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文字实录）

　　3月8日上午9时，全国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多名政协委员作大会发言。

　　全国政协副主席林文漪：各位委员，现在开会。今天是国际劳动妇女节，让我们向全体女委员、女同志致以节日的问候和良好的祝愿。今天大会的执行主席是韩启德、林文漪、李海峰、卢展工、王正伟、齐续春、王钦敏。出席今天大会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奇葆同志，以及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让我们表示热烈欢迎。

　　今天上午继续大会发言，一共有15位委员发言。首先请郭承真委员发言，请程津培委员准备。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郭承真：各位委员，我的发言题目是《伊斯兰教是和平的宗教 中国穆斯林强烈谴责暴力恐怖主义罪行》。

　　昆明3月1日发生了一起由新疆分裂势力一手策划组织的严重暴力恐怖事件，造成29人死亡，143人受伤。这一突发的暴恐事件震惊了中国和世界，也震惊了我们中国穆斯林。在此，我代表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对这一残酷的反文明、反社会、反人类的罪行表示极大的愤慨和强烈的谴责。对受害者和家属致以最诚挚慰问和深切哀悼。几天来我遇到政协会上的穆斯林委员们谈到“3·01”事件时，与我一样，话同语，心同声。我相信，这也是全国广大穆斯林的心声。

　　穆罕默德圣人曾经十分明确地宣告伊斯兰教是“和平教”，所以我们伊斯兰教主张和平，反对暴力恐怖；主张中正之道，反对极端主义；主张穆斯林与非穆斯林合作，反对破坏民族团结、宗教和睦。伊斯兰教特别反对杀害无辜，古兰经中说：“妄杀一人，如杀众人”。所以我们伊斯兰教是珍爱人的生命、尊重人的生命的宗教；伊斯兰教认为人类同根同源，不同民族的人民都是兄弟姐妹。人类的不同群体应当冲破地域的、种族的藩蓠，团结在一起，结合成为统一的人类共同体，这样就能达到和平，就是伊斯兰的精神。所以我们伊斯兰教又是主张以最优美的语言来讲道理，主张人类不同族群团结合作的宗教。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分裂人类，残害无辜，完全违背伊斯兰教思想主张，是我们伊斯兰的敌人。

　　近些年来，国际伊斯兰教主流力量多次召开国际会议，批驳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宣传和提倡伊斯兰教的中正之道。中国伊协也一贯宣传中正之道，谴责暴力恐怖。面对3月1日昆明的暴恐事件，我们与全国人民同仇敌忾，坚决支持政府依法严厉惩处恐怖分子，打击任何暴力恐怖活动，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的团结稳定。

　　此次暴恐事件，是暴力恐怖分子破坏民族团结的一个大阴谋，他们企图用恐怖来割裂我们中华民族血肉相连的各民族人民，破坏民族团结、宗教和睦。中国伊协呼吁全国各族伊斯兰教界人士和穆斯林群众认清暴力恐怖分子的阴谋，坚信和大力弘扬伊斯兰教的中正之道，宣传和平、合作、宽容、团结的伊斯兰精神，像珍爱自己的眼睛一样珍爱民族团结。我们也呼吁全国各族人民不要把极端主义、恐怖主义与任何特定的民族、宗教挂钩，集中力量打击极少数违法犯罪的恐怖分子。我们穆斯林要与非穆斯林更紧密地团结在一起，让暴力恐怖分子破坏民族团结、宗教和睦的阴谋彻底破产。

　　近些年来，暴力恐怖势力多次在新疆这次又继北京金水桥事件之后，在内地发动暴力恐怖袭击，无论男女老少，无论汉族和少数民族，无论穆斯林和非穆斯林都是他们残害的对象。中国伊协建议，针对暴力恐怖活动的升级，我国应加紧制定、尽快出台《反恐法》，以更加坚决有力地打击暴力恐怖活动，给暴力恐怖主义以迎头痛击。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也将进一步在中国穆斯林中加强伊斯兰正道的宣传教育工作，组织伊斯兰教界批驳“三股势力”的歪理邪说，在穆斯林的心中聚集起反对分裂主义、极端主义、恐怖主义，维护法律尊严、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正能量，尽我们的力量与暴力恐怖主义作最坚决的斗争。

　　今天，我们伟大的祖国正在蒸蒸日上、一日千里地发展，我们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接近我们中国几代人为之奋斗不息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在这样一个历史的关键时刻，我们中国穆斯林要更紧密地拥抱自己的祖国，追寻我们的幸福、我们的中国梦，与全国各民族兄弟姐妹一起，共同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周围，为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林文漪：现在请程津培委员发言，请何丕洁委员准备。

　　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程津培：各位委员，我的发言题目是《优化科技投入结构 建立稳定支持基础研究的新机制》。

　　当前，世界正迎来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交汇。基础研究作为历次产业革命的先导，在发达国家，均被视为综合国力竞争的战略制高点，而用占研发总投入15%—20%的强度，给予持续稳定的支持。我国基础研究投入一直仅占研发经费的5%，在公布数据的国家中处于最末位。我国能否在长期偏离研发投入规律情况下，继续依靠跟踪模仿，实现发展模式从要素驱动到创新驱动的根本性转变，并在2020年建成创新型国家？带着疑问，我委组织了专题调研。

　　我国基础研究整体水平与发达国家仍有较大差距。表现在缺少推动学科发展的重大科学发现，鲜有能引领产业变革的原理性突破，缺乏破解制约发展的关键科学问题的知识积累，领军人才欠缺，创新氛围不足等。长此下去，将极大影响我国原创能力的积累，导致再度错失新科技与产业革命的机遇。

　　造成这一状况而未引起足够警觉的原因，主要在于基础研究的低时效性。基础研究投入效果短期内难以显现，大大增加了有关方面对科技投入自身的规律进行准确识别和把握的难度。另一方面，可能与我们在低投入水平下依靠跟踪模仿式发展，也并未影响经济增长速度的表象有关。日本和韩国有与我国类似的实用文化传统，工业化早期也是采取了低成本的跟踪模仿策略来谋取发展。但他们及时反省，在工业化的中后期将基础研究的投入比例增长到客观规律所要求的水平，结果成效显著。若干年后日本人连续获得诺奖，日韩核心竞争力强劲提升。汤森·路透2012年统计报告中评出的“全球100强最具创新力企业”，亚洲的32家全被日韩包揽。我国仍无一家入围，令人不能不担忧，企业将成为实现创新型国家的最大短板。

　　我国改革开放几十年的高速发展特别是成为第二大经济体，给世界竞争格局带来深刻变化，再重复过去的轻基础、低成本的模仿模式，已不再有出路。必须尽快把创新主动权掌握到自己手里，靠做强内生能力实现中国梦。基础研究最大的功能，是通过科学探索，形成内生的不断创新的文化和可能引领产业变革的重大原创成果，是国家的明天。投资明天，是任何一个国家今天必须做的事情。我国目前的症结是，尚未形成中央、地方和企业共同支持基础研究的良性结构。而建设多元化基础研究投入体系的主导责任，则在政府。为此，提出如下建议：

