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实际马克思主义化

　　毛泽东最伟大的历史功绩，就在于他经过千辛万苦的探索，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好好地结合起来，指明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实现这种“结合”，必须进行两次飞跃：一次是马克思主义从欧洲形式到中国形式的飞跃，在中国具体化，或者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次是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到革命实践的飞跃，实现中国实际马克思主义化。实现这种“结合”最大的障碍，是党内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这些主观主义。不批倒主观主义，就不能也不可能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情况具体地历史地结合起来，就不能也不可能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也许中国各族人民现在还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之下，我们党可能还在黑暗中苦斗。把普遍真理与具体实际有机地结合起来，确实很不容易。这是一项费尽革命思想家心血的崇高的创造性的科学工作。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这个飞跃的实质，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从欧洲形式转变为中国形式，在中国具体化，为中国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所接受。

　　众所周知，中国的革命和建设的胜利，都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取得的，都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巨大的作用，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接受了。任何思想，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被中国人民所接受，即使是马克思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因此，要使产生于欧洲的马克思主义为中国人民所接受，在神州大地生根、开花、结果，首先必须把它同我们的民族文化传统紧密地结合起来，用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来宣传、讲解马克思主义的内容，使它具有我们民族形式的特点，在形式上中国化。只有这样，马克思主义才能被中国人民所掌握，成为他们手中的百战百胜的武器。

　　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

　　他又说：“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

　　从这两段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或者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实质内容。

　　(一)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民族的特点，就是指民族的经济特点、政治特点、文化特点、阶级和阶级斗争特点、历史特点、地理环境特点，等等。这些特点的综合，就构成为毛泽东所说的“中国实际”，“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所以毛泽东才说：“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

　　(二)宣传、讲解马克思主义必须“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即同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相结合。运用人民喜爱的民族形式，加进马克思主义的内容，也就变成为人民为革命服务的东西了。

　　在毛泽东看来，只有把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同我们的民族特点和民族形式结合起来，并用我们民族的辩证法、唯物主义思想传统来充实、丰富马克思主义，使它在中国具体化，才是实际的而不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才是创造性的而不是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在这方面，毛泽东做了大量独创性的工作。

　　毛泽东用“路遥知马力，马力是质，路遥是量”，“人多成王”，“长袖善舞，多财善贾”来说明质和量之间的辩证关系：通过量的变化来把握事物的质；量的积累到一定程度就引起质变。

　　毛泽东用“良药苦口，同时却利于病；忠言逆耳，同时却利于行；羊肉好吃，无奈烫的〈得〉慌；玫瑰花儿可爱，刺多扎手”；“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两条腿走路来说明对立中有统一。对立是互相联结、互相贯通、互相渗透、互相转化的对立。用“‘物必先腐也，然而〈后〉虫生之，人必先疑也，然后谗入之。非战之罪，乃天亡我’的说法是错误的”来说明内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根本原因。

　　毛泽东用“哥哥身上有妹妹，妹妹身上有哥哥”来说明辩证法的否定观不是“一刀两断，斩尽杀绝”，而是克服、抛弃旧事物中阻碍事物发展的消极的东西，保留、继承旧事物中对新事物有积极意义的东西。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来说明新生事物是不可被战胜的。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为实事求是，或者说一切从实际出发。他用“量体裁衣”、“看菜吃饭”、“对症下药”、“到什么山头唱什么歌”这样一些民间谚语来说明主观必须符合于客观，思想必须符合于实际。

　　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在中国具体化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他说：“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毛泽东用“一个好汉也要三个帮，一个篱笆也要三个桩。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来说明群众有伟大的创造力。

　　毛泽东就是这样运用我们民族文化遗产中的辩证法、唯物主义的思想传统、成语典故、民间谚语来宣传、讲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使它在形式上中国化。这种“中国化”，不但划清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和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的界限，读起来通俗易懂，嗅到浓厚的中国气味，而且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哲学。　

　　二、中国实际马克思主义化

　　这就是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到革命实践的飞跃，实现中国实际马克思主义化。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结果。

　　1941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指出：“我们反对主观主义，是为着提高理论，不是降低马克思主义。我们要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这个飞跃的巨大意义就在于它以马克思主义为武器促进中国革命化。

　　(一)必须使中国实际马克思主义化。

　　毛泽东说：“我们还没有把丰富的实际提高到应有的理论程度。我们还没有对革命实践的一切问题，或重大问题，加以考察，使之上升到理论的阶段。”这就是要求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问题，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哲学、党建、统战等等各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和理论的说明。毛泽东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运用到中国革命的各个领域，都作出了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

