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新起点

　　我国改革正处于深水区和攻坚阶段。与以往相比，改革的深刻性、复杂性、艰巨性前所未有：转型与改革交织融合，经济转型、社会转型、治理转型都直接依赖于重大改革的突破；利益失衡的矛盾突出，改革需要在调整重大利益关系上取得进展；转型倒逼改革，改革的时间和空间约束全面增强。在这个特定背景下，正在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研究制定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方案，向人们释放以更大决心和魄力推进全面改革的重要信息。

　　突破利益固化樊篱

　　坚持富民优先，形成合理的利益结构是我国改革开放的重要起点和重要经验。35年前，正是因为改革打破了平均主义的樊篱，才使改革赢得了广泛的社会支持，进而形成了改革的社会合力。35年后的今天，改革在取得历史性成就的同时，面临着贫富差距扩大、利益失衡的突出矛盾和重大挑战，利益固化的倾向与趋势日益明显。面对深刻复杂的利益关系，需要坚持富民优先的改革导向，大胆稳妥地调整利益关系，尽快扭转贫富差距扩大的趋势，逐步形成更为合理的利益结构。

　　坚持富民优先，就是把老百姓不断享受到改革红利、发展实惠的基本原则贯穿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五位一体”改革的始终，并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出发点和归宿。经济体制改革需要坚持富民优先。我们说，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还需要进一步改革，重要的是这个不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容易导致利益固化和利益失衡。尽管市场化进程会不可避免地导致利益分化，不可避免地带来利益主体多元化，但公平可持续的市场经济体制恰恰可以促进公平竞争，能够形成平等竞争的规则，能够让更多的人凭借辛勤的劳动、技能的提高而实现向上流动。政治体制改革需要坚持富民优先。确保经济体制改革的普惠性，使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这就需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有效约束权力、监督权力、问责权力，提高政府公信力；这就需要优化权力结构，使政府从具体的利益中超脱出来，把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作为基本职责；这就需要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权利和自由。社会体制改革需要坚持富民优先。就是要加快形成托底的体制机制，让中低收入者免受经济波动的冲击；就是要理顺国家、企业、居民之间的利益关系，逐步提高“两个比重”；就是要打破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形成各类群体公平发展、共享发展的社会环境；就是要在缩小贫富差距、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形成橄榄型社会新格局上有重要突破，以奠定共同富裕的社会基础。文化体制改革需要坚持富民优先。就是要适应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突破文化供给的体制瓶颈，使文化不仅成为重要的支柱产业，成为城乡居民就业和收入增长的重要渠道，更成为促进人的发展的重要事业。生态体制改革需要坚持富民优先。就是要适应全社会日益增长的生态环境需求，加快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相关体制机制建设，推进绿色转型和绿色增长，使全体城乡居民享受青山绿水。

　　全面深化改革涉及重大利益关系调整。坚持富民优先，就是要敢于调整重大利益关系，敢于向行业利益、部门利益、地方利益等既得利益“动刀子”，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樊篱；就是要破题收入分配改革，努力实现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中等收入群体翻一番；就是要保障和改善民生，把发展经济与改善民生更好地结合起来，加快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让群众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

　　全面激发市场活力

　　35年的改革实践表明，政府与市场关系牵动、影响改革全局。政府与市场关系处理得好，不仅能够保证经济健康发展，还能够带来社会和谐与政治清明。相反，政府与市场关系处理不好，会给经济转型、社会转型等带来多方面的困难。当前我国经济生活的突出矛盾，在于政府过多的行政干预和深度介入微观经济活动。这就给新阶段的市场化改革提出了一个重大问题：在经济生活领域，是坚持市场主导下政府的有效作用，还是实行政府主导下市场的有限作用？毫无疑问，在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需要进一步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全面激发市场活力。

　　以市场化改革为最大红利。从人类发展历史看，任何其他工具都不能取代市场机制在经济增长中的基础地位。我国改革开放35年最重要的经验是“培育市场、解放市场、发展市场”，通过市场基础性作用的发挥，创造出计划经济时代无法比拟的经济活力和经济效率。当前，尽管我国已初步建立了一个市场体系，但这个体系还远未完善，还带有行政主导资源配置的结构性缺陷。土地、水、电、油、金融等资源要素配置还有着比较严格的行政管制，环境产权交易等市场体系远未建立起来。然而，正如35年前我们没有预期到今天的发展一样，未来5到10年深化市场化改革能够释放出的红利，很有可能远远超过我们当前的预期。