　　1.优化中央科技财政结构，尽快提升基础研究投入强度。我国基础研究在中央本级科技投入中，只占15%左右；而在类似统计口径下，发达国家一般占到中央本级的30%—50%以上。建议，10年内，将中央财政中基础研究比例稳步提高到发达国家的低限，即30%的水平。增量主要用于重要科学平台和人才培养以及引导地方和企业增加基础研究投入，建立多元化的投入体系，带动全社会基础研究投入尽快达到占研发总经费的10%。

　　2.地方财政要大力提高基础研究投入水平。2012年，地方基础研究投入仅占全国的6.7%，在地方科技财政中只占1.5%。建议将基础研究作为“绿色GDP”指标之一，纳入对地方政府科学发展观的政绩考核体系，并设专门经费渠道，引导地方大力提高基础研究投入。

　　3.充分调动企业投入基础研究的积极性。发达国家企业极为重视培育未来竞争力，基础研究投入一般都占全国的20%以上，如韩国企业对基础研究投入在全国总量中甚至超过50%，有力引领了核心竞争力的强势跨越。而我国企业2011年投入基础研究总共只有7.27亿元，反差巨大。建议中央和地方财政借鉴国外成熟做法，设立企业基础研究引导基金。同时，调整和研究制定有利于激励企业投入基础研究的财税政策和评价体系，引导企业真正成为创新主体。

　　林文漪：现在请何丕洁委员发言，请孟晓驷委员准备。

　　民革中央专职副主席何丕洁：各位委员，我的发言题目是《生态粮仓健康土地安全食品》。

　　“手中有粮，心中不慌”，这是一句老话。现在，“手中有粮”，还要“吃得健康”。因此，2014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在重视粮食数量的同时，更加注重品质和质量安全”。我们认为，保障粮食安全，迫切需要生态粮仓、健康土地、安全食品。

　　到2013年，我国粮食产量实现了“十连增”，基本解决了粮食安全问题。现在的突出问题是：一、在城市化、城镇化进程中，耕地越来越多地被占用，1986年到2010年，非农建设占用耕地达6000多万亩，18亿亩耕地红线可能受到冲击。二、在工业化进程中，土地和水资源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污染。我国仅用占世界不到10%的土地养活了22%的人口，但由于使用了大量的氮肥，导致农业面源污染严重。因此，解决粮食安全问题不仅必须守住耕地红线，还必须和生态文明建设、环境保护及污染治理紧密结合。为此，我们建议：

　　一、实施健康土地工程。在原有全国土壤普查的基础上，对我国耕地进行“体检”，全面普查与诊断，查清健康土地、亚健康土地和不健康土地的面积、比例及分布。编制耕地健康保护与土质提升规划，为生态粮仓建设提供依据和方向。建设生态粮仓，首先要确保粮食主产区的耕地不受污染。对健康土地，要实行严格的保护措施；对亚健康土地，则采取修复提升措施；对不健康的土地，则要有计划地进行治理。建立耕地健康养护促进机制。实行地方政府土地健康养护问责制和政绩考核制，同时明确由耕地污染行为人对耕地污染的防治、人身健康的损害、农民收益的损失等承担最终无限责任。实施土地生态整治工程。土地整治要突出耕地健康提升优先的原则，推进土地整治工程实现耕地面积增加、生产力提高、环境美学效果和土地修复等四位一体化。

　　二、推进洁净水源工程建设。推广辽宁省的辽河管理模式，恢复大江大河两岸滩地、减少河道硬化工程，提高河流自净能力。恢复和营造环湖（水库）湿地，让流域径流过滤后流入湖泊或水库。延伸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范围，加大对生态优越的江、河、湖和水库流域的公益林保护者的补偿力度，让林农能“靠山吃山”。下大力气开展重污染河流和重点水功能区生态修复与综合整治，实施江河、湖泊等水环境综合治理工程。积极防治农业面源污染。在政府采取面源污染防治措施的同时，对自愿采取避免面源污染措施的农民，给予补贴或其他优惠政策。加强对污水处理厂排放水的管理，禁止未达标水直接排入江河、湖泊（水库）或用于农田灌溉。

　　三、推进农业的绿色生产。在促进农业规模经营的基础上，建立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让农业生产者从直接承担的农业生产环节中分化出来，实现农业生产过程专业化。建立健全技术推广的服务体系，包括农业产前、产中、产后的全面、系统、一体化的服务。健全农产品质量安全体系，推进农业标准化生产，大力发展无公害、有机农产品和绿色食品，将农业补贴与环保、食品安全等标准挂钩，受补贴者必须遵守最低环保标准。

　　四、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构建覆盖各类市场、各个环节的监管网络，健全检验检测体系。对食品安全突出隐患和问题进行专项排查和整治，保持高压态势，同时修订完善相关法律，对食品安全犯罪予以严惩，使经营者不敢心存侥幸，让违法者真正得不偿失。在农产品主产区建立风险预警机构，对主要食用农产品的风险隐患进行摸底排查、专项评估、监测预警，不断增强公众对食品安全的信心。

　　林文漪：现在请孟晓驷委员发言，请张廷皓委员准备。

　　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妇联党组副书记孟晓驷：各位委员，我的发言题目是《加强劳动力市场监管促进就业性别平等》。

　　就业是民生之本，安邦之策。平等就业，是女性获得经济独立、实现自我价值和全面发展的有效途径，是深化改革促进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衡量社会文明进步程度的重要标志。

　　我国法律明确规定，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劳动权利。促进公平就业是我国政府孜孜以求的目标。特别是2013年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做好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政策文件，首次明确提出加大人力资源市场监管力度，及时纠正性别歧视和其他各类就业歧视现象。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由于缺乏必要监管，各类就业歧视现象仍屡有发生。今年2月14日，某地女大学生“举马求职、呼吁平等就业”的新闻引起网民热议，这一无奈之举真实折射出当前女性就业面临的尴尬境遇。据全国妇联、国家统计局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56.7%的女大学生在求职中感到“女生机会更少”；城镇在业女性曾“因性别而不被录用或不提拔”的比例是同类男性的4.3倍。一些用人单位常常提高女生录用标准，国家法律的“明规定”难抵用人单位的“暗门槛”，“宁用武大郎，不选穆桂英”仍是一些单位招人用人的潜规则。

　　就业招聘中的性别不平等原因复杂，既离不开总体的经济发展和就业压力，也与劳动力市场缺乏监管密切相关。用人单位客观上出于用人成本考虑，包括生育的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往往在招聘中呈现出男性偏好，把女性劳动力当作职场“预备役”。评价劳动者职业能力素质时也多以男性为标准，女性坚韧忠诚、缜密周全、善于协调、稳定亲和等优点在就业市场尚未得到应有重视。就业性别歧视不仅造成人才资源的巨大浪费和畸形发展，而且桎梏了女性的人生选择和梦想追求。它跨越学历、年龄、家庭和经济背景，在无声无息中侵蚀着社会公平正义，滋生着特权、分化与麻木，影响到整个社会机体的健康运行。

　　中共十八大明确要求坚持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要消除城乡、行业、身份、性别等一切影响平等就业的制度障碍和就业歧视，为促进男女平等就业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撑。在此我们就发挥好政府职能，消除就业歧视，促进就业平等，提出四点建议：

　　一、切实加强劳动力市场监管。建议各级政府切实贯彻落实《就业促进法》,尽快制定《就业促进法实施细则》，进一步健全促进平等就业的监督机制，贯彻落实公平就业的法律规定，加强对劳动力市场招人用人行为的监管，并总结推广国内外促进妇女平等就业的有益经验，依法保障女性平等享有经济发展机会和资源。

