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43年，朝鲜半岛就出现了本土出版的朝鲜语的毛泽东著作《新民主主义论》。该书属于新人社出版的“新人文集”丛书第1辑。1946年，新人社又编译推出了从属于“毛泽东·朱德选集”丛书的“新人文库”，其中毛泽东著作的译本有《新民主主义论》、《文艺政策论》、《论持久战》及《论联合政府》等。同年，新章阁出版了毛泽东著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编译本，同心社出版了埃德加·斯诺的《红军从军记：中国解放区的实情及其领导者》(即《红星照耀中国》，印贞植等译)等相关英文书籍的朝鲜语译本。
根据有关学者研究，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至迟在1945年12月被译介到朝鲜半岛，并在次年8月出现重译本。其间在1946年春，朝鲜文学艺术总同盟还曾组织《讲话》学习讨论会，约有四五十位作家、评论家等参加了相关的研究和传播活动。
韩国建国后，毛泽东著作的译介与研究在50年代一度呈现出荒芜状况。60年代，毛泽东著作的韩语译本仍处于空白状态，但有关毛泽东的韩文书籍却有所增加。该时期毛泽东及其著作的研究在韩国逐渐回暖。
韩国在80年代对毛泽东著作的译介和研究达到了高潮，不仅有关毛泽东的研究著作大幅增加，还涌现出了一批毛泽东著作的译本。其中，《讲话》的完整韩语译文则至少有四种，分别由朴宰雨、李旭渊、金宜镇和李腾渊翻译。这不仅改变了韩国建国后毛泽东著作翻译空白的历史，也打破了韩国毛泽东文论翻译空白的局面。1986年，韩国中国现代文学学会正式成立，韩国许多大学也聘请了中国现代文学专职教授。自此，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结束了“史前”时代，进入了发展轨道，为拓展学术研究空间提供了基本条件。此外，韩国民族民众文学运动在80年代的勃兴，无形中也为《讲话》的韩译提供了文化契机。
朴宰雨的《讲话》译文是四种中出现最早的，被收入了包括翻译文本与本土文本在内的《文学理论与实践》文集。该文集“中国篇”的主题明显集中于与当时韩国民族民众文学运动密切相关的“革命文学”和“文学大众化”的问题上，选择篇目均为现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史上的重要文献或相关研究论文，除《讲话》外，还有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李初梨的《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瞿秋白的《大众文艺问题》、周扬的《现实主义试论》、郭沫若的《民族形式商兑》、艺莎的《“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中的大众文学”论争》、丸山升的《革命文学论战中的鲁迅》等。与朴宰雨的《讲话》译文相似，金宜镇的《讲话》译文被收入了译文集《文学与政治——现代中国的文学理论》。《文学与政治——现代中国的文学理论》是整体规划性较强的“中国现代文学全集”之一，体现出现代中国文论史发展的主流脉络。
在四种《讲话》译文中，李旭渊和李腾渊的译文因被收入毛泽东著作的个人编译本而显得格外引人注目。尤其是收录李旭渊的《讲话》译文的《毛泽东的文学艺术论》，可谓是80年代韩国最具代表性的毛泽东文艺论著的翻译成果。该译文集是依据中国出版的《毛泽东论文艺》、《毛泽东选集》、《毛泽东选集》英文版及《文学理论学习参考资料》等文本编译而成，不仅在文集前后分别附有《译者序》和具有毛泽东文艺思想总论性质的“解读”文字《革命与文学的辩证法——中国革命与毛泽东的文学艺术论》，且在部分重要篇章前另附专门的“解说”文字，以阐明或重申译者的编译目的、编译原则以及对毛泽东文学艺术论的认识等重要问题和内容。李腾渊是四位《讲话》译者中出版毛泽东著作选译本最多的韩国学者。1989年，杜来出版社连续推出了三本由李腾渊编译的毛泽东文选——《矛盾论·实践论》、《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及《延安文艺讲话·反对党八股》，各收录毛泽东著作译文两篇至十余篇不等，堪称毛泽东著作韩文出版史上的重要成绩。这种同一作者著作连续出版的方式无疑更易受到人们的关注，从而使译著有可能产生更大的反响和影响，收到更好的出版效果。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第30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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