　　努力实现市场化改革的全新突破。未来几年市场化改革的重点，就是要加快资源要素价格改革，打破资源、土地、资金等要素的“新双轨制”，更加充分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就是要全面打破垄断，拓展社会资本更大的制度空间；就是要以公益性为重点调整优化国有资本配置，发挥其在社会保障、非营利性公共服务、战略性产业稳定和保障国家安全方面的重要作用；就是要更多地借助社会力量，发挥其在形成公平有序市场秩序中的作用。

　　把政府转型作为改革的突破口。在政府转型没有重大突破的情况下，理顺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是十分困难的，推进市场化改革步履艰难。政府职能重心如果继续放在做大总量、扩大投资上，改变投资主导就难有实质突破；如果不改变以经济总量为导向、以地方财政收入增长和干部考核为约束激励机制、以政府主导和地方政府间竞争为突出特点的体制机制，就很难走出产能过剩、土地财政、债务风险等治理困局；如果不改变政府自身利益倾向，“有形之手”就会产生干预资源配置的内在冲动。新阶段全面激发市场活力，就是要以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为重点加大政府放权力度，简政放权，从制度上约束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就是要尽快通过财税、土地制度等改革，有效理顺中央地方关系，实现事权与财力匹配，改变竞争性地方政府增长模式及相关的体制机制；就是要在制度上明确各级政府在公共服务、社会管理上的基本职能，在干部绩效考核上，改变“以GDP论英雄”，切实把公共服务实现度和群众满意度作为干部评价、考核、奖励和问责的重要标准。

　　深化全面开放

　　从35年改革开放的历程看，以开放倒逼改革是一条基本经验。从现实情况看，新阶段开放倒逼改革不仅远未结束，反而面临着更为艰巨的任务，呈现许多新的突出特点。例如：在外部市场的萎缩将是中长期、贸易保护主义再度抬头的背景下，要改变投资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适应我国对外开放的新形势，要把扩大内需、拉动消费作为推进区域合作的重大战略；按照增长转型的现实需求，要由过去以制造业开放为主转变为以服务业开放为主；适应国际形势的变化，要通过开放为我国发展争取良好的国际环境。

　　在深化全面开放中形成改革的强大动力。不仅要通过开放倒逼国内各项改革，也要通过开放成为新阶段全球自由贸易的有力推动者，遏制不断增长的贸易保护倾向。不久前，在上海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就是要通过区域内全面的制度创新为我国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探索新路子。

　　以服务业开放带动全面开放。调整银行、证券、保险、电信、邮政、教育、医疗、文化等服务业用地政策，创新服务业政策体系；要深化互利共赢格局，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加强基础设施领域的合作为重点推进与东盟自由贸易的升级；要以推动设立中日韩、中韩自由贸易区为突破、以加强新兴经济体的全面合作为重点，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扩大贸易、投资合作空间，构建区域经济一体化新格局。

　　在深化全面开放中稳步提升软实力。充分发挥我国的内需潜力这一战略优势，积极参与全球治理重构，在世界经济再平衡与世界经济秩序重建中发挥更大作用；在全面开放中加大国际文化交流，推进公共外交，增进战略互信，不断提升我国软实力和影响力。

　　推进依法治国

　　无论是深化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和生态“五位一体”的改革，还是推进新的全面开放，都迫切需要法律化、制度化的保障，都迫切需要建设法治政府，都迫切需要建设公平正义的法治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加快法治建设，以法治精神建设现代经济、现代社会、现代政府。

　　加快形成现代市场经济的立法保障。现代经济是法治基础上的市场经济。缺乏法治基础的市场经济体制不仅不公平，也不可持续。适应形势变化，通过立法规范改革程序，不仅可以有效保障市场公平，还可以有效防止改革的扭曲。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求看，相关法律的制定与实施仍然滞后。需要通过加快立法，保障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保障不同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

　　加强以保障公平正义为重点的法治环境建设。现代社会的本质是法治社会，法治社会的本质是保障社会公平正义。改革实践表明，良好的法治环境是社会稳定和良序发展的重要保障。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公平正义越来越成为全社会的基本需求。适应这个变化，重在保障公平正义的法治环境建设。以司法公开为重点加快司法体制改革，完善司法程序，在司法独立、公正上要有新的突破。通过形成保障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法治环境，为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提供法治保障。

　　以建设法治政府为目标加强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是走向善治的根本举措。只有依法行政，才能真正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政府与社会关系，形成有效的公共治理。未来5到8年，需要加强财政、税收、公共资源配置等方面的立法进程。

　　过去35年的市场化改革使我国由低收入国家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处在历史新起点的全面改革，将使一个13亿人的大国由中等收入国家迈向高收入国家行列，其意义不亚于过去35年的改革。中国梦，是13亿中国人走向共同富裕的梦。我们有责任为推动这场深刻伟大的改革，主动担当、敢于作为、乐于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