　　二、不断健全生育保险制度。建议政府有关部门进一步完善生育保险制度，提高生育的统筹层级，强调政府在生育保险中的责任，减少用人单位顾虑和负担。积极探索推行男性带薪护理假，引导男女共同承担家庭责任，为充分释放女性才智和潜能创造条件。

　　三、制定完善相关法律。鉴于就业歧视纠纷诉讼立案难、审理难等问题，建议修订完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增加就业性别歧视案由，规定就业性别歧视案件举证责任倒置原则，明确对就业性别歧视的最低赔偿标准,更好地维护遭受就业性别歧视公民的合法权益，并为贫困女性提供相关法律援助或司法救助。

　　四、在全社会倡导公平就业理念。歧视与偏见往往固化于人们的观念和社会体制习俗之中，易于被忽视或容忍。建议加强媒体和社会组织的监督作用，积极开展反歧视的宣传，倡导文明进步的性别平等观念，理直气壮地反对就业中的性别歧视和“霸王条款”，营造男女两性相互尊重、平等发展的社会环境

　　“公与平者，即国之基祉也”。社会公平是个人得以实现发展的基本前提，也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石。让我们共同努力，奏响公平、平等的时代强音，为实现瑰丽壮美的“中国梦”而不懈努力！

　　林文漪：现在请张廷皓委员发言，请吴晓青委员准备。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原院长张廷皓：各位委员，我的发言题目是《保护工业遗产刻不容缓》。

　　工业遗产是指具有历史价值、社会价值、科学价值和艺术价值的工业文化遗存，是人类文化遗产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任何时代的工业遗产，都由物质载体和精神内涵共同组成。中国工业发展史虽只有一百多年，但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饱经沧桑的厂房、高炉、井架和船坞，还留下了清末以来，中国从封建制度到社会主义制度这一历史巨变的见证，反映了中华民族的兴衰，记录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为实现中国梦艰辛奋斗的历程，体现了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历史命运和基本国情，也揭示了我们今天注定要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

　　因此，对于广大产业工人和城市民众而言，高高耸立的厂房和不再轰鸣的机器不是冰冷的钢铁和砖石，它承载着几代人的奉献和理想，其中的人文精神已赋予工业遗产以活的灵魂。对于城市而言，工业遗产是厚重的历史文化资源，是凝聚人们情感的纽带，通过科学保护与合理利用，深入挖掘工业遗产的文化内涵，可以为城市文化传承与未来的发展带来长久的后续动力。工业遗产保护与利用意义重大。

　　2013年，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组织了工业遗产保护与合理利用专题调研。我们看到，一些高明的城市领导者，通过制定科学的城市发展规划，统筹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较好地保护和利用工业遗产，在增加城市魅力、推动改革发展方面，取得了良好成效。同时我们也了解到，工业遗产保护和利用工作整体上还任重道远。一些历史悠久的工业设施由于无法满足现代化生产的需要而被拆除；一些传统工业企业关停并转，大量生产设施被作为废弃物销毁或变卖；在巨大的空间发展需求和土地供给压力下，一些城市对处于市中心和近郊区的老工业基地实施搬迁，代之以新兴产业或房地产开发，原有的工业遗存和历史风貌不断消失，如不抓紧采取有效措施进行保护，将会有大量重要的工业遗产迅速消亡，当人们意识到它珍贵价值的时候，只能是惭愧和遗憾。

　　一、建议工业遗产属地政府切实承担起保护工业遗产的责任，尽快行动起来。企业在市场压力不断加大、土地供给日益困难的情况下，为了生存和发展，更新换代、拆旧建新，依然是节约成本和利用土地空间最现实的选择。为了压缩过剩产能，对一些企业实施关停并转以及城市基础设施改造和生活环境改善，也是利国利民的大事。然而，这些与工业遗产保护之间产生的矛盾如何解决？归根结底还是要靠政府。这首先是对城市领导者智慧的考验。建议我们的城市领导者树立起重点保护与合理利用的意识，切实承担起保护工业遗产的责任，通过科学规划、统筹协调，破解难题，让工业遗产为城市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让我们的人民不断温故知新，更加坚定自信，更加理解改革、支持改革、参与改革。

　　二、建议国务院采取有效措施，建立和完善工业遗产保护工作的体制机制。工业遗产种类多、分布广、认定过程复杂，保护与利用工作涉及诸多部门。要对工业遗产实施有效保护与合理利用，就要按照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从中央政府层面建立和完善科学的领导体制和管理机制，明确各部门的法律职责，为基层工作提供指导，为实施依法管理创造必要的条件。

　　三、建议有关部门抓紧完善法律法规，加快工业遗产保护的法治化进程。在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至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虽然已经包括112处近现代工业遗产，但由于工业遗产的概念提出较晚，我国《文物保护法》及相关法规尚未对其作出明确规定，目前国家层面指导和规范工业遗产保护工作的文件主要是2006年国家文物局下发的《关于加强工业遗产保护工作的通知》，其权威性和约束力显然不能适应实际工作需要，也不符合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建议有关部门结合正在开展的《文物保护法》修订工作，充实完善工业遗产保护和利用的内容，同时抓紧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和指导性文件，使工业遗产保护与合理利用工作尽快走上法治化轨道。

　　林文漪：现在请吴晓青委员发言，请布娲鹣·阿布拉委员准备。

　　民建中央副主席、环境保护部副部长吴晓青：各位委员，我的发言题目是《积极稳妥推进新型城镇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率不断提高，2013年城镇化率达到53.73%。中共十八大提出了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的目标和要求。建设健康、可持续的新型城镇化，关系到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全局，关系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中国梦”的实现。民建中央去年专门就新型城镇化问题进行了调研，调研中了解到，当前各地政府对推动城镇化发展表现出空前的热情和积极性，各级领导高度重视，相关部门积极谋划，各自制定了具体的目标和举措。然而，在城镇化建设如火如荼、快速发展的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一些情况和问题，需要引起高度关注。

　　一是一线大城市资源环境压力不断增大。我国一线大城市全方位高速发展，吸引汇聚了全国各地的金融资本、人才智力和各类务工人员，不断创造着成功故事，给予人们美好的希望。但是大城市居高不下的房价，教育、医疗、生活费用的不断攀升，城市有限的容纳能力，使外来人员尤其是农民工的融入难度不断增加。

　　二是中小城市产业和人口集聚功能严重不足。中小城市数量多，规模小，产业稳定性差，承载和服务功能弱。部分中小城市热衷于房地产开发，但缺乏产业支撑，就业机会较少，使得农村人口进城不得不选择就业和发展机会较大的大城市。

　　三是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缓慢。目前我国仍有2亿多农民工及其随迁家属虽被纳入城镇人口统计，却未能平等享受城镇居民待遇。“回不去的故乡，进不去的城”成为部分农民工群体的写照。

　　四是资金透支致使政府财政和金融风险加大。国家审计署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6月末，全口径地方政府性债务合计17.89万亿元。债务总体风险可控，但部分地方政府性债务上涨过快、管理滞后等潜在风险不容忽视。

