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党的历史方位探寻整治“四风”路径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把主要任务聚焦到作风建设上，集中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问题，这是我们党在科学判断党的历史方位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凝党魂聚民心的重大战略决策。我们也必须从党的历史方位来考察、反思和探寻，才能找到根治“四风”顽疾的“钥匙”。

　　一、与“四风”的斗争始终贯穿于党从小到大、由弱到强、由革命党变为执政党的全过程。

　　追溯历史，“四风”并不是新鲜事物，早已有之，在我们党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多次反复出现过，每次只是具体内容和形态不同而已。这就是说，“四风”不是凭空的、偶然产生的，而是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因此，我们只有首先从历史积淀的进程中找到党的历史起点，才能把握整治“四风”的脉搏。

　　早在1929年，毛泽东针对红军队伍中出现的一些错误思想倾向，指出享乐主义是党内个人主义的表现之一。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毛泽东在开创中国革命道路过程中，曾多次受到形式主义的干扰与危害，也是他最先批判了形式主义。在中央苏区，他就提出要反对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这两种在群众工作中出现的、同群众观点根本对立的“主义”。在延安时期，我们党成功地开展了以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为主要内容的大规模延安整风，培育并形成了党的三大优良作风。

　　建国之初，为经受住执政考验，全国开展了声势浩大的“三反”、“五反”运动，果断处决腐败分子刘青山和张子善，在当时产生了振聋发聩、壮士断腕的强烈反响。上世纪60年代初，毛泽东专门写了一篇《官僚主义的二十种表现》，列举了强迫命令式的官僚主义，老爷式的官僚主义，做官混饭吃的官僚主义等等。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谆谆教诲：“官僚主义现象是我们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广泛存在的一个大问题……已达到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他还认为，官僚主义除表现为命令主义外，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主要又表现为形式主义，“形式主义也是官僚主义”，并告诫全党“要腾出时间来多办实事，多做少说”。江泽民同志强调：“官僚主义引发形式主义，形式主义助长官僚主义，已经成为影响我们事业发展的一大祸害。全党上下、全国上下，必须狠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胡锦涛同志强调指出：“这些年来，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在党员队伍和干部队伍中有滋长蔓延之势……”“领导干部要带头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把加强作风建设作为工作开局的重要突破口，制定出台“八项规定”，部署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剑指“四风”顽疾，充分体现了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一贯方针和坚定决心。

　　二、“四风”如不能干净彻底地铲除，我们党将失去执政的根基、人民的信任、自己的未来。

　　直面现实，由于我们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和党员队伍组成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两个深刻变化的相互交织和作用，使我们党在长期执政的条件下，党群干群关系面临许多新的严峻考验。

　　深挖“四风”问题产生的根源，既有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亦有现实诸种原因。

　　从思想上看，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等价交换原则的渗透、物质利益的驱动、竞争心理的失衡、人际关系的庸俗化不断侵蚀到党的政治生活，使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受到了严重损害，一些党员干部自觉不自觉地背离了党的宗旨。

　　从作风上看，由于党长期执政，一些党员干部跟人民群众的感情淡薄了，“主人”与“公仆”关系错位，甚至觉得群众觉悟低、很难缠，看到群众就头疼，不愿意和群众打成一片，严重脱离了群众。

　　从经济上看，在传统的发展方式驱使下，一些党员干部把经济增长当成唯一目的，重物轻人，忽视了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忽视了社会的公平正义，忽视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甚至为短期的经济增长不惜牺牲群众利益。

　　从政治上看，受西方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社会思潮的冲击和影响，一些党员干部封建迷信和伪科学盛行，理想信念出现迷茫、困惑甚至动摇，大搞权权交易、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站到了人民群众的对立面。

　　从制度上看，在干部教育管理工作上缺乏有效的监督约束，有的单位和部门温情主义、好人主义思想严重，对不良倾向和违纪问题不敢较真碰硬，没有形成良好的内部监督约束机制，一些党员干部的法规意识、自律意识有所退化。严峻的现实表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扫除“四风”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为重要、更为紧迫。

　　三、治“四风”要有敢于亮剑的勇气，彰显执政党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

　　着力从思想上筑牢防范“四风”的堤坝。“四风”问题，说到底是党风问题，是作风不纯、为政不廉等问题的集中表现。要从根本上清除，必须从思想源头抓起，抓住理想信念这个制高点，深入开展理想信念、宗旨意识、党的历史和警示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增进群众感情、站稳群众立场，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弄清楚“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始终保持对人民群众的敬畏之情、敬重之心。

　　着力从组织上把好根治“四风”的关口。选什么人、用什么人，就会有什么样的干部作风乃至党风。要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改进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办法，坚持全面、历史、辩证看干部，选用干部既看显绩又看潜绩，既重能力又重作风，不再简单以GDP论英雄，坚决纠正简单以票取人、以年龄取人、以学历取人的倾向，用科学的政绩考核“指挥棒”推动作风转变。坚持干部考评的作风标准，让作风好的干部受到重用，让作风不好的干部受到警醒和惩戒。在考评内容上，把作风情况纳入干部考核评价体系，加大作风在考评中的权重，并将其作为干部任用的重要依据。

　　着力从制度上堵塞滋生“四风”的漏洞。遏止“四风”，不仅要治标，更要治本。只有健全法制、强化党纪，才能发挥制度的刚性约束作用。要本着于法周严、于事简便的原则，建立健全为民务实清廉的长效机制，把密切联系群众的各项工作具体化。当前，要着重完善党员干部直接联系服务群众制度，健全群众利益诉求表达机制，领导干部亲自处理来信来访制度和群众接待日制度。严格执行党内监督的各项制度，执行好领导干部个人重大事项报告、述职述廉、民主评议、戒勉谈话、民主生活会、巡视和派驻、经济责任审计和质询制、问责制等党内监督制度。以加强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监督为重点，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切实把防治腐败的要求落实到权力运行的各个环节。

　　着力从惩治上压缩“四风”生成的空间。整风肃纪，必须建立健全作风建设监督体系，始终保持惩治“四风”的高压态势，让任何人都不敢触碰这根“高压线”。严肃查办发生在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中滥用职权、贪污贿赂、腐化堕落、涉黑腐败案件，严肃查处利用人事权、司法权、行政执法权、行政审批权谋取非法利益的行为，严肃查处发生在群众身边、侵害群众利益的案件，特别是对腐败行为“零容忍”，用铁腕牢牢守住党纪国法这条“红线”。

　　着力从环境上营造净化“四风”的氛围。抓住领导带头这个重点。发挥各级领导干部在培育社会正气、抵制歪风邪气中的表率作用。健全完善群众监督评判机制，把群众满意与否作为检验作风好坏的根本标准，积极探索机关作风民主评议、民意调查等办法，用群众的监督来约束、引导干部行为，促进干部作风持续改进。各级人大、政协要组织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对作风建设情况开展专项评议。强化党组织的监督、党员的监督、民主党派的监督、舆论媒介的监督等，构织一个全天候、全方位的干部作风监督网，让“四风”在群众的监督下无立锥之地、藏身之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