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良同志和我们分别两年了。在革命红旗漫卷西北大地的艰难岁月中，我们同他并肩战斗，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每当我们回忆起过去的战斗历程，他的音容笑貌立刻浮现在我们的眼前，特别是他的优良品德和作风，时时激起我们对他的深切怀念之情。
仲良同志一生为追求共产主义真理而奋斗。从小勤奋好学，追求进步，早在青年时代，就接受《向导》、《中国青年》等革命书刊所传播的马列主义思想，积极参加耀县当地农民的革命斗争。他在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以小学教师的职业作掩护，从事党的秘密工作，曾任中共耀县特支书记、区委书记、县委书记。1933年，他和张邦英、陈学鼎、陈国栋等同志趁王泰吉在耀县率兵起义之机，按照党的六次大会方针，组织了游击队，打土豪，分财物，镇压反动分子，受到当地农民群众的拥护；不久，又率领游击队进入陕甘边照金革命根据地，与其他革命武装会合。1934年春，红二十六军派他和王安明同志领导第三路游击队，为恢复和发展以照金为中心的关中根据地作出了显著的成绩。后来，这支游击队不断发展壮大，和其他兄弟部队合编为红一团，仲良同志任政委。毛泽东同志率领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仲良同志在中央领导下一直坚持关中地区的武装斗争。抗日战争时期，仲良同志任关中军分区司令员，按照中央针锋相对的方针领导保卫陕甘宁边区的南大门，有力地打击了顽固派的进攻。解放战争中，他担任过军政治委员、省委书记等许多重要职务。他的一生，对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对解放大西北，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都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仲良同志对党的事业忠贞不渝。无论是在的艰苦的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无论是胜利进军的号角声中，还是遇到困难、遭受挫折的时候，他对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对共产主义的前途始终充满必胜的信心。1932年春，他因领导农民的抗捐斗争而被捕。在狱中，他同敌人进行了英勇机智的斗争，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坚强意志和崇高气节。在1935年陕北“肃反”中，他受到怀疑和审查，始终坚持党性原则，坚持实事求是，经受了考验。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受着无端的诬陷和残酷的迫害，仍然保持着坚定的信念，对各种突然来临的事端采取严肃的原则态度。他常说：“知人论世，要黑白分明”，“党心不可欺，民心不可负，道路尽管曲折，前途却是光明的。”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确立了一条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党和国家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仲良同志满怀喜悦的心情，积极投身于拨乱反正的斗争，自觉地在思想上、政治上和中央保持一致。在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时，他对重大原则问题态度鲜明，毫不含糊。他说：“对错误的东西，绝不能随便苟同，更不能看风使舵，随波逐流；对正确的东西，要敢于坚持，而且要坚持到底。”所有这些，都表现了一个奋斗终身的共产党员坚定的原则性和高度的政治觉悟。
仲良同志为人耿直，襟怀坦白，勇于批评和自我批评，从不文过饰非。五十年代末，他在甘肃担任省委第一书记期间，由于受当时“左”的思想影响和主观主义作怪，犯了浮夸冒进的错误。但他勇敢地承担责任，多次进行检讨，认真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他说：“个人得失事小，给党和人民造成的损失事大。”他以此为鉴，在工作中谦虚谨慎，虚心接受同志们的帮助和监督。在与人交谈中，他经常讲的是自己工作的失误和不足，而很少讲自己工作的成绩。在检查、讨论工作问题时，他常常联系自己的切身体会，要大家正确对待自己，正确接受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既要经得住胜利的考验，也要经得住失败和挫折的考验。他总是恳求和他一起工作的同志批评他的缺点和毛病。他引用古人的话来鞭策自己：“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蚀焉，过也，人皆见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他经常说，人不要怕别人知道自己的错误，错了能承认，能改正，群众就谅解，就欢迎。仲良同志正是这样做的。对于别人的错误，他则是宽宏大量，与人为善。尽管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残酷迫害，但是在拨乱反正过程中，他总是反复宣传中央关于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中犯错误的同志的指示精神，强调要看到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只要有了认识，就不要揪住不放。他的这种宽厚胸怀，团结了同志，赢得了群众的尊敬和信任。
仲良同志顾全大局，处处以党的利益为重。粉碎“四人帮”以后，江苏省委分配他担任省科委主任，他坚决服从组织的决定，欣然到职视事，没有因为担任的职务低而影响革命斗志和工作积极性。1979年，他重新担任省委书记，自知余年不多，愈加勤奋，夜以继日地为工作操劳。1981年，党中央提出机构改革，调整领导班子，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对于这一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措施，仲良同志第一个申请退出省委领导班子。他在致中央书记处的信中写道：“现在党中央励精图治，为我们祖国开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好局面。这就需要更多的德才兼备的中青年干部担负起我们的事业，使我们的党更加生气勃勃。”他说，老同志离开工作岗位，并不是不要关心党的事业，“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主要应好好总结革命和建设事业的经验教训，留给后人借鉴。他退出第一线以后，积极撰写回忆录，先后写出了纪念刘林圃烈士、回忆兰州战役等文章。直到逝世前两天，他还忍着癌症的巨痛，亲自指点秘书对记述陕甘边第三路游击战争发展的一篇文稿进行修改。在担任省委顾问和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期间，他虽然重病在身，仍然不忘自己所肩负的职责，通过调查研究和听取意见，积极向中央和省委的有关部门提出关于改进卫生工作和植树造林、保护环境等重要建议。这些建议颇有见地，读后很受启发。
仲良同志善于深入实际，联系群众，严于律己，始终保持着革命老战士的光荣传统。1965年夏，他由甘肃调江苏工作。他说：“从西北到东南，一切都感到生疏。甘肃同江苏的差异又是很大的。”他便从认人、认门入手，熟悉干部，了解情况，深入到省委办公厅各处室和机关院里的一些单位，同大家谈心，并连续召开了几次座谈会。随后，他就到外地进行调查研究，在二十多天内，兴致勃勃地沿江跑了十二个县市。每到一地，下工厂，去农村，他都不厌其烦地向基层干部和群众虚心求教，同他们交朋友。他对群众的生活十分关心，问寒问暖，尽情照顾。而对自己和家属却要求十分严格，从不特殊。他常说，我们是党的干部，只有为人民多作贡献的义务，不应谋求制度规定以外的任何特权。不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建设时期，他的生活都很简朴，能够同广大干部甘苦与共，打成一片。建国以后，物质条件逐步好起来，他也不忘党的艰苦奋斗的好传统，没有向组织上提出个人生活上的过高要求。他经常对子女进行革命传统教育，鼓励他们在艰苦的环境中磨练自己，把自己锻炼成又红又专的建设人才。直到去世前不久，他还将自己撰写的一篇回忆兰州战役的文章送给子女每人一份，并加了四条附言，让他们时常想一想当年革命环境那样艰苦，人们却能够万众一心，英勇斗争，战胜强大的敌人，这是为什么？他要求每个子女对这个问题认真思考，作出回答，以激励自己的革命斗志。他曾引用古人的话说：“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他告诫自己的子女：我们都是在“十目所视”之下生活和工作，广大群众都看着我们，时刻监督着我们，我们应为有这种监督而感到幸运；同时，要警惕不要落到“十手所指”的地步，如果我们不严格要求自己，群众将会戳我们的脊梁骨，那是很不好受的啊！仲良同志这些感人至深的衷言，对我们每个为建设社会主义四化而献身的干部和青年都有现实的教育意义。
（人民日报 1985.04.27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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