　　新型城镇化不是简单的城市人口增加和规模的扩张，而是产业、人口、土地、社会、农村“五位一体”的城镇化。应立足我国国情，尊重规律，顺势而为，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真正为城乡居民带来更多福祉。建议：

　　1.大力提升中小城市的功能定位。充分认识中小城市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的重要战略地位，增强中小城市的产业和人口聚集能力，特别是创造就业的能力，坚持产业先行，同时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建议在一些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的中小城市开展新型城镇化试点工作。

　　2.科学开发和管理各类城市。城镇化应坚持科学规划、绿色发展、人文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在发挥中心城市辐射带动作用基础上，强化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产业、服务、居住及就业功能。因地制宜，创新具有区域特色的城镇化发展模式。针对城镇化的发展阶段，国家在土地、金融、社会保障等方面实行差异化政策。按照集约、绿色、和谐等标准，构建新型城镇化质量评价体系。

　　3.统筹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以小城市为重点，有序推进农村人口转移。尽快在中小城市推行以居住证为载体的城市人口管理制度，统筹解决城市常住人口的教育、就业、医疗、住房等问题。积极探索城乡社会保障和跨省市社会保障账户的衔接政策。适时制定出台全国统一的《户籍法》。

　　4.创新土地管理制度。加快农村土地确权登记办（补）证工作，在此基础上，积极探索允许农民进城落户后依法盘活承包地、宅基地等农村土地使用价值的有效政策。在“人的城镇化”建设中，要杜绝出现大量失业、失地、失房的“三失农民”。

　　5.完善城镇化的投融资机制。进一步明确中央、省、市各级政府在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方面的主要职责；合理确定土地出让收入在不同主体间的分配比例，将土地出让收入纳入公共财政；建立多元化资金供给模式，引导和鼓励民间资金进入经营性基础设施领域；推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提供方式的社会化和市场化，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林文漪：现在请布娲鹣·阿布拉委员发言，请严俊委员准备。

　　全国政协委员、新疆农业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副院长布娲鹣·阿布拉：各位委员，我的发言题目是《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文化交流合作机制》。

　　“丝绸之路经济带”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9月访问中亚四国和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时提出的战略构想。它以加强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和民心相通为重点，以平等互利、共赢发展为目的，是与古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共同推进丝绸之路复兴的创新之举。但是，由于沿线国家较多，各国经济发展水平、文化差异较大，尤其是有些国家一定程度上受到“中国威胁论”的干扰，我国提出的这一战略构想要引起沿线国家的共鸣，并有实质性的合作，还需要较长时间。

　　当今世界，文化上的相互尊重是经济合作的前提。因此，要促使“丝绸之路经济带”区域合作构想尽快成为沿线国家的共识，就应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将丝绸之路精神发扬光大”的要求，继承古丝绸之路不同文化相互尊重的精神，率先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文化交流合作机制。以文化交流合作为引领，唤起沿线国家的“丝绸之路”情结，宣传这些国家几千年来的传统友谊，宣传中华文化，增进了解，赢得信任，赢得朋友，实现民心相通，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加强区域大合作创造有利的人文发展软环境。

　　因此，我们建议：第一，我国政府应本着主动、务实的态度，积极与丝绸之路沿线各国政府沟通，设立政府授权、双方专家参与的专门委员会具体协商文化交流合作的相关事项，力争尽早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签署文化交流合作框架协议。

　　第二，通过落实具体的文化交流项目，将中华文化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的文化交流合作推向深入。一是加快开展在沿线国家建立孔子学院、双边学生留学和学者互访等项目。二是围绕“丝绸之路的文化及民族渊源”主题，定期举办大型的文艺演出、画展、摄影展、文化论坛、体育竞赛、不同文化主题年等文化交流活动。近年来举办的“中国新疆国际民族舞蹈节”、“国际玛纳斯节”等就获得了较好的效果。建议沿线国家整合资源，共同承办此类文化交流活动，尤其是在新疆共同打造丝绸之路各国文化演艺交流的合作精品。三是借助“中国亚欧博览会”等平台，定期召开亚欧区域合作论坛，或丝绸之路合作论坛，加强中国与沿线国家科技、文化、教育等领域全面深入的交流合作。四是建议与沿线国家共同成立“丝绸之路文化”研究机构，共同致力于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的研究，定期共同举办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研究方面的论坛。在取得学术成果的同时，增进文化认同。

　　第三，以旅游发展促进文化交流。一是与土耳其、伊朗及中亚国家合作共同打造沿古丝绸之路探寻历史踪迹的“文化之旅”旅游精品项目。二是全面推动我国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加快乌鲁木齐、喀什、伊宁和阿勒泰四个国际旅游集散中心建设；建设乌鲁木齐旅游贸易特区及欧亚大陆航空网络中转中心和客流集散地；依托新疆的口岸优势，发展边境观光旅游；筹建亚欧丝绸之路文化主题公园、丝绸之路民族村、丝绸之路民族博物馆等大型文化旅游产品项目。

　　第四，以文化产业合作促进文化交流。一是抓住目前汉语热的有利时机，鼓励中华文化特色产业“走出去”到沿线国家发展，使这些国家的消费者通过接触到含有中华文化元素的消费品，了解中华文化。二是利用新疆民族文化与沿线国家文化的亲近感优势，扶持新疆民族文化特色产业走出去。同时，借助新疆面向中亚、西亚的对外经贸合作平台，在喀什、霍尔果斯经济特区等地建立清真食品产业园区和文化产业园区，吸引沿线国家投资。

　　第五，促进出版及媒体交流合作。扩大双边音像、书籍等出版物贸易，拓展广电媒体交流，加强新媒体合作，进一步扩大中华文化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增进沿线国家对中国文化的了解。

　　林文漪：现在请严俊委员发言，请蒋作君委员准备。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台长严俊：各位委员，我的发言题目是《尊重规律科学求实莫让政府决策成笑谈》。

　　近年来，一些城市或砍树换植，或改河填湖，或削山建城，这些行为有悖自然规律、违背科学精神，不仅浪费资源，而且破坏环境、损害生态，更重挫政府公信力。“过而不改，是谓过矣”。类似决策为何得以实施，当认真反思。

　　当前，众多公共资源的配置大权主要由各级主政官员把控。尽管行政决策从方案设计到论证完善，领导“一言堂”的现象至少从形式上大为减少，但轻视规律、武断臆测的现象仍然突出，家底不清、论而不证的状况依然存在。在城镇化等不可逆的发展过程中，若决策过程还是领导“拍胸脯、拍脑袋、拍屁股”，把专家当摆设，使咨询走过场，让附和赞歌淹没了诤言良策，势必会把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引入歧途：浪费资源办错事、兴师动众办蠢事，甚至身陷积弊难返的困境。从“造城运动”之后的新城遍地、鬼城频现，到“古城热”、“故里热”之中的大拆大建、余留的欠债烂尾，各类怪相既是佐证，更是警示！

