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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官”是否真的“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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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图:申孟哲

新华社发

徐骏作(新华社发)

朱慧卿作(新华社发)

朱慧卿作(新华社发)

朱慧卿作(新华社发)

  “党要管党首先是管好干部,从严治党关键是从严治吏。”日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刘云山在全国组织部长会议上说。

  “从严治党”、“从严治吏”,也是中央过去一年的主要动作。从“八项规定”到过去一年中央下发的十数条“禁令”,从领导干部到普通国家工作人员,“约束”的范围正在越来越广。

  在这样的氛围下,一种声音出现了:“为官不易”。当官,是否真的“不易”?

  ①“不易”之叹从何而来?

  一年多来,如果说蒋洁敏、刘铁男、李崇禧等一批高级官员的落马,让官员在精神上感到“震慑”的话,那么,“八项规定”和一系列禁令的执行,则是在细节上让官员感到“约束”。

  有人说,2013年可谓是“禁令之年”。禁公款大吃大喝、禁公款送礼、禁公款送土特产、禁公款送月饼、禁公款买贺卡、禁领导干部公共场合吸烟……从“舌尖”到“车轮”,从饭桌到办公桌,制度的笼子越扎越密。

  中央纪委网站数据显示,过去一年,全国共查处违反八项规定精神问题24521起,处理党员干部30420人。中央纪委先后4次对32起违反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通报,在官方网站设立“曝光台”,专门曝光查处的典型案例。执纪必严,是中央纪委向全社会释放的强烈信号。

  一些官员的“无奈”心声似乎可以解释“为官不易”:“以前根本不算什么的事儿,现在都不敢干了。头上像是悬了一柄剑,身边都是高压线。”

  所谓“以前不算什么的事儿”,包括吃点喝点、送点收点、办公室大点、车配得好点……这些以前“理所应当”的事,现在都不能做了,一时觉得处处掣肘;不仅不习惯,眼瞧着各级纪委的查处力度还很大,就更觉得需要小心翼翼、如履薄冰。

  “过去没有‘笼子’或者‘笼子’很大,现在在缩小。权力要关在笼子里,当然觉得难受。”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杨伟东说。

  “拿车来说,像我们这种平时有公车的,到了节假日,所有的车都要封起来,不能私用,一下觉得特别不方便。”河北一位基层处级官员袁东对本报记者说,“其实是好事儿,就是有点儿不习惯。”

  “对大多数基层官员来说,这一年让我们感受最‘不易’的是压力。一方面,压力是自上而下的,比如禁令;另一方面是外界的压力,舆论的、百姓的压力。”袁东表示。

  杨伟东对此表示认同。他表示,过去一年,除了反对以权谋私的行为,对官员的责任也越来越重视。

  “如果官员还是‘官老爷’,地位高、受人关注,又没有什么责任,当官自然容易。但现在权力和责任对等,渎职、失职、不作为也会被追责。这可以说是更健康的‘为官不易’论——官员是‘公仆’,当仆人怎么可能简单?官员本来就要做事、要承担责任,这从来就不简单。如果禁令频出就让一些人感叹‘为官不易’了,只能说他们当官当得太容易了,对权力和责任的理解发生了偏差。”杨伟东说。“为官不易”,实际上是贪官不好贪了、庸官不好混了、坏官不好受了。

  为什么官员觉得“为官不易”,百姓却觉得要“再接再厉”?

  “这一方面是中央的反腐禁令得到了群众认可的表现,另一方面,这反映了过去由于对权力制约不足,形成的官民之间的认同错位。权力制约不足,就容易滥用,百姓自然批评就会很多。可以说,对于官员行为的‘校正’,也是重新使官民恢复良好状态的过程。”杨伟东表示。

  ②“不易”同时有“容易”

  “为官不易”论出现的同时,“公务员不好当”的话题又成焦点。

  讨论的一方多为老百姓,觉得公务员待遇很好,对养老金、退休金双轨制颇有微词;另一方则是抱怨工资低的公务员。近日有媒体调查显示,在100位受访公务员中,93位表示“公务员不好当”,部分人甚至开始考虑离职转型。

  冯远是河北省一农业县的基层公务员,在科员的位置上已经干了4年。“每个月打到卡上的钱1700元,其中还包括特殊岗位津贴220元。县里房价3400多元一平方米,别说结婚买房子压力山大了,就是平常红白喜事随份子都随不起。”他说。

  在重庆当选调生的名校大学毕业生潘达对记者说,他一年的工资收入是3万元。“据我了解,周围科员级别都是这个工资。以后按职级升工资的话,也就是几十块的调整幅度。母校本科毕业生平均月薪是4600元,看来我拉后腿了。”他自嘲地说。

