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之际，为了深入学习和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缅怀毛泽东同志伟大的历史贡献并增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觉性，近日，由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北京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协同创新中心和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联合举办的“毛泽东与当代中国和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大学召开。来自中国、美国、日本、韩国、越南等国内外高校和研究机构的6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这次研讨会。

　　一、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毛泽东思想与当代中国发展道路及其理论体系的关系问题是本次会议讨论的热点与焦点问题，学者们集中探讨了毛泽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性和奠基性作用。北京大学教授梁柱认为，毛泽东的历史性贡献，是在一个东方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里，成功地在理论和实践上解决了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相连接的问题，并在基本条件具备的情况下，使之成为现实的社会制度。这是社会主义的思想理论和实际运动的一个伟大创举。北京大学教授李士坤强调，毛泽东领导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创建了新中国，给民族复兴带来希望。建国以后，又在中国这样一个生产力落后的国家，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制度，为民族复兴开辟了辉煌的道路。也为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建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北京大学教授王东认为，《新民主主义论》开创了中国特色现代化的道路，而《论十大关系》则被他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初源头。北京大学教授郭建宁与人民大学教授杨凤城则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其独特的时间起点和逻辑起点，分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市场经济的提出，所以可以说毛泽东是积极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北京大学教授李士坤也认为，毛泽东是为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建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

　　福建师范大学教授李方祥批评了把新时期的改革与20世纪50年代初的社会主义改造对立起来，质疑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必然性的观点。他认为，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孜孜以求的崇高理想，走社会主义道路，是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由之路，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就确立的奋斗目标。社会主义改造是我国社会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历史性选择。三大改造作为生产关系的变革，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矛盾的产物。这也正是我们党和毛泽东制定和作出这一改变中国命运的重大决定的最根本的决策依据。北京大学教授仝华指出，新政协会议的成功筹备与召开是毛泽东对中华民族、中国人民和中国革命所作的杰出贡献之一，对目前我国不断争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胜利有重要意义。北京大学教授沙健孙从新中国的国际战略和对外工作思想出发，强调我们必须铭记毛泽东为中国顺利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所奠定的和平的国际环境所做的贡献。

　　在充分肯定毛泽东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立下的丰功伟绩的同时，与会学者认为汲取毛泽东同志执政时期的经验教训也是十分重要的。这不单关系到对他本人的历史评价问题，更关系到人民的根本利益，关系到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发展，关系到中国今后的基本走向，具有重大的政治、理论和实践意义。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董德刚将毛泽东执政时期的主要教训总结为三点：一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二是被误解误用的马克思主义，三是忽视民主法治的个人高度集权，并认为它们是“三位一体”的，而个人高度集权的制度模式则是其根本。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德山对毛泽东社会主义民主形式的选择进行了历史的分析。他指出，“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是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直接发展而来，是发展人民民主的积极探索，但由于对反对力量的夸大估计，加上革命党思维和工作方式的惯性影响，在实际运用过程中出现了偏差。

　　二、毛泽东思想与群众路线的提出

　　党的十八大召开之后，我们又迎来了毛泽东诞辰120周年。与会专家学者认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毛泽东同志一生的奋斗目标，始终坚持这一目标是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保持中国共产党执政党地位、实现中国伟大复兴的保证。北京大学教授曹长盛提出，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大以来中央的决议、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讲话，正是就如何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贯彻落实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原则，提出要求，作出部署。按照党的十八大的决定，正在全党范围深入开展的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就是为了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话的灵魂，弘扬求真务实精神，站稳群众立场，树立群众观点，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决反对和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纠正党内生活庸俗化倾向。北京大学林娅教授认为，坚持为人民服务就是对毛泽东最好的纪念。面对国内外形势的复杂多变，改革发展任务的艰巨繁重，人民群众价值取向与利益诉求的多样化，我们要进一步增强宗旨观念，着力解决好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副教授张浩从分析毛泽东“两个务必”思想着手，认为这一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仍然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它是我们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巩固执政地位的必然要求，是新形势下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的内在需要，也为我们党当前正在开展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指明了根本方向。国防大学教授黄宏则从毛泽东同志在任期间的具体实践活动出发，认为毛泽东同志在建国初期所进行的水利建设充分表现了我们党把人民利益置于一切利益之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情怀，也是毛泽东对中华民族，对中华文明所作的伟大贡献。