　　政府决策和科学研究都需要细致严谨的论证和尝试。不同的是，科学理论通过反复证伪而使科学得以进步，但政府重大决策往往“开弓没有回头箭”，没有太多试错空间，尤需谨慎。尽管近年来“学者型官员”不断亮相，但主政官员、单个专家本身不可能全知全能、万事皆通。因此，领导干部要想谋求科学发展，就必须对专业知识充分尊重、对自然规律至上敬畏。领导干部只有清醒地认识到个人权力和自身能力的边界，方能在决策过程中有理有节地履职、施才，实现对人民群众的担当。面对困难时秉持“人定胜天”的信念，保持昂扬不屈的斗志，固然可以使人增强勇气，但也必须避免那些无视规律、违背科学的草率做法。要深入调研、广泛讨论、尽纳良言，通过完善科学决策的机制达到决策科学的目的。

　　中共十八大提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化同步”宏远目标，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新要求,都对政府决策的全局性、前瞻性、科学性提出了更新更高要求。为此，提出以下建议：一是加强决策的基础性研究。借助现代科技手段完善决策机制，强化信息采集、共享、挖掘、分析和应用。大力弘扬深入基层扎实调研的优良传统。冀望于仅凭键盘鼠标敲敲打打摸清情况，在任何时候都是不现实的。

　　二是健全决策咨询机制。为避免决策被局部和眼前利益，甚至被伪科学所蒙蔽扭曲，必须注重咨询的广度和深度。应加强协商民主和人大参与政府决策的制度建设；强化专家在决策全程的深度参与；结合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壮大跨地区、跨部门、多元化的咨询专家队伍。不能把咨询队伍整成特聘专员、御用专班，而要因事、因时随机抽选、随机组队。

　　三是规范评估制度。如：决策部门事前需对决策成效、风险进行预测，围绕合法性、合理性、可行性、可控性开展评估并制定相应预案。委托第三方，定期对超过一定范围、规模、层级的决策分阶段实施事后评估。

　　四是建立长效的党政人才科学素养提升机制。官员的思维模式和认识水平直接关系到决策的科学性，特别是在应对重大突发事件的决策上。在一些地方特别是基层，干部素质已成为制约决策水平的最大“瓶颈”。应在干部培训中加入更多相关课程和负面案例教学，以促进干部科学素养的提升、科学思维的养成，以及对专业知识的尊崇和善加应用。

　　五是实施更严厉的监督问责机制。如：依法落实人大质询、罢免规定；重大决策被证明错误或无效的，需对责任人终身问责；对机构和专家的咨询意见、评估结论可应询公开，接受监督；完善制度，使问责规范化、程序化。

　　林文漪：现在请蒋作君委员发言，请苏士澍委员准备。

　　致公党中央常务副主席蒋作君：各位委员，我的发言题目是《完善政策机制推进中医药事业健康发展》。

　　千百年来，中医药以其“简、便、验、廉”等特点深受广大群众青睐。时至今日，中医药不仅仍然是保障人民健康的独特卫生资源，也是潜力巨大的经济资源、具有原创优势的科技资源、优秀的文化资源和重要的生态资源。在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过程中，必须充分利用好中医药这一重要资源。调研发现，由于中医药法制体系、行政管理体系和监督服务体系不健全，中医药在基层的覆盖面小、人才匮乏、服务能力不足；中医药与西医在管理体制和财政投入方面相差很大，“重西轻中”、重大型仪器检查轻“望、闻、问、切”现象普遍存在；对中医药的扶持政策难以持续性落实。

　　为更好地贯彻落实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完善中医药事业发展政策和机制”，加快推动中医药事业健康发展，建议如下：第一，进一步加强中医药工作的组织领导。一是成立高规格的国家中医药工作领导小组，加强统筹协调，研究解决中医药发展中的重大问题，推动和促进中医药发展政策措施的落实；二是进一步明确国家中医药管理部门统筹规划职能，加强地方中医药行政管理体系建设，推进中医药改革发展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第二，将中医药发展纳入国家战略，编制并实施中长期发展规划。加强中医药改革发展整体谋划和顶层设计，落实《国务院关于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的“编制实施国家中医药中长期发展规划”要求，启动专项规划的编制工作，明确中医药在国家战略中的重要地位，提出国家发展中医药的方针、目标、任务、步骤以及措施。

　　第三，完善中医药发展政策和机制。一是完善中医医疗机构分类和评价等中医药服务的管理政策；二是完善中医药服务价格形成机制和医保支付方式；三是完善中医药事业发展的筹资政策，如建立稳定的财政投入政策；四是完善中医药健康服务业发展政策；五是完善中医药工作跨部门协调机制。同时，要加快《中医药法》立法进程。

　　第四，让中医药在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建设中发挥更大作用。一是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中西医互相配合的基层医疗卫生保障体系;二是将适宜的中医药预防保健服务内容列入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三是在研究调整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和地方增补目录工作中，增加中药品种;四是建立健全中医药同步参与突发公共事件应急救治和重大传染病防治的机制。

　　第五，推进中医药产业化和可持续发展。一是加大科研投入，推动中医药科技创新体制建设；二是制定产业发展鼓励政策，注重中药整体产业链的发展；三是加快推进包括中药，中医药医疗、康复、预防保健、养老、慢性病和亚健康人群健康干预，中医药文化和诊疗设备等在内的产业发展步伐，并将其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加以推动。

　　第六，加强基层中医药人才队伍建设。一是建立快出人才、多出人才、出好人才的人才培养机制，探索形式多样的培养模式；二是鼓励名老中医师带徒，通过师承方式培养高层次的中医师；三是对中医药一技之长人员进行鉴别，对确有实际诊治疾病能力的，由国家或省（区、市）组织培训和考核后纳入中医医疗技术人员管理；四是建立激励机制，吸引中医药院校毕业生到基层工作。

　　第七，积极实施中医药文化“走出去”战略，以中医药知识为载体，促进中华文化传播。中医药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这种“绿色医学”越来越受国内外民众欢迎，已经传播到168个国家和地区，成为各国医疗保健的一个重要选择。因此，建议积极实施中医药文化“走出去”战略，通过外交、文化、教育和侨务等部门的各种渠道，发挥孔子学院文化交流、医疗科研机构学术交流以及企业产品推广等多途径、多形式的作用，以中医药知识为载体，促进中华文化的广泛传播，壮大我国的软实力，进而为实现“中国梦”作出贡献。

　　林文漪：现在请苏士澍委员发言，请沈中阳委员准备。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苏士澍：各位委员，我的发言题目是《写好中国字做好中国人》。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不曾中断的古老文明，其文化成就灿若星辰、浩如烟海。汉字是中华文化的基因，是中国精神的凝练，是中华文明传承的载体。最近，央视的《中国汉字听写大会》收视率爆红，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为什么？就是因为它拨动了中华儿女心里的文化之弦，唱和了中华文明的心理需求。

　　随着科技的发展和手机、互联网的普及，人们的学习和交流方式都发生了巨变，对汉字书写的依赖度急剧下降，网络语言盛行，不规范使用汉字和“提笔忘字”现象越来越多。现在孩子吃着西式的快餐，看着舶来的动画，打着现代的电玩，对传统文化还有多少了解和认知？我们的双手已习惯了敲打键盘，还有多少人习惯于握笔书写，尤其是使用笔墨纸砚？早在1848年，在中国生活了40多年的美国传教士兼驻华参赞卫三畏就说过：“一旦废止汉字而改用字母去拼写汉语，中国就会出现数百种文字，中国将像欧洲一样四分五裂、不复存在。”此言凿凿，发人深省。而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已经写不好字，不敢写字，甚至不愿意写字……在中国，写字正面临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

