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令”下的别样年

2月8日，北京红领巾公园内一家名为乙十六餐厅的会所已锁门停业。CFP供图

　　这个春节，40岁的镇党委书记任长发过得与往年大不相同。他拒绝了数十次到酒店吃饭的邀请；亲友到家，他也只敢准备百元左右的白酒助兴；甚至高中同学毕业20周年聚会，他也不敢参加。

　　“现在风声太紧，老同学你们多理解。我给大家买单，就不进去了。抱歉。”电话中，任长发对听着免提电话的同学解释道。

　　事实上，不仅春节期间，在过去的一年，他都没进过高档酒店，甚至连家门口的小饭馆，也几乎从不踏足。

　　在中国中部这个小县城中，不少握有权力的公务员，与任长发有着同样的转变。

　　自2013年以来，中央连发十多道“禁令”，以约束和规范公务员行为，杜绝腐败。2014年1月15日，中央纪委全会公报中再次强调：加大执纪检查力度，及时查处违纪违规行为，点名道姓通报曝光。

　　据此，这个县城所属的地级市及省纪检委，成立检查小组，到各单位巡检。此种威慑力，就像金箍一样，牢牢地套在任长发等官员的头上。

　　“我爬到这个位置上不容易，不能因小失大”

　　微妙的变化出现在这个小县城的每一个角落。

　　春节放假前，不少单位将公车贴条封存，以免节日公车私用走亲戚。

　　往年，政府总要采购一批烟花爆竹。今年春节，这笔钱省了下来。

　　以往过年挂满县城主干道的灯笼，今年也没露面。

　　据说，各乡镇在每年元宵节组织的舞花灯比赛，今年也被取消。

　　最易观察到的变化出现在高档饭店。

　　年前，一家名为“××六号”的高档饭店门口，赫然打出“小型宴会398元起订”的横幅。这家饭店本来专营海参、鲍鱼等高档菜品。

　　据老板透露，整个酒店原先只有9个包厢，每个包厢的消费至少在5000元。酒店刚开业时曾经“一厢难求”，然而好景不长，公款宴请的禁令一来，曾经连续十几天没有顾客上门。

　　和其他高档饭店一样，这位老板不得不改变营销策略，除推出低档产品外，还推出送餐业务。

　　“好长时间没有进海参、鲍鱼了，进了也卖不出去。”老板叹息道。

　　酒店就在任长发家的楼下。他高中毕业20周年的同学聚会，也选在这家饭店，近在咫尺的任长发却没有出现。

　　在这个酒风浩荡的地方，拒绝吃饭喝酒显得有点“不近人情”。

　　“大家埋怨就埋怨吧，谁也不想撞到枪口上。”任长发说，“我爬到这个位置上不容易，不能因小失大。”

　　该县某局局长也在经历着同样的“恐惧”。年前几天，该局长本已和朋友约好，下班后到一家小吃店吃个便饭，聊点私事。

　　约他的朋友中，有一名小官员，知道现在风声紧，特意选择了这家小吃店。进饭店之后，他先侦查一番，选择了一间离后门最近的包厢。他还叮嘱领班，要是有人来查，赶紧通风报信儿。

　　即便如此，局长还是没赴约。出门前，他接到一个官员朋友的短信，告知当晚纪检委会到酒店检查。虽然小吃店不在检查的目标范围，但局长还是决定不去了，以免“说不清楚”。

　　“小心纪检委查你，已经变成一句口头禅。”当地一名纪检委干部说。

　　“求求你们不要让我为难了”

　　按照往常节奏，腊月二十三的小年一过，当地就进入过年状态。家家户户开始准备年货，各单位也纷纷进入采购状态。大年三十之前，单位采购的年货，要分发到员工及上级、兄弟单位领导的手中。

　　不过今年，任长发所在的镇，没准备任何年货，“查得严，也入不了账”。

　　他听到一个说法，纪检委要求一些大超市，对批量购买的大额购物卡，采取实名制，以便追查购物卡的去向。另外，对持大额购物卡购买商品的顾客，要核实持卡人的信息，以备检查。

　　在过去，一到年根儿，上班的人大都静不下心，迟到、早退、旷工等现象，在各个单位都不少见。

　　以往，任长发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今年，他一改常态。腊月二十八，任长发召集全体工作人员开会，告诫大家一定要准时上下班。

