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委员谈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全国政协邀请5位全国政协委员就文化、教育、就业社保、医卫、生态环境保护等问题回答记者提问。以下为文字实录：

　　主持人唐惠秋：记者们，大家上午好！欢迎参加全国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第三场记者会。本次记者会的主题是“政协委员谈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今天，我们邀请了五位全国政协委员，就文化、教育、就业和社会保障、医卫、生态环境保护等问题回答记者提问。出席记者会的委员嘉宾是：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文联副主席、国务院参事冯骥才先生；全国政协常委、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协副主席、中国气象局原局长秦大河先生；全国政协常委、副秘书长、提案委员会副主任、民盟中央专职副主席徐辉先生；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师范大学原校长、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钟秉林先生；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院长刘玉村先生。本场记者会1小时左右，记者提问前请先通报所在媒体的名称，为让更多的媒体有提问的机会，请每家媒体、每个记者提问一个问题。现在开始提问。

　　中国环境报和中国环境网记者：我的问题是给秦大河委员的。改革开放30多年的经济发展，让我们都享受了改革的红利，只有环境作出了牺牲。在新一轮改革中，特别是经济改革中，如何让环境保护获得红利？

　　全国政协委员、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协副主席，中国气象局原局长秦大河：谢谢这位环境报记者提问。众所周知，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当中，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社会进步也非常的明显，与此同时，我们的环境污染也确实存在着严重的问题。那么，中国从30多年前人均GDP很低到现在达到了五六千元——如果人民币继续升值将会更多，付出了环境上的沉重代价。

　　反观世界各国情况，西方国家用了100多年的时间所走过的道路，中国13亿人口在政府的领导下用了30年的时间走过来了。与此同时，在经济取得显著成果的时候，在环境上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所以，李克强总理在这次政府工作报告当中，在2014年的工作第九条专门谈到了环境保护问题，并且强调带领全国人民向环境污染、向雾霾开战。

　　我个人认为，中国治理环境问题，虽然我不是环保局出身，我本人是原中国气象局局长，和环境有一定的关系，据我的知识背景和我的个人经历，我已经看到中国政府在环境立法方面还是比较积极的。不久前，我曾经去过斯德哥尔摩，那里是世界环境保护思潮的诞生地。中国在1973年成立了环保机构，在1978年就颁布了环境条例，也是环境法的雏形。

　　我也注意到，在3月4日，在全国人大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特别谈到，2013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对环境法的修改作了两次讨论，今年还有一次讨论。他说，对一个法律或者条例进行3次讨论一般就可以颁发了，但是为了慎重起见，要进行第4次讨论。我相信在环境法修改之后，将趋于更加完善。比如，在以前的环境保护法里面，并没有涉及到更多的细颗粒物的排放问题，这次提出来了；也没有涉及到更多的区域联防问题，这次也会提出来。我也是从全国人大新闻发布会上学习到这些东西，我想中国政府一定会在今后加强立法，在环境保护治理方面作出更多的工作。谢谢。

　　澳门澳亚卫视记者：我的问题希望冯委员回答。据了解，文化产业在各国GDP比重最高的是美国，占到30%左右，亚洲最高的是日本，占到12%左右，而我们却只占到2%，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我国文化产业比较落后。有人说这种说法，是因为我们在文化产业过程中太注重钱的因素了，不知道您怎么看待这个说法？

　　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中央副主席，中国文联副主席冯骥才：好像你这个问题已经有了答案。但是我还是要说，文化产业实际上是上个世纪初西方的学者霍壳海默提出来的。提出以后，文化产业实际是一个市场的文化，而且一个大工业背景下的文化，所以文化产业的文化是特定的，它是一个标准化的，有大工业背景甚至是复制式的，而且文化本身的性质是娱乐性的，是大众的、消费性的文化。这种文化，过去中国当代社会有一段时间是没有的，从50年代到80年代，这一段时间我们是计划经济，不是市场经济，没有市场，所以也没有市场的文化。我们和美国、日本这些文化产业比较发达的国家相比，肯定是落后的，所以我们现在提出大力发展文化产业。

　　但是，你刚才说的答案里有一条我是同意的，这里包括两个原因，一方面我们过去没有这样一段历史，所以我们缺乏这方面的经验，人才也匮乏。比如动漫就非常缺乏人才，还有图书出版、电影产业也是这样。但是在美国和日本不同，日本和美国从他们的传统文化产业转为现代的文化产业，这个过程是直线过来的。我们是突然的，所以我们缺乏这方面的人才，我们也缺乏这方面的经验，也缺乏这样的运营链条。所以，我们现在肯定是落后的，是有问题的。

　　但是，我们也有问题，我们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相当一些地方并不懂得文化产业还有文化的性质，还要靠文艺作品本身吸引人，最重要的需要创新，因为文化的本质作为人的精神劳动，最重要一点是创意，是创新，文化产业需要特殊的、符合大众需求的，适合市场的这么一种特定的文化创新，我们缺乏这方面人才。但是很多地方政府不懂得，另外也毋庸讳言，他们太急切地和他们的政绩结合起来，一段时间出现了很多问题。我们的文化产业园实际比文化产业大，动漫基地比动漫作品要多。这是我们的问题，是我们需要改正的，也是我们今后工作的重点。谢谢。

