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克法夸尔评述施拉姆的毛泽东研究

　　施拉姆，西方著名的毛泽东生平思想研究专家，毛泽东著作翻译家，于2012年7月8日凌晨辞世，享年88岁。20世纪60年代，施拉姆开始在哈佛大学从事现代中国特别是毛泽东研究。1967年以后，长期担任英国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学院政治系教授，后来兼任该院现代中国研究所所长。早在1963年，施拉姆就出版了自己最有影响力的一部毛泽东研究著作——《毛泽东的政治思想》。1989年，施拉姆出版了《毛泽东的思想》一书，他认为这是自己最具代表性的作品。1989年后，施拉姆应聘到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工作，主持英文版十卷本《毛泽东集》的编纂工作。这部文集目前已出版七卷。

　　施拉姆去世后，以研究中国“文革”史闻名的西方学者麦克法夸尔专门撰文纪念他，文章发表在《中国季刊》2012年冬季号。文章中，麦克法夸尔回顾了施拉姆的一生，并对他从事毛泽东生平思想研究，特别是编纂毛泽东著作集的有关情况作了介绍，给予了较高的评价。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施拉姆是从自然科学领域转向政治学领域，继而从事毛泽东研究的。在明尼苏达大学上学期间，施拉姆主修化学和数学。1944年大学毕业后，施拉姆入伍，作为美国陆军工程兵团的正式成员，到芝加哥大学参加著名的曼哈顿计划。他被分配到冶金实验室，负责收集数据、管理档案，这一工作经历对他以后收集毛泽东的有关资料、编辑毛泽东著作产生了一定影响。

　　1944至1946年，施拉姆为原子能委员会的最终报告创建了新的分类体系。据他的妻子玛丽回忆，施拉姆因在这项工作中的突出贡献获得嘉奖。1946至1950年间，施拉姆担任原子能委员会纽约事务办公室顾问。1948年，他担任联合国秘书处顾问，协助编制原子能科学文献的国际书目。也就是说，在20多岁早期的时候，施拉姆的工作领域一直是新生的核物理研究，并且作出过很大贡献，那他为什么不继续自己的科学研究生涯呢？在哈佛大学教授、中国清史研究专家康无为看来，美国在日本投下两颗原子弹后，施拉姆便对这项事业彻底失望了。

　　1946年，施拉姆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哲学博士学位，逐渐将研究转向政治学领域。1960年前后，他到巴黎政治学院任教，开始将研究重点转向中国。

　　二、施拉姆为毛泽东研究付出了很大努力。施拉姆能熟练运用多国语言，这为他从事毛泽东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在高中时，施拉姆就学过德语。在明尼苏达大学期间，他学过俄语、法语，法语能力达到了一定水平。1962年，施拉姆曾将毛泽东的著作《体育之研究》翻译成法语。后来他还学过日语，1978年在日本期间，曾在庆应大学任教，还用日语作过一场关于毛泽东的报告。施拉姆刚开始学习中文时，就尝试背诵白居易的《长恨歌》。尽管学习中文起步晚，在中文交流方面有困难，不过当施拉姆最终得以到中国作一场报告时，他花了大力气用中文准备这个报告。在麦克法夸尔看来，像这样通晓多种语言的研究中国的学者是不多的。

　　施拉姆曾对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说：“现代中国政治全部都是有关毛泽东的。”为此，他不遗余力地推进现代中国研究。1968年，英国伦敦大学成立了现代中国研究所，施拉姆成为第一任所长。施拉姆为研究所制定了发展目标，那就是，为英国开展现代中国研究奠定基础，推进现代中国研究并出版研究成果，为英国的中国研究专家提供服务，等等。

　　现代中国研究所实施的提供研究基金的政策，促进了从事现代中国研究的西方学者数量的增长。继施拉姆之后的研究所负责人罗伯特·阿什，曾记录了部分在此从事研究工作的同事名单以及他们之后从事的工作，他们中的许多人“为在英国、欧洲大陆以及澳大利亚等地开辟现代中国研究领域起了很大的作用”。阿什本人就被认为是在澳大利亚开创现代中国研究的第一人。

　　施拉姆还制定了一揽子极具挑战性的出版计划。除了《中国季刊》，他还跟剑桥大学出版社合作出版了一系列研究专著，包括他撰写的《毛泽东的思想》，编辑的《中国的权威、参与以及文化变迁》，还有他付出大量精力的《历史范畴中的毛泽东》；1970至1981年，他还编辑了一份年度时事通讯，辑录各国对现代中国的研究概况；从1976年开始，他出版了一个系列的内部研究专论。

　　除此之外，1984年，通过文献分析以及1983年在中国做访问学者期间的采访，施拉姆写就了那篇备受学界关注的专论文章——《三中全会以来的中国意识形态和政治：1978—1984》。

　　三、为开展毛泽东研究，施拉姆曾经多次来华访问。1980年，施拉姆随威斯康星大学组织的“北美中国革命问题研究代表团”到中国访问。代表团除了施拉姆，还包括陈志让、安格斯·麦克唐纳、莫里斯·迈斯纳、罗斯·特里尔以及邹谠等毛泽东研究专家。据同样写过毛泽东传记的特里尔回忆，施拉姆是“一个让人劳神的来访者，尽管这对代表团并没有什么坏处”。在每一个所到达的地方，他都受到中国一些著名党史研究专家的关注。有的专家建议施拉姆，如果真的想写一部毛泽东的传记，应该在中国生活一段时间。后来，施拉姆同这些党史专家成了朋友，他们对施拉姆的研究提出了很多建议。施拉姆对他们的意见给予了高度重视，并据此于1991年出版了新著《毛泽东的思想：1949—1976》。