　　“大家都要准时来，有下乡的人，事先写好条子。求求你们不要让我为难了。”这名镇党委书记，在讲到此处时，向大家鞠了一个躬。

　　严格上班时间，实行上下班“四签到”制度，是当地纪检委推出的一项举措，并不定期巡检。

　　就在任长发开会前几天，市纪检委到该县一个局检查。这支队伍到达该局后，要求负责人将工作人员全部召集起来，拿出花名册，依次点名。当时，已经是上午11∶45，距下班时间只有15分钟。

　　点名结果，有数人缺席。纪检委的人要求该局办公室工作人员打开电话免提，联络缺席者，了解其去向，并当场录音。

　　电话打通后，缺席的人中，有人说自己刚办完事，快到下班时间了，就回家给孩子做饭；还有人说，刚下乡回来，一看时间，赶到单位就下班了，干脆就不去了，等等。

　　拿到缺席者的录音后，纪检委工作组当场下达了处理这几名缺席者的指导意见书。

　　“处理意见很强硬，是党员的，建议党内警告处分，有职务的，建议免职或降职。”上述该县纪检委干部说。

　　第二天，当地报纸上通报了该局对数名缺席者的处理结果，与纪检委的意见书一致。

　　有缺席者并不认可这样的处理结果。“我只是早退一会儿，按照规章，最多被罚款，现在将我免职，还有没有章法？”一名缺席者说。

　　抱怨归抱怨，对纪检委的要求，各单位还是不敢懈怠。当然，大家也想好了对策，只要一接到单位电话，一定说自己正在外面处理工作。

　　“以前随时可去检查，现在单位派活儿也不愿意去”

　　任长发在乡镇工作多年，前后一对比，2013年，确实是一个不寻常的年份。

　　以往，应付检查是他的一项重要工作，镇里一年的招待经费至少几十万，有的年份甚至超过百万。市级或省级领导来检查，一顿饭就可能花掉上万元。

　　去年，中央发布针对公款宴请的禁令之前，当地纪检委为遏制公款消费，为该县各家单位规定了不同档次的10家饭店，唯有这10家饭店的发票才可入账，但还是存在动辄上万元的公款消费。

　　这一次，中央对公务接待有了更严格的规定。每一级别的官员，都有相应的接待标准，并且公务往来还要持单位公函。据此，该县取消了定点接待饭店，各单位要么在自己食堂接待，要么就按标准报销。

　　“来单位检查的人明显少了很多。”任长发说。据他估算，镇里去年一年的接待费，较前年至少下降2/3。

　　当地一实权部门的工作人员说，禁令之前，该单位的人经常到各单位检查，“一年总要出去检查几十次”。被检查单位除了陪他们大吃大喝外，还会为每人准备一份礼品。

　　“以前随时可去检查，现在单位派活儿也不愿意去。”他说，“各单位都是公事公办，没油水可捞。”

　　按他的说法，以前他就是“工资基本不动，吃喝有人相送”。“灰色收入”锐减后，他甚至产生了辞职的念头，准备做点小生意。

　　不过，一些公务员也表示，中央的禁令虽然断了他们的“财路”，但对于有些实权部门的官员，效果并不明显。

　　该县前任书记，出差前总会带上企业老板跟随。“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叫企业老板去干什么。”该县一名官员说。

　　“××六号”的老板也表示，在他酒店埋单的人，多是商人，而非公款。“现在的官员很聪明，不会因为一点小钱，而被纪检委盯上。”

　　去年，按中央规定，各单位还进行了办公室改革。任长发这名科级干部，办公室面积应不超过9平方米。

　　改革前，他的办公室面积有20多平方米。其中一个小单间摆有一张床，供他值班或中午休息。改革后，他表面上挪到一个小房间。但实际上，他的大部分时间仍待在原来的办公室。只有当纪检委来检查时，他才会暂时到新办公室“伪装”一下。

　　尽管在禁令之后，公务员有诸多抱怨，民间却是一片叫好声。当地的贴吧上，酒桌上，公务员的命运也成为谈资。

　　“早就应该整治了。”有人在贴吧上写道。也有人担忧：“以往也整治过，整治期间大家都老老实实，整治过后，大家该干嘛还是干嘛，希望这次整治不是一阵风。”

　　春节7天假期，任长发没有出门应酬一次，没有到领导家拜年，也拒绝下属上门。他听说，有一名县里主要领导，为避开春节往来，在初一值班以后，连夜赶到数百公里外的岳父岳母家。

　　年前，中央纪委在该县查一个从当地提拔的干部的问题，不少干部及企业老板被叫去谈了话。当地官场对此大都避而不谈。

　　“仕途风险越来越大，还是谨慎点好。”任长发说。

　　（应采访对象要求，任长发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