  相对于他们,已经做到处级的袁东,“每个月打卡工资2800多元,和物价相比,工资太低了”。

  作为一个基层干部,袁东今年颇受禁令影响。“什么东西都不让发了,连正常的加班费、夜班值班费都不发了,别说其他福利了。”

  在杨伟东看来,公务员自身待遇不能一概而论:“《公务员法》里规定公务员的工资要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但现在没有客观的标准和数据。地区、行业、职级之间也存在差距。每个人立场都不一样,因此对公务员待遇会有不同看法,但客观来看,公务员的薪酬福利待遇还需要更客观的评价机制,包括更加科学、合理、量化的公务员奖励和激励机制。”

  “禁令频出,那些奔着公务员的福利、隐性甚至是灰色收入去考公务员的人,应该会重新考虑,盲目的‘公务员热’应该会在一定程度上‘退烧’。其实本该如此,人生的可能性应该有很多。”杨伟东说。

  禁令频出,使官员在一些事上觉得“不易”的同时,也让另一些事情变得“容易”起来。

  当记者问到“过去一年接待方面的压力是否减轻”时,袁东感触很深:“当然!就说公务接待喝酒吧,和过去比,那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轻松太多了。”

  “过去,中午也喝,晚上也喝,一晚上赶好几场,吐了也得接着陪。我今年不到四十岁,胃病、痛风、高血压都有。”他对记者说,“今年基本不用喝酒,身体舒服多了。”

  当记者问到逢年过节的各种禁止公款送节礼的规定有何影响时,袁东说:“确实,快过年了,我们也没有去北京搞老乡联谊什么的,过去这都是必须的,现在确实轻松一些。”

  “频出的禁令,有助于官场文化形成新思路,指向风清气正的官场秩序。这样,为官可以有个更加客观公正的标准,下级不用逢迎,不用寄希望于喝酒吃饭认识领导,领导可以以工作能力取人,不必以酒量如何、会不会搞关系考量下属。从长远看,禁令有助于形成这样的氛围,而这实际上是会让我们做官‘更容易’的。”杨伟东说。

  ③“为官不易”只是刚刚开始

  从中央层面看,从严治吏或许只是“刚刚开始”。

  新一任中央领导集体履新之后,作风建设一直是常抓不懈的主题。“八项规定”、重拳反腐、各种禁令、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最终的指向都是作风建设。

  1月15日公布的十八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公报中,“作风建设”被提到了显著位置。在公报的五项主要工作部署中,作风建设被摆在了第二位。

  而在此前中央印发的《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13-2017年工作规划》中,对作风建设的表述是:“不正之风是滋生腐败的温床,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是反腐败的治本之策。”

  把“作风建设”作为反腐败的“治本之策”,这在之前的反腐5年规划中还从未有过。

  作风建设,是让全党向“公”看。

  “公款姓公,一分一厘都不能乱花;公权为民,一丝一毫都不能私用。领导干部必须时刻清楚这一点,做到公私分明、克己奉公、严格自律。”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这一点。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作风建设一直是重要命题。

  1933年,在进行根据地经济建设时毛泽东就提出,要反对官僚主义作风,把“这个极坏的家伙抛到粪缸里去”;1942年,延安时期的毛泽东写下《整顿党的作风》;1963年,他总结了官僚主义的20种表现。在毛泽东看来,中国共产党是否能克服官僚主义,关系到党的性质,关系到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

  事实上,无论是中国古代“天下为公”、“克己奉公”的政治文化传统,还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以处置刘青山、张子善为典型的持续反腐,一脉相承的都是对政治之“公”的追求。在现有社会环境下,反“四风”、回归群众路线这一党的立党之本,也是民心所向与形势要求。

  “纪检监察机关要在重要的时间节点上打好主动仗,坚决刹住节日期间的各种不正之风,以突出问题的解决,带动作风的全面好转。”中央纪委党风政风监督室主任许传智如是表示。

  在国家行政学院教授马庆钰看来,从“官好做”到“官难当”,说明一系列整作风、反腐败措施取得了积极效果,官员的特权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限制,寻租腐败的灰色空间受到了挤压。

  习近平曾在福建告诫当地官员:“如果觉得当干部不合算,可以辞职去经商搞实业,但千万不要既想当官又想发财。”

  正是因为不正之风是腐败滋生的温床,才需要下大力气整饬作风;正是由于过去一些人为官太“容易”,才需要“八项规定”、一系列禁令让他们感到越来越“约束”,“带电的高压线”越来越多,为官才越来越“不易”。

  “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在很多场合,习近平喜欢引用这两句郑板桥的诗。通过整饬作风、惩治腐败,官员应当回归的是群众路线,应当倾听的,是“民间疾苦声”。

  (应当事人要求,文中3位公务员均为化名)

  延伸阅读:

  议论声声

发布时间:2014年01月25日 04:15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编辑:白世康 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