　　代表团还到韶山参观。在参观过程中，施拉姆说因为“文革”的发生，这里发生了一些变化，比如毛泽东的母亲向灶王爷祈求健康的对联就被撕掉了。陪同人员听到这里，都感到很吃惊。

　　1986年和1988年，施拉姆两次到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访问。后一次，他专门向毛泽东研究专家逄先知请教毛泽东的读书生活和历史观等问题。施拉姆离世后，逄先知“为失去一位忠实的朋友而难过”，专门对施拉姆从事的毛泽东研究作出评价：“他是一位忠实的学者，治学严谨，一丝不苟。他为研究毛泽东和编辑毛泽东著作，克服重重困难，不辞辛劳，孜孜以求，付出了极大的心血。这种精神，令人钦佩。他的卓越的学术成就，受到中国同行的积极评价。”

　　四、施拉姆为编译毛泽东著作集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在施拉姆看来，编译毛泽东著作集将会给西方毛泽东研究领域留下一笔宝贵财富，而写一部毛泽东传记则很快就会因陆续披露的新材料而变得没有价值。正如他1982年在香港的一次报告中讲到的：“对一个改变了历史或者创造了某种思想理论的人进行评价，每一次的结论都不是最终结论，更何况毛泽东是两者兼顾的人。很多人在其去世若干年甚至若干世纪之后，仍会出现对他的再评价、再争论。”因此，施拉姆没有修订再版1967年写就的毛泽东传记。自1989年以来，他将全部心血倾注到编译毛泽东著作集。

　　一天，施拉姆接到一个来自哈佛大学的电话，对方声称在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的主持下，他们将会进行毛泽东1949年前著作的翻译工作，询问施拉姆是否有兴趣参加。这一年，施拉姆65岁，已经到了退休年龄。但他对这件事情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毅然接受邀请，离开英国，到他的出生地去承担这样一个浩大的工程。

　　1991年，现执教于美国创价大学的南茜·霍兹作为研究助理加入施拉姆团队。霍兹曾在中国接受过教育。她曾经满怀激情地描述她在毛泽东著作翻译工作中的时光：“在那些为申请参与毛泽东著作翻译工作而一整天都在完成写作测验的自荐者中，我被施拉姆教授选中。最初共事时，他的严厉和几乎生硬的态度让我感到不安，但很快我就意识到，作为一名女性，我是多么幸运有机会与这样一个才华横溢、博学多识的老师共事并向他学习，他全身心投入到毛泽东著作翻译的工作当中。”

　　施拉姆严厉的工作方式，霍兹也有过记录：他有着非常严格的时间表，甚至算好从家里走到办公室的时间，18或19分钟。他每天早上9点到办公室，一直工作到下午6点，每周五天，从不间断。除了午饭时间，其他时间你很难让他放下手中的工作。

　　整个翻译工作是这样展开的：本国学者一般只做最初的翻译工作，之后由霍兹对照原文逐字逐句校正，以保证翻译的准确并尽量保持原有的语言习惯和语气。最后，霍兹需要详细地向施拉姆说明每一个细节，直到他认为达到完美才可定稿。霍兹回忆，“施拉姆在翻译方面的天赋是难以用语言表达的，只要你细细琢磨他对毛泽东语言的翻译时，你就能明白。我经常陷入一个疑问，他让我们感觉这些东西本来就是毛泽东用几近完美的英文写出来的”。

　　作为项目的主要负责人，施拉姆曾吸纳一些具有相关知识背景的人来担任这部著作集对应卷次的助理编辑，并且协助起草介绍材料、加写注释等。第一位被邀请来做编辑的是韦思谛，他来自密歇根州，是一名历史学家，负责了第四卷的编辑。这一卷时间跨度为1931年至1934年，于1997年出版。第二位是范斯莱克，是斯坦福大学的名誉教授，负责第七卷，时间跨度为1939年至1941年，于2005年出版。2003年，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召开会议表彰施拉姆，在会上，范斯莱克说：“通过施拉姆主持翻译的这部著作集、他长期以来所从事的研究工作以及出版的大量著作，我们可以将毛泽东置于历史长河中更加立体地去看待。”第三位是齐慕实，就职于哥伦比亚大学的历史学家。他负责第八卷，时间跨度为1942年至1945年，内容涉及整风运动和党的七大。2001年，当齐慕实校正一处翻译错误时，施拉姆一边叹气一边大声感叹：“我们为什么要为这点内容而伤脑筋呢？”齐慕实相信，这是因为后毛泽东时代对毛泽东的一些批评扰乱了施拉姆对一些内容的判断造成的。

　　1995年，著作集第三卷出版时，施拉姆被检查出患有老年性心脏病。2008年和2009年，施拉姆轻微中风，记忆力下降。之后他被诊断出有动脉硬化的迹象，比老年痴呆症更为严重，健康状况大不如前。尽管如此，毛泽东著作集的编译工作仍然在他的带领下继续开展。如今，第八卷即将与读者见面。

　　在这篇纪念文章的最后，麦克法夸尔还辑录了施拉姆有关中国问题研究特别是毛泽东研究的所有专著和论文目录。从这些研究成果来看，施拉姆是西方当之无愧的毛泽东研究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