　　汉字的结构特点和表音表意功能，很大程度上反映着中国人的文化伦理、道德规范和观念习俗。如果不明白汉字中蕴含的深意，不仅仅是对文字的掌握有所欠缺，更重要的是对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传承的缺失。一字一世界，一笔一精神。书写是对文字最高的崇拜，汉字也特别依赖于它的母语文化情感。书写愈多，我们对于文字乃至文化的敬畏喜乐之心则愈浓；书写愈少，我们对于文字乃至文化的认同亲密之情则愈淡。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淡漠对国民的心理、情感、价值取向都有不利影响。

　　学好汉字、写好汉字，是关系到民族自尊、民族自信、民族凝聚力乃至文化安全的大事，必须要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引起重视！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紧握汉字书写之笔，重兴汉字书写之风，展现汉字书写之美，是中华传统文化传承之需要，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之必然。

　　多年来，全国政协特别是书画界委员一直致力于推动青少年书法进课堂工作。让青少年从小接触书法、亲近书法，并不是要培养多少书法家，而是令传统文化在青少年心中播下无形的种子、扎下牢固的根，培养他们的爱国主义情怀。正所谓“字如其人”、“心正笔正”，书法是综合性的素质教育，对青少年启智育德、培心健体、提高审美、磨练意志都有着莫大的助益。令人欣慰的是，教育部于去年2月发布了《中小学书法教育指导纲要》，使书法教育工作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为了使书法教育进一步健康有序地推进，我建议：一是切实落实《纲要》，解决好师资、教材等问题。从当前全国普遍情况来看，硬笔书法教育开展较好，软笔书法教育各省、地区之间差距较大，很多学校尚未开设。书法教师缺少职称序列和编制，专业化不够，教材混乱。据粗略统计，专职教师只占不足1%，有的省份统计95%以上都为语文教师兼任。建议明确书法课和教师准入的标准化要求，加强专业师资队伍培养和学科建设。在师范类院校增设书法专业，在文科专业中增设书法课程，充分利用网络等现代化手段改进教学。

　　二是尽快建立国家级书法学院。我国书法爱好者以千万计，但在办学方面却远落后于美术等艺术门类，至今没有一所专业的书法学院，以致专业人才的培养途径不畅，专业水平难以提高。

　　三是将每年9月的第一周设定为中国书法周。利用开学之初在中小学和公务员、军人队伍，乃至全社会开展书法教育活动，加大文博系统对民众普及汉字教育和书法艺术教育的职能，营造全民书法的良好氛围。国家出台鼓励政策，加强对汉字书法、笔墨纸砚等相关产业的开发和扶持力度。

　　愈是全球化，汉字书写愈显其珍；愈是科技进步，汉字书写愈彰其贵。我们必须从现在做起，从你我做起，更从娃娃抓起，写好中国字，做好中国人！

　　林文漪：现在请沈中阳委员发言，请黎振强委员准备。

　　天津市政协副主席沈中阳：各位委员，我的发言题目是《创建“平安医院”确保医护人员人身安全》。

　　近些年来，医疗纠纷频发，暴力伤害医护人员事件时有发生。创建“平安医院”，为患者就医营造良好环境，解决好医护人员安全问题，已迫在眉睫。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一是伤医情况严重。中国医院协会的有关调研报告显示，近几年来，我国暴力伤医事件逐年递增，发生过暴力伤医事件的医院比例从2008年的47.7%上升至2012年的63.7%,医务人员遭到谩骂威胁的事件，每年每所医院发生的平均数从2008年的20.6次上升至2012年的27.3次。根据国家卫生计生委的统计，2012年全国发生恶性伤医案件11起，2013年1月至10月全国发生恶性伤医案件22起。

　　二是伤医影响恶劣。1.影响医护人员队伍的稳定,不仅使一些医护人员身体受到伤害，甚至失去宝贵的生命，而且使广大医务人员的心灵受到重创。2.影响广大患者的就医环境。医院是救死扶伤的场所，医患之间命运相连、情感相系。如果医院发生暴力伤医事件，容易造成医患之间情绪对立，降低患者对医生的信任感，就医时心惊胆战,同时也增加了医护人员的顾虑和担心，对采取医疗措施畏首畏尾，从而影响对患者的有效救治。

　　分析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一是医疗资源分配不均。三甲医院之所以成为医患纠纷和伤医事件的多发地，是因为我国医疗资源多集中在大城市特别是集中在三甲医院，而这些医院普遍人满为患，挂号难、诊疗难、缴费难、取药难。患者觉得排队等待时间长，诊治时间短，极易造成情绪烦躁。

　　二是患者心理落差大。有些患者从乡村到城市求医，不远百里千里，就是寄希望于大医院、名医生，越是急病重病，患者对治疗的期望值就越高，一旦期望落空，患者及其家属心理准备不足，容易产生冲动。

　　三是医院管理不完善。有的医院缺乏科学的管理流程，医疗服务质量不高；有的医院疏于对医务人员的教育和管理，个别医护人员缺乏职业道德，对患者态度冷漠。再加上患者遇事投诉渠道不畅，容易使小矛盾积发为大事件。

　　四是社会整体公信力不高，医患之间的互信度不够。有的患者对医疗纠纷处理要求过高，存在不闹不解决的心理，致使“医闹”现象时有发生。

　　为此，提出以下建议：1.完善医院内部管理机制。本着方便患者就医原则，医院各科室要建立合理的就诊医疗流程，降低患者焦躁情绪；善待每一位患者，让患者感到亲切和温暖；提高医护人员的水平，减少医疗事故；建立医疗纠纷的受理协调机制，及时解决问题，防止矛盾激化。

　　2.建立社会配合机制。包括建立医疗纠纷第三方协调机制，充分发挥第三方调解便捷、高效的优势；建立医疗责任保险和医疗意外保险机制，使患者能够得到及时赔付；建立解决医疗纠纷各种法定途径的衔接机制，使医学鉴定、第三方调解和依法诉讼等环节有效衔接；确定统一的责任认定和赔偿标准，做到公开公平公正地解决医疗纠纷；舆论宣传要营造有利于和谐医患关系的舆论氛围，对医疗纠纷不要猎奇、夸大和渲染。同时，要建立医护人员人身平安保险机制。

　　3.健全政府保障机制。要科学配置医疗资源，改变优质资源过于集中于三甲医院的局面；完善医疗保障机制，提高医疗保险报销额度，减轻患者就医负担；建立由政府主管领导牵头，综治、公安、司法、卫生、宣传等部门组成的群体性事件处理领导小组，一旦医患矛盾在医院层面得不到有效化解，领导小组要及时介入，控制事态发展。

　　4.完善法律保障机制。法律是我们处理包括医疗纠纷在内的一切问题的最终底线，要在解决每一个具体问题的过程中体现出法律的权威，形成全社会都能遵守法律、依法办事的良好氛围和个人习惯。

　　我们相信，通过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创建“平安医院”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

