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适合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及其现实意义

　　毛泽东在领导全党探索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曾提出许多富有创造性的思想，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这些思想和理论观点，虽然有些还不甚成熟，有的在实践中未能得到坚持，但它毕竟是开拓性的。毛泽东不少重要的思想理论观点，直接成为邓小平理论的重要思想来源和基础，并与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脉相承，是十分珍贵的。

　　一、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及集中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思想

　　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一切革命的最终目的。毛泽东历来重视这个问题。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在《论联合政府》中就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帮助的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建国后，毛泽东同志十分重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把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与实现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同时作为总任务提了出来。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毛泽东对阶级关系的新变化作了符合实际的估计。1956年1月，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明确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同年，他主持召开的八大正确分析了我国阶级关系和主要矛盾的变化，郑重指出我国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及根本任务又做出了进一步的论述，指出“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随后，他多次谈到，我国正处在一个转变时期，由阶级斗争转向与自然界斗争，由革命转向建设。这些论述本来已经充分地论证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问题在于从1957年以后，由于毛泽东改变了对国内主要矛盾的认识，这就造成全党的工作重点始终未能真正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及集中发展生产力的思想才得以进一步的继承和发展。

　　二、关于走一条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思想和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

　　毛泽东认为中国的工业化道路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作为实行社会主义的中国，我们当然不能走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工业化老路，同时中国又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80%以上，中国工业化必须建筑在工农业发展的基础上，而不能竭泽而渔，片面发展重工业，以牺牲农业和轻工业，损害工农联盟为代价。为探索一条既不同于西方国家，也不同于东欧、苏联工业化的第三条道路，毛泽东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的理论。根据马克思关于社会生产两大物质生产部门要保持平衡发展的原则，针对苏联工业化的教训，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首先提出“又要重工业，又要人民”的思想，指出，在经济关系中最重要的就是工业与农业的关系，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他把这称之为工业和农业两条腿走路的思想。1957年，毛泽东进一步把这个思想系统化，概括为中国工业化的正确道路，要求在重点抓工业发展的同时，注意抓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使重、轻、农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协调发展，互相促进。后来在纠正“大跃进”错误的过程中，毛泽东突破了以重工业为中心的传统认识，提出了要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又进一步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并提出要根据农业发展的需要和提供的可能性来安排国民经济计划，把整个国民经济转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毛泽东关于工农业关系的思想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开创了一条既实现工业化，又发展农业生产，并使人民群众生活不断得到改善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

　　如何认识和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以此推动社会的前进，对这个问题，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并没有提供现成的答案。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是毛泽东第一次把这个问题作为一个全面性问题提出来。1956年11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讲话中指出，将来全世界的帝国主义都打倒了，阶级消灭了，你们讲，那个时候还有没有革命？我看还是要革命的。那个时候还有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的矛盾。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进一步把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当作全面性的问题提出来，把这些矛盾看作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的基本矛盾。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创立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学说，为社会主义改革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毛泽东不仅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基本理论，而且提出了相应的一系列策略和政策，例如毛泽东从我国实际出发，把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并无先例，毛泽东关于正确区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的提出，使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仅有了正确的经济建设方针，而且有了正确的政治方针，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使人痛心的是，长时期来这个理论并未得到真正的贯彻。

　　四、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和建立新的企业管理制度的设想

　　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基本上是按照“苏联模式”建立的，对我国建立初步的工业化基础，曾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这个体制所固有的弊病，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深入也逐步暴露出来。毛泽东较早觉察到这些弊病，还在三大改造刚刚完成之际，就开始了改革这个体制的初步思考和尝试。