　　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创立了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指出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道路。

　　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开辟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中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如此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促进了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这的确是伟大的历史性的胜利。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是探索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先行者。1960年6月，毛泽东在《十年总结》中指出：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但从1956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出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开始反映中国客观经济规律。讲“十大关系”，就是强调不要机械搬用外国的经验，而是要从中国是一个大农业国这种实际出发，以农业为基础，正确处理好重工业同农业、轻工业的关系，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实际情况、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工业化的道路。毛泽东还强调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要处理好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中央和地方，汉族和少数民族，自力更生和学习外国等各种关系，处理好国家、集体和个人，积累和消费的关系。处理这些关系问题的过程就是探索建设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社会主义的过程。

　　(二)必须使中国实践经验马克思主义化。

　　这就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总结我国革命和建设提供的大量丰富的实践经验，对它们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使零碎的、片面的、局部的、不系统的经验系统化，带上条理性、综合性，上升为理论知识体系。毛泽东非常重视总结经验。他说：“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就是“一战”、“二战”实践经验的哲学总结。他的每一篇论著都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经验马克思主义化的具体表现。

　　中国各族人民为了自身的解放，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了长期的流血的斗争，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经验。这些实际斗争及其经验，不可避免地要形成自己的伟大理论即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就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中国长期革命斗争中一系列独创性的经验的总结和概括。这个总结，不是总结前人已经总结过的那些经验，而是对那些前人没有讲过的、书本上没有写过的独创性的经验的总结。

　　(三)必须使自己的主观世界马克思主义化。

　　毛泽东说：“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他又说：“辩证法的宇宙观，主要地就是教导人们要善于去观察和分析各种事物的矛盾的运动，并根据这种分析，指出解决矛盾的方法。”这就是要求我们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逐步地抛弃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世界观而树立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逐步地抛弃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而树立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

　　这里，笔者想谈谈自己对世界观的一点认识。

　　过去和现在大家都这样讲，世界观是对整个世界的根本看法，是立场、观点和方法的统一体。一般地说，这样讲并不错。但是，按照毛泽东的思路，世界观不仅是一个认识世界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问题，就是说，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即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世界观是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体。世界观体现在理论上，就表现为对自然和社会的根本看法。世界观体现在实践上，就表现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毛泽东说：“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这个根本问题不解决，其他许多问题也就不易解决。”这里讲的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原则的问题，就是一个世界观的问题，是管总的。为什么人服务，是为人民的利益而工作，还是为自己或为小集团的私利而工作，这就是一个实践的问题。对世界观来讲，立场、观点、方法与为谁服务这两个方面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我们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与为人民服务的统一。这个统一的核心是为人民服务。怎样为人民服务呢？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客观实际情况，了解人民的愿望，制定出符合实际情况，符合人民愿望和要求的方针政策，替人民办好事，使他们安居乐业，这就是一个实践的问题。离开实践——为人民服务来讲马克思主义，那就会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是抽象的、空洞的毫无意义的东西了。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谁都可以讲，谁都敢讲。反之，若是离开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讲为人民服务，那就不能坚定为人民服务的立场，不能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方向。

　　我们党之所以能够战胜一个又一个困难，赢得一个又一个胜利，除了靠党的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就是靠千千万万共产党人的全心全意、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世界观。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需要这种世界观，在和平建设时期，同样需要这种世界观。必须清醒地看到，愈是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们共产党人就愈要以身作则，身体力行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与为人民服务相结合的世界观。只有这样，才能做一个清醒的、坚定的、自觉的共产党人。否则，我们自身在精神上解除了武装，还怎么能教育别人，还怎么能带领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毛泽东提出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这一伟大思想，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正确理解和把握人生价值的实质，而且为我们的价值取向和价值目标的选择指明了方向。曾经有人提出“共产党员要带头富起来”，这是一个错误的口号。所谓“带头富起来”，说得本质些，就是号召共产党员带头去挣钱，带头去追逐个人利益。这个口号是在引导共产党员一切向钱看。共产党员不能带头富起来，而是应当带领群众共同富起来，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道路。“带头富起来”的口号，是同我们党的根本宗旨背道而驰的，它从根本上否定了共产党人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世界观。

　　三、“结合”　