　　三、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发展的关系

　　另有不少学者集中对毛泽东在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理论创新中所做的贡献进行了讨论。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许全兴提出，毛泽东把哲学变成民族的事业。青年毛泽东提出改造中国非普及哲学不可，并一生都在坚持和追求这一理想。他有一颗哲学头脑，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革命和建设，并以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中国哲学的优秀成果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他把哲学变成了党的事业和民族的事业，而哲学也让毛泽东赢得了社会主义新中国。在中华民族复兴的新的征程中，我们要坚持和弘扬重视哲学的优良传统，不断推进马克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和现实化。北京大学教授赵光武也认为，毛泽东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特别是将哲学从课堂中解放出来，进行通俗化、大众化，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普及化，变为群众手中锐利的思想武器做了巨大的贡献。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凤城探讨了毛泽东文化思想与特定时代的互动。他认为，毛泽东的文化观成熟于抗日战争时期，以决定论、能动论和阶级论为突出特征。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文化理论的取舍、侧重和发挥、发展。评价毛泽东“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方针，需要联系“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反传统文化背景，同时也要联系抗日战争需要振奋民族精神的现实要求，还需要联系新中国建立后全面学习苏联，同时与西方国家关系紧张的时代特征等；研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需要关注当年宏观的社会与心理背景，关注毛泽东阐述“双百”方针的时代和个人特点。北京大学教授陈志尚认为毛泽东不仅掌握了马、恩、列辩证法思想的精华，而且总结实践经验，给予了新的充实和发展，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一极其重要的基本原则，这个原理始终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哲学基础。

　　四、毛泽东思想在国外理论界的传播与影响

　　此次国际会议中，与会的海外学者还专门就毛泽东思想在国外的传播、国外理论界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状况与产生的影响进行了介绍。美国纽约城市大学的理查德？沃林教授将毛泽东思想对国际学界的影响称为“东风西渐”。他认为，虽然毛泽东的遗产中有许多矛盾的方面，但是，他作为二十世纪标志性政治人物的地位是无容置疑的，在他逝世37年后，学者们依然在争论，究竟哪个才是“真正的”毛泽东。不过，西方学界对毛泽东思想的阐释收到了“东方学”的影响。他分析了60年代法国学生运动、美国黑豹党和欧洲左翼分子的活动，认为他们深受毛泽东的革命精神的影响。最后，沃林对毛泽东思想在当代西方学界的地位做了简要介绍。他认为，尽管目前西方比较有影响力的学者，如巴迪乌和齐泽克等人对毛泽东思想大加吹捧，但也不过是姿态和修辞上的作用，他们追求的不过是一种虚假的指向共产主义的方向。越南国家政治学院教授阮鹏翔介绍了胡志明关于《实践论》与《矛盾论》的笔记。他分析了胡志明写“笔记”的历史背景并认为，“两论”在越南革命和越南社会建设中发生了巨大的影响。许多党员干部因此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以此解释越南革命提出的问题。他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虽然是人类智慧的顶鋒，但是主要还是西方文化的产物。所以在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过程中，东方国家的革命者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东方文化很好地结合起来，而毛泽东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则正是很好的尝试与榜样。日本横滨国立大学教授村田忠禧分析了不同时期毛泽东著作的出版状况，认为既要反对本本主义，又要忠实原貌。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劳伦？米斯安思赞克与格雷格米斯安思赞克分析了著名教育学家弗莱雷在教育理论中对毛泽东的阶级分析、群众路线所做的应用，认为毛泽东的思想在当今的教育学研究中依然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