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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重工能源供应公司党委书记杨奎烈 “不把群众放心上,就不配当干部”(以先锋模范为镜)

发布时间:2013年12月20日 06:13 | 来源: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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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倒计时的287天里,参加公司安全工作会议12次,每天接打业务电话20次,到工地现场100多次。

  杨奎烈,中信重工能源供应公司党委书记、经理,从1978年部队转业,到2012年3月9日因病去世,他数十年如一日,把对群众的爱融入血液中,对工厂的爱渗到骨子里,对党的忠诚铭刻在灵魂上。罹患绝症后,他仍以坚强的意志坚守岗位,为中信重工打造国家重型装备制造工业基地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为民敢当先

  “不让我干工作,我比死还难受”

  “杨奎烈的父亲是和焦裕禄并肩战斗过9年的老‘洛矿’,他是从小听着焦裕禄的故事长大的。”与杨奎烈共事34年的中信重工纪委书记何淳告诉记者,杨奎烈常说走在焦裕禄大道上,深深地感受到工厂是他的生命之根。

  杨奎烈去世后,人们从他的办公室里找到了8本工作日志。密密麻麻的工作日程,没有星期天,没有节假日,即使过年也不例外。

  “2002年7月,我爱人急病住院,当时企业正处在脱困期,效益不佳。咋治疗?钱咋办?我六神无主,是杨经理听说后帮助转院并争取大病统筹资金5000元,解了燃眉之急。”能源公司职工马琪提及此事仍心存感恩。

  杨奎烈经常说:“中信重工重要危险源59个,能源公司就占了16个。职工情绪及身体的好坏直接影响到生产安全,不把群众的事放在心上,就不配当干部。”

  杨奎烈每年都十分惦记大家的体检结果。他的办公桌抽屉里,放在最上面的,是54个工人的职业健康检查报告,而压在最下面的,却是他自己的空白体检表。

  2011年5月27日,杨奎烈突然昏倒在工作岗位上。经诊断是肝癌晚期,已经不具备手术条件,预计生存时间可能只有3个月。医生说,按当时的情况,至少3年前他的肝部就有痛感了。

  而这三年来,杨奎烈给同事们的印象一直是精神抖擞。这三年里,只有杨奎烈的妻子发现他的腰椎和颈椎痛更严重了。当时她没有想到,这是癌细胞正在侵蚀杨奎烈的身体。

  尽管是癌症晚期,病危通知书也多次下发,可杨奎烈心里最大的事还是工作。在病房里,他以口述的方式让儿子用电脑打出《关于能源供应的变化及应对措施》的报告。

  2012年春节前后,在生命进入倒计时的第四十七天到三十八天,杨奎烈先后6次“偷溜”出医院,乘出租车赶到公司制氧安装现场,指导设备安装,看望奋战在一线的职工——他用这种方式跟自己的战友告别。

  杨奎烈对前去探望他的中信重工董事长任沁新说:“人活着不工作,活着还有啥意义?不让我干工作,我比死还难受!”

  务实敢担当

  “兄弟们,跟我上!出了问题,我负责”

  中信重工上下都知道老杨有两个家,一个吃饭睡觉的“小家”,一个生产现场的“大家”。每逢节假日,杨奎烈对妻子马丽杰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去厂里转转。

  无论是滴水成冰的严冬夜晚,还是酷暑难当的盛夏午后,动能管线边总能出现杨奎烈一丝不苟检查的身影。

  “解决问题的答案在现场,越是危急险要的现场,越是少不了他坚定的身影。”任沁新说。

  公司紧急决策新上一台800立方米/小时制氧机,由于临近春节,设备制造厂家无法派出安装队伍。

  “兄弟们,跟我上!”杨奎烈和班子成员自告奋勇,决定自己安装。他带领80多名突击队员放弃春节休假,日夜奋战,保证了新装制氧机顺利出氧。

  在“新重机”工程能源供应管道施工中,面对专家们的质疑,他斩钉截铁地说:“出了问题,我负责。”最终,施工按他提出的方案进行,不但节约了资金,降低了难度,还抢出了4个月工期。

  “前年6月2日,18500吨油压机即将正式投产。一上午,杨经理打了近20次电话要求回公司,公司不同意。医生劝他说,癌细胞已经扩散到他的颈椎,打个喷嚏都可能腰椎骨折,更别提坐车颠簸了,但最后拗不过他,只能给搞个支架,护住他的腰和颈椎,他又回到了生产现场进行指导。”时任能源公司副经理袁广收指着杨奎烈带病工作的照片,泣不成声。

  忠诚而无悔

  “我没有任何个人的遗憾,就是不能再跟大家一起干了”

  危难之际见忠诚。1998年前后,是企业改革最艰难的时期,公司曾连续19个半月发不出工资,杨奎烈定居国外的兄弟多次劝他到国外发展,但他不为所动。

  多年来,杨奎烈负责的项目工程和物资采购价值过亿元,但他没从中牟过私利。全家人一直挤在50平方米、建于上世纪60年代的老房子里。

  有亲戚认为,他这个官当得不值。但杨奎烈却认为,“幸福与否不是以房子的大小来衡量的。只要心中有爱、有正气,为人处事行得正、做得端,自己就是幸福的。”

  杨奎烈喜欢住老楼的原因还在于,老楼离单位步行只要10分钟,方便随时赶往厂里处置突发情况。

  公司在进行电力系统智能化改造时,需要购进大量设备,不少客户都急于结识他。一天,一位客户说有几本书让人捎给杨奎烈。打开纸包一看,全是百元面额的钞票。送“书”人转身要走,杨奎烈把他叫住:“你立即把钱拿走,不然我就报警了!”来人无奈,只好拿走了。

  一个人临终时,最放心不下的、最惦念的应该是家人,但是,杨奎烈始终没有向组织提出要照顾自己在外地打工的儿子。

  杨奎烈去世前6天,有着30年手足之情的任沁新握住他的手问:“奎烈,你还有什么放不下的?”他虚弱地摇摇头:“我没有任何个人的遗憾,就是不能再跟大家一起干了。”

  去年2月27日,杨奎烈在弥留之际交代家人:“所有亲属不得向组织提任何要求,后事从简,一切听从组织安排,不要给组织找麻烦。”

责任编辑:刘炎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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