　　如上所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实际马克思主义，是相互制约、互为条件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实际马克思主义化的根本前提，中国实际马克思主义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结果。我们要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来实现中国实际马克思主义化，在中国实际马克思主义化的过程中来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化”的核心是“结合”。毛泽东说，“结合”必须是“完全”的、“恰当”的。所谓“完全”的，就是彻底的意思，不是有时候“结合”，有时候不“结合”，而是说，不论在什么时候、什么问题上都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同我们的民族特点、民族形式和实际问题结合起来。所谓“恰当”的，就是说，这种“结合”是合适的，自然的，不是牵强附会的。这也就是说，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实际问题勉强地拼凑在一起，而是运用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具体地分析实际问题，使理论与实际问题在一定条件下发生互相制约、互相转化的关系。

　　我们学习毛泽东思想，在学风上，有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就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问题。毛泽东的论著，大力说明的就是这个“结合”问题。否认了这个“结合”，就否认了唯物主义，也否认了辩证法，就从根本上否认了毛泽东思想。完全有理由这样说，对毛泽东思想持什么态度，学得怎样，用得怎样，效果如何，归根到底，就是看是否坚持“结合”和如何“结合”。我们学习毛泽东思想，就要在“结合”上下功夫。把这个问题搞懂了，就在根本上掌握了毛泽东思想。我想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谈谈“结合”在毛泽东思想中的特殊地位：

　　(一)“结合”是掌握毛泽东思想的关键。

　　“毛泽东思想”这个科学概念，是在总结“一战”和“二战”历史经验过程中提出来的。从1941年到1944年间，我们党曾经几次进行关于党的历史的学习和研讨，特别是对党在1931年初到1934年底这一时期的历史的研讨。在研讨过程中，党的领导机关和党的理论工作者，对于中国实际情况的特殊性，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的结合等等问题进行深入的研讨。“毛泽东思想”就是在这个研讨中提出来的。经过几年的研讨，到了1945年春，“毛泽东思想”及其各方面的实质内容，已被全党同志所接受。这年5月，刘少奇在七大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对毛泽东思想的定义、各方面的基本内容、产生的历史条件、发展过程，以及毛泽东思想对于中国革命的伟大意义都作了全面、系统而深刻的论述。

　　我们回顾这段历史的目的，是为了说明毛泽东思想一经产生就具有一个最显著最本质的特点，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的结合。没有这种“结合”，就没有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所以伟大，能把中国革命引导到胜利，说到底，就是靠这种“结合”。任何一个人，只要他不在实践中贯彻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原则，他就不是一个毛泽东思想的信仰者。他口头上说信仰，骨子里怀疑，不相信，甚至很反感。

　　(二)“结合”是理解毛泽东思想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关键。

　　为什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的各方面，包括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哲学和其他各个领域，都有独创性的见解？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他始终坚持与时俱进，紧跟时代步伐，敢于又善于把马克思主义与变化着的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就在于他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所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制定出适应新情况的新的方针政策和解决新问题的新的办法。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和求实精神，不敢在新的实践中“结合”，毛泽东能提出贫农“是中国革命的最广大的动力”，“是中国革命队伍的主力军”吗？能提出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用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革命胜利的路线吗？能作出中国资产阶级可分为官僚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科学论断吗？能提出限制、利用、改造民族资产阶级，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吗？能提出农轻重符合我国国情的中国工业化道路吗？这些新思想、新提法、新结论，都是来自实践中的理论与实际的结合。否认了这个“结合”，就否认了创新，否认了发展。不研究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总结新经验，不同变化着的实际相结合，毛泽东思想就会暗淡了，枯萎了，就成为停滞不前没有生命力的教条了。

　　(三)“结合”是理解毛泽东思想转化为改造世界的巨大力量的关键。

　　毛泽东思想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经验的总结，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因此，它符合中国的实际，适应中国人民的要求。那么，怎样才能把毛泽东思想转为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呢？怎样才能把它那种动员作用、组织作用、改造作用充分发挥出来呢？还是那句老话，就是把毛泽东思想同实际紧密地结合起来。马克思恩格斯说得好：“思想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为了实现思想，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毛泽东思想只有同实际相结合，被人民所掌握，借助于“使用实践力量的人”，才能转化为改造社会和自然的物质力量。

　　综上所述，笔者的结论就是：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实际马克思主义化的根本点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必须与中国的民族特点、民族形式和中国实际相结合。这就是理论。毛泽东说：“我们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种“结合”，既是毛泽东思想的质的规定性，又是毛泽东思想产生和发展的根源；既是毛泽东思想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理论，又是毛泽东思想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方法。坚持这种“结合”，就是坚持实事求是，就把我们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纳入到辩证唯物主义的轨道。不然的话，就不能提高我们的理论水平，就掌握不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就不能把我们的工作做好。

　　(来源：《毛泽东与当代中国——全国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1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