年底，全国胜利在望，党中央电召林老去参加筹备新政协和组织中央人民政府的工作。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干部和林老在艰苦的岁月里风雨同舟，朝夕相处，结下了深情厚谊。12月12日，西北局和边区政府举行干部大会，欢送林老。我在会上致了欢送词。林老在会上也讲了话。他说：一个人民的勤务员，到哪个地方都可去工作。他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们说：全国胜利接近，这是值得我们欢欣的。因为这是我们党领导革命运动三十年所取得的胜利。但是，这个胜利也很容易冲昏头脑。我们不应该冲昏了头脑，我们要继续为将来的工作奋斗，要克服工作中的缺点。12月16日，林老告别了他的亲密战友和同志，带着陕北人民对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衷心问候，乘汽车离开了延安。大家望着驶去的车影，都激动地流下了热泪。

　　建国后，林老由于积劳成疾，身体逐渐衰弱，但仍力疾从公，发奋工作，直至他逝世前的二十多天。林老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赢得了干部和群众的一致称颂。他为全党树立了一个优秀共产党员的光辉榜样。我们要努力学习林伯渠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革命精神、高尚品质和优良作风，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1986年3月18日 新华社发）

　　（人民日报 1986.03.19第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