　　林文漪：现在请黎振强委员发言，请徐旭东委员准备。

　　全国政协委员、澳门归侨总会会长黎振强：各位委员，我的发言题目是《发挥政协优势作用培养爱国爱澳人才》。

　　澳门回归15年来，在中央政府的关心支持下，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团结带领澳门同胞，创新求变，攻坚克难，澳门小城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是，伴随着经济快速发展，本来就存在的人才不足问题日益凸显，引起了澳区政协委员的高度关切。“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人才问题可能成为制约澳门可持续发展的隐忧，更是制约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化发展的关键因素。这些年来，澳门特区政府在青年人才培养方面，举办了各种活动，使澳门的年轻人对内地、对“一国两制”有了更多的认识和了解。澳区政协委员也把青年人才培养作为参政议政、支持特区政府依法施政的一个重要内容。

　　2011年，澳区全国政协委员到上海考察，其间何厚铧副主席提出：上海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管理经验，对澳门有启示和参考意义。可借助上海的优势，培养澳门青年人才。这一倡议，得到大家的一致赞同，为此成立了专责小组。经过周密论证和准备，“澳门青年人才上海学习实践计划”应运而生。

　　澳门青年人才上海学习实践计划，拟在10年内举办10期，每年一期，每期三个月，30人左右，分四步实施：第一步，针对澳门人才结构实际，着眼于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人才需求制定入选标准，面向社会公开遴选优秀青年；第二步，被录取的青年赴上海行政学院参加一周的理论学习，内容包括“一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基本国情、上海市情等；第三步，将学员分派到上海市商务委、旅游局、浦东新区、徐汇区等政府部门、大中型企业、NGO组织，进行为期近三个月的实践锻炼；第四步，后续跟进培养，其中表现突出的，纳入特区政府、社团组织、内地建制的后备人才储备库，作为日后培养使用的依据。

　　该计划已于2012年、2013年连续举办了两期。在组织工作中，我们始终把握三个关键：一是战略定位。通过引导澳门青年走出特区、融入祖国，既使他们了解和尊重“两制”差异，又培养和树立“一国”大局观念，把祖国观念、民族情感尽早地根植进澳门青少年心中。这是培养爱国爱澳人才的一项重要举措，具有长远的战略意义。

　　二是资源整合。实践计划由澳区政协委员发起，全国政协、上海市政协予以支持，澳门中联办从中协调，澳门特区与上海市两地政府衔接，澳门基金会予以资金支持。这一机制，把民间力量和政府力量、澳门与内地资源有效整合起来，各方面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为政协委员参政议政、服务特区建设、推动“一国两制”事业发展，找到了发力的平台。

　　三是着眼长远。保持澳门长期繁荣发展，就必须走经济适度多元的路子。如果没有多元化的人才，就不会有多元化的经济社会发展。该计划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着眼于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澳门社会治理、社团建设、经济发展所需人才的结构、数量和质量，因需设项，因材施教。参加实践计划的青年，有的来自爱国社团第二梯队，有的是行业专才。他们现在还是成长中的幼苗，但可以预见，他们中不少人将成为十年、二十年后挑大梁的社会中坚，是实现澳门经济适度多元、社会繁荣稳定的推动力量。

　　由澳区政协委员发起并参与组织的澳区青年人才上海学习实践计划刚刚起步，还有不少需要改进、完善和深化的地方。比如，适应青年成长的规律特点，强化青年人才发展的可持续性；再比如，拓展更多内地渠道等。这些需要澳区政协委员更加主动作为，也诚挚地希望能得到各位委员的宝贵意见和大力支持。

　　林文漪：现在请徐旭东委员发言，请姚爱兴委员准备。

　　致公党湖北省副主委徐旭东：各位委员，我的发言题目是《让我们的文明古国成为科学思想的发源地》。

　　关键核心技术的创新往往基于重大科学发现。这个规律从十九世纪下半叶人类进入电气时代以来就已形成。中国如果要成为领跑未来新技术革命的国家，就应该努力成为科学思想的重要发源地。中国曾有过“四大发明”，但那时的技术进步基本不需要科学。科学揭示的是事物的原理、本质和规律，而技术发展出的是装备、工具和工艺。我们这个文明古国在十九世纪时技术全面落后于西方，主要是因为近代科学产生于西方而不是中国。中国人发明了指南针，但没有追究磁力的本质，更没有意识到磁场中的运动能够产生电力；中国人记述了石油的燃烧，但没有追究石油的成分，也不可能分馏出汽油柴油，发明内燃机。今天，中国每年专利申请数已居世界第一，却仍然很少有重大科学发现和关键核心技术创新，对此我有几点认识和建议。

　　第一，中国科学蓄势待发。科学研究需要人才、资金、基础，受到综合国力和文化传统的制约，中国这样一个东方文明古国发展现代科学必然需要长期的积累和转变。经过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的发展，中国科学正处于从学习、跟踪向创造、引领转变之中，已积聚了较好的基础，形成了创新的自信。日本从1868年开始学习欧美科学技术，推行工业化，到1949年首次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经历了80年的时间。我国真正开始工业化进程只能从结束战争的1949年算起，至今65年。

　　第二，科学精神必不可少。科学精神是培养杰出科学家和产生重大科学发现的土壤。一个国家如果缺乏这种精神，就难以结出科学思想和发明创意的硕果。科学精神的核心是理性、求真、创新。当这种精神渗入民众的思想行为，它带给整个国家的滋养将远远超出科学领域。在这种氛围中成长的科学家也更易于形成追求真理的价值观和独立、坚毅的人格。学校教育是在一代又一代人中培养和传承这种精神的重要载体。教育的改革既是培养大批合格公民的需要，也是培养科学大师的需要。

　　第三，原始创新是更高目标。当前我国科学的主要问题是缺少开拓新领域、提出新概念、发现新原理的原始创新。这类创新是最根本的创新，是一个国家对人类文明和进步作出贡献的重要体现。为此，国家各类科学基金、人才计划和学术荣誉应该向原始创新倾斜，把原创性作为比刊物影响和研究积累程度等等指标更高一级的评价依据，鼓励青年科学家以探究新领域、提出新问题作为科学生涯的开始，持之以恒地寻求实质性的突破。

　　第四，以企业为主体的研发体系适用于技术而不适用于科学。科学研究和技术研发密切相关，却是不同类型的创造性活动（一些场合使用的“应用科学”一词与“技术”相重叠，不在本文“科学”一词包含的范围）。“两张皮”的问题主要指的是技术研发和生产实际之间的问题，而不应误导为科学发现和生产实际之间的问题。技术成果如果仅仅停留于论文或专利就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但是不能反过来认为所有科学思想和发现都应立竿见影催生生产力，不然就斥之为“两张皮”。无论是万有引力定律、电磁波理论还是质能方程，它们的发现者都不知道这些理论跟GDP有何关系。但是没有万有引力定律就无法发展航天技术；没有电磁波理论就不可能发展出无线通讯；没有质能方程人类也不可能开发核动力。以市场为导向、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体系主要适用于技术研发，把科学研究一概纳入这一体系将阻碍中国成为科学强国。

　　第五，加强经费管理，也要继续加强经费投入。在科学技术领域出现过经费的不当使用，但这不是投入的错误，而是管理没有跟上的错误。这是发展中国家常见的问题，不能因此认为对科学技术的投入已经过剩。经费的投入是任何其他措施都不能代替的恒久推动力。