　　针对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统得太死的弊端，毛泽东提出，“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目前要注意的是，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毛泽东还提出要发挥企业的积极性，使企业在生产经营方面有一定的“独立性”、“自治权”和“自主权”。他把扩大企业自主权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口来研究，实际上已经提出了经营权与所有权分离的问题。党的八大曾根据毛泽东的这些思想做出了相应的决策，决定根据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因地制宜的原则，改进国家行政体制，划分企业、事业、计划和财政的管理范围，适当扩大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管理权限，同时规定，要保证企业在国家统一领导和计划下在人财物等方面，有适当自主权。

　　在社会主义所有制的结构问题上，针对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过于单一的问题，毛泽东曾提出建立公有制为基础，以大统一小自由、大集中小分散为原则，发展多种所有制形式和多种经营方式的构想。毛泽东曾提出俄国的新经济政策结束得早了的思想，他还提出消灭资本主义之后还可以搞一点资本主义。对我国“三大改造”完成后，社会上又出现“地下工厂、地下商场”的非社会主义经济现象，毛泽东分析并肯定了它存在的客观必然性，指出这是因为社会有需要就发展起来，应该使它们合法化。要让私营工厂和公有制企业“作对”，开展竞争。他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中可以在较长时期保留和发展资本主义企业，私营大厂十年、二十年不没收，华侨投资二十年、一百年不没收，并把它称作“新经济政策”。他把利用个体经济和某些资本主义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实际上提出了所有制的调整问题，突破了对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认识。

　　五、关于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重视价值规律作用的思想

　　在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理论中，由于把社会主义设想为单一的公有制经济，因而是排斥商品经济的。列宁、斯大林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承认商品经济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作用，但并不把它作为社会主义的经济范畴。毛泽东曾沿袭了斯大林的观点，把商品和商品经济看作是资本主义的范畴，但承认它可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他针对“大跃进”时期出现的否定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观点，指出，现在我们有些人大有消灭商品生产之势，一提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我们有些号称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表现更“左”，主张现在就消灭商品生产，实行产品调拨，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是违反客观规律的。在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存在的原因上，毛泽东除同意斯大林提出的由于“两种所有制的存在”这个主要原因外，还指出，单只说两种所有制还不完整，商品生产的命运，最终是和社会主义生产力水平密切联系的，他说：“社会主义社会里面的按劳分配、商品生产、价值规律等等，现在是适合生产力要求的。”这样，他对商品经济存在原因的认识突破了斯大林的见解，首次提出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与生产力水平相关的卓越思想。毛泽东认为判定商品生产的性质，要看它与什么经济相联系，和资本主义相联系，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和社会主义相联系，是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这就揭示了两种商品生产的本质区别。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不会引导到资本主义，因为已经没有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商品生产可以乖乖地为社会主义服务。毛泽东还论述了中国是一个商品生产很不发达的国家，需要大力加以发展的问题。把发展商品经济提到巩固政权的高度，阐明了商品生产是巩固工农联盟的重要基础。

　　六、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战略目标和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思想

　　把我国建设成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大国家，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一贯为之奋斗的目标。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毛泽东提出要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在1964年底至1965年的三届人大上，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加上国防现代化，从而完整地表述了“四个现代化”的战略思想，成为我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目标和根本任务。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部署上，毛泽东的认识也有一个过程。1954年他设想，“十五年左右，可以打下一个基础”，再过五十年“就像个样子了”。经过“大跃进”的挫折，毛泽东对中国国情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他在1961年与蒙哥马利的谈话中说，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五十年不行，会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时间。在关于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上，毛泽东曾将建立与建成社会主义加以明确区分，并据此将社会主义划分为“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和“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两个阶段，认为后一阶段需要比前一阶段更长的时间。划分两个阶段的思想，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理论做出的重大贡献，也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们党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基础。

　　毛泽东对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的探索是多方面的，以上论述的只是一些主要方面。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我们党第一代领导集体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开拓性努力，是邓小平带领全党开拓新的前进道路，完成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宏伟大业的前进基础，也是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来源，是我们需要认真继承和加以发展的宝贵遗产，是不能轻易抛弃的。

　　(来源：《红旗文稿》2003年第2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