　　林文漪：现在请姚爱兴委员发言，请饶子和委员准备。

　　民进中央副主席姚爱兴：各位委员，我的发言题目是《从“农民工大国”到“技工大国”》。

　　据国家统计局报告，2012年我国农民工总量已经超过2.6亿。很显然，中国已经成为“农民工大国”。而与此相对应的是，劳动者素质偏低，“技工荒”席卷全国。人社部数据表明，截至2012年底，全国累计取得各类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证书的只有1575万人，大量农民工未经培训或仅经简单培训就直接上岗。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低素质劳动力既无法保障安全生产，也无法支撑亟待转型升级的中国经济，更遑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劳动生产率低、劳动技能差不仅是农民工自身的问题、企业的问题，也是政府和全社会所必须面对的紧迫问题。我们在实施人才强国战略中，还没有从顶层设计上对提高劳动者技能给予足够重视！

　　我们认为，当前必须下大力气切实搞好职业技能教育，加快建设“技工大国”。

　　建设“技工大国”是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需要。我国人口占世界的21％，熟练劳动力仅占世界的17.5％。没有一支掌握精湛技能的人才队伍，再先进的科技和机器设备也很难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近年来低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大量转移到东南亚、南美、非洲国家的趋势，更是在提醒我们要加快转型升级。要实现转型升级，必须培养大批高技能的人才。建设“技工大国”是正确应对老龄化、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需要。

　　有人认为，放开生育政策是解决人口老龄化的出路，问题是低素质劳动力的增加根本无法解决老龄化难题。国际劳工组织统计数据显示，我国的劳动生产率从2000年到2010年翻了一倍，但在世界金砖五国中仅略高于印度，且仅为韩国、新加坡的三分之一，德国、日本的四分之一，美国的五分之一。而如果现有劳动生产率提高到三倍，即达到韩国、新加坡的水平，可有效缓解日趋紧张的人口老龄化压力。

　　建设“技工大国”是实现安全生产的需要。低素质劳动者直接就业极易引发安全事故，我们必须汲取近年来全国发生的一系列因无证违章操作导致重大事故的惨痛教训。

　　为此，建议：一、明确将建设“技工大国”纳入“人才强国”战略。要让高职教育回归职教体系内发展；要加快形成适应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要求、体现终身教育理念、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协调发展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要加大劳动人事制度和职业教育培训制度的配套改革，使“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行行有尊严”成为现实。

　　二、完善法律、加强执法，为建设“技工大国”助力。我国涉及职业教育的法律仅有几部且内容与现状不相适应。要及时清理和修改目前法律或政策中对劳动力要素合理流动、对职工接受职业教育不利的内容；综合设计职业教育立法、执法和司法，不断完善法律体系；明确重要技术岗位的准入资格，对于违规聘用无资质人员造成恶性安全事故的企业从严问责。

　　三、加强统筹协调，尽快完善职业资格准入制度，将提供技能培训作为“底线”加以保障。必须做实职业资格准入制度，提高技术职业含金量。行业协会对认定岗位资格、制定技能培训标准应具有发言权。要切实发挥国家职教联席会议的统筹规划作用，建立并切实发挥部际协调机制的作用。要对企业等社会力量投入职业教育实施财税优惠等激励政策。

　　四、充分发挥工会和行业协会对企业的服务和行业自律作用。对企业应该用于职工技能培训的经费实施有效监督，力求杜绝为降低用工成本而大量使用“劳务工”或“临时工”、不讲岗位资格、同工不同酬的现象。

　　实现中国梦既需要能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科学家，也需要各行各业的高技能人才。只有将建设“技工大国”纳入“人才强国”国家战略，真正提高劳动者素质、提高劳动生产率，才能把我国由人力资源大国建成人力资源强国，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重要保证。

　　林文漪：现在请饶子和委员发言。

　　天津市政协副主席饶子和：各位委员，我的发言题目是《给高校松绑落实好办学自主权》。

　　在高等教育领域，按照中央部署，各项改革正在推进。目前，我国是办学规模世界第一的高等教育大国，在校生3000多万，毛入学率提升到35%左右，这是举世瞩目的进步。作为一名曾经的大学校长，我在兴奋之余，更有担忧：我们的高等教育“大而不强”，质量不容乐观，与强国的差距很大。截至2012年，我国出国留学生总人数与来华留学生总人数相差达到80万人，面临严重的“留学赤字”。中国留学生每年对美国经济的直接贡献可达50亿美元！越来越多的国内高中生选择到国外读大学，说明家长对国内教育缺乏信心。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数据表明，美国81%的工程专业学生一毕业即可胜任工作，印度有25%的毕业生可以做到这一点，而中国的这一比例仅为10%。这些现象反映了我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理念、目标、模式亟待改革。高等教育应从规模扩张转到内涵发展上来。关于高等教育改革，我们认为，当前亟需解决三个问题。

　　一是在高校办学过程中，政府管得太细，束缚了高校自主发展的手脚，使学校缺乏活力。中央提出要进一步简政放权，最大限度减少对微观事务的管理。我们建议，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让高校成为真正的办学主体。在这一过程中，建议实行正面、负面清单制度，厘清政府、高校各自的行为边界，以及相应的权限。正面清单用来说清楚哪些事情是政府应该做的，负面清单规定哪些事情是学校不能做的。政府把该做的事情做好，如科学地制定适合国家需求的高等教育发展规划，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等。不属于正面清单里的事项，政府不要插手。与此同时，学校应严格遵守负面清单中的各项规定，做到不逾越、不触碰。负面清单之外，是学校管理者得以施展的广阔空间，有利于他们充分发挥优势，努力把学校办出特色、办出水平。

　　二是政府在高校评估过程中存在角色错位问题，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虽然高教评估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也存在很多问题。比如，评估指标体系僵化单一，对所有类型高校都用一把尺子去衡量。评估过程呆板、流于形式，评估细则里规定的动作一项不能少，顺序不能乱。暗箱操作时有发生，公布的评估结果有时无法让人信服。这些问题，让高教评估工作经常被社会诟病。建议尽快建立“管、办、评”分离的高校评估制度，“管”是政府对高校实行宏观管理，制定指导性的评估指标体系；“办”是校长负责办学；“评”是充分调动社会组织的积极性，承担起高校评估工作。这样，所有高校不必按照一个模子去发展，有利于高校管理者腾出精力，根据实际，办出特色学校。

　　三是政府对学校财权的控制，使得学校无法根据实际需求来合理谋划资金使用，无法有效实施自主办学。学校在资金拨付和使用上都要听从政府命令，自己没有发言权，只能被动接受，在这种情况下，何谈办学自主权？建议国家尽快成立由相关专家组成的高等教育拨款委员会，改变高校拨款机制，将学校拨款数额与学校办学质量水平挂钩，与学校的行政级别、类型无关，让学校专注于提升教育教学质量，改变当前存在的学校“跑部钱进”现象。教育拨款委员会综合借鉴权威机构评估结果，大力支持那些办学办得好、教育质量高、专业学科有特色的学校，从而让高校形成千帆竞发的良性态势。

　　以上三个方面，归根结底是尊重教育发展规律，给高校松绑，向高校放权，这是促进高校办出特色、提高质量的前提和基础。管住政府“闲不住的手”，高校才能大显身手。给高校松绑，落实好办学自主权，相信我们会办出更多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学，提高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科教强国的目标会早日实现！

　　林文漪：各位委员，今天上午的大会发言进行完毕，谢谢大家。现在休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