　　南京电视台记者：自主招生制度是大家热议的话题，有人认为，高校在招生方面存在着裁权量越大腐败空间就越大的问题，这实际上加剧了教育的不公，请问钟秉林委员，您对这个观点怎么看？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师范大学原校长、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钟秉林：谢谢你提了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我也谈一下我的观点。自主招生是我们国家高考招生制度改革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我想它试点的初衷是为了打破社会上广为诟病的“一考定终身”唯分数论的做法，让高校和考生相互之间有更大的选择权。在这个过程中，确实出现违背教育规律和教育公平的一些现象。我个人的态度是这样的，自主招生的目的是让学生和学校之间能够双向选择，而政府在招生过程中，起到一个宏观调控和公平监督的作用，我想这符合教育改革的发展方向。

　　既然是这样的话，我个人认为自主招生的试点还应该继续往下推进。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需要解决两个方面问题：一是试点学校，要针对自己学校的人才培养目标，要明确自主招生的这部分学生的选拔标准、选拔的方式和测试的方式，门数不能过多，另外也不能和高考内容相重复。二是加强监管，对于在招生制度当中违背教育公平的违规现象应该进行严肃处理，同时对有关人员进行问责，对有关学校应该暂停或者撤销试点资格，同时在网上应该透明性更高一些，各个学校的自主招生的标准、条件、录取过程应该是完全透明的，自觉地接受社会和媒体的监督。

　　冯骥才：我想补充一下。我在天津大学文学艺术研究院，我招硕士生、博士生，今年学校通知我，说学生的专业考试没有了，学生都是跟我，我觉得合适就要。但是我这个标准很严，因为现在还没有开始招生。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直接把这个选择给导师，我选择学生肯定有我自己的标准，从自主性来说，这是一个进步。

　　钟秉林：我曾经和一个记者朋友说，他说是不是可以取消自主招生。我说好，如果今年取消自主招生，明年记者招待会媒体比较尖锐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要回归到大一统，为什么又搞“一考定终身”，所以我想给高校留一个时间和空间尝试一下，反正5%的比例规模也不大。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请问徐辉委员一个问题。目前老龄化已经成为中国面临的严峻挑战，您认为如何破解养老困局，对此您有何建议？

　　全国政协委员、副秘书长、提案委员会副主任，民盟中央专职副主席徐辉：养老问题是一个很大的社会问题，和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曾经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学者，他提出一个观点，看待一个社会的文明、看待一个国家的文明，只要看它的三件事就可以了解了。看这个社会、看这个国家怎么样对待儿童，看这个国家怎么对待女人，看这个国家怎么对待休闲时间。这个著名学者的观点对我很有启发，但是我觉得观察今天中国社会的文明进步，有三个新的观察点，就是观察我们的社会怎么对待农民、观察我们的社会怎么对待老人、观察我们的社会怎么对待残疾人。如果8亿农民、2亿老年人、8000-9000万残疾人都可以过上美好的生活，我们的社会肯定非常的美好。如果我们这三个群体都不能过上美好的生活，其他的社会群体生活过得再好，我们的社会也不会是一个美好的社会。

　　所以，就养老这个问题来说，首先存在两个大的现实问题。和其他发达国家比较起来，我们是跑步进入养老社会，人家是用了很长的时间慢慢进入到了一个老龄化社会，上百年的时间、几十年的时间，而我们因为很多的特殊原因，用了十几年、20年的时间迈入了老龄社会。第二，我们正处在未富先老的情况下，现在的6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是2亿人，据统计，10年以后就达到4亿人，到建国100周年的时候可能会达到4.8亿，现在的“单独二孩”政策会不会缓解这个问题，还有待观察。但是，未来的社会，我们国家可能最大的群体会从农民转变成老年人，所以民盟中央多年来一直非常关注破解老年养老事业的难题，我们也一直在关注这些问题，做了很多调研。

　　我们认为破解养老这个难题的一把总钥匙，首先要处理好国家发展问题，国家长期的、健康的、稳定的、可持续的发展，仍然是我们解决包括养老事业问题在内的一把总钥匙。国家如果能够健康、持续地发展，解决养老问题，我们就更加有保障。第二方面，我们要为老年人建立更多的安全保障网，这些年来我们很高兴地看到农村居民也进入了养老保险制度，城市居民也进入了养老保险制度，城镇职工在十几年、二十几年的时间，一系列制度的保障网不断地建立起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现在基本上实现了养老制度全覆盖，8亿人得到制度安全网的保障。

　　另一方面，不仅要有安全网，安全网还要有足够的力度，能够起到应有的保障作用。现在比如有一些地方已经建立了保障网，但是大家都知道，55元的基础养老金的标准还是比较低的。我们希望随着国家财政的提高，能够逐渐提高养老各方面水平的标准，使得保障网的力度越来越强。第三方面，因为我们的保障网很多，中央有中央的保障网，地方有地方的保障网，我们希望这些都能够衔接起来，使得老年人在不同的群体里都可以得到保障，这就是制度衔接的问题。比如城乡居民的养老保险衔接问题，还有职工养老保险衔接的问题，各方面制度衔接的问题，这些年来都取得了进步，但是还不够，各方面衔接工作还需要继续推进。

　　中国中央电视台和中国网络电视台记者：我的问题请问刘玉村院长。我的问题关于医患纠纷，我们台也报过很多相关的新闻，您作为从业超过30年的医务工作者，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有什么样的主张？另外，怎样在制度上建立一个让患者看病和医者行医都能够比较心情舒畅的环境？谢谢。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院长刘玉村：首先，感谢您提了一个很有紧张度的问题。我自己是外科大夫，1983年从医科大学毕业的时候，那个时候没有“医患关系”这个词儿。这个词儿到底是什么时候出现的，我现在也想不清楚。但是我感觉最近十几年以来，“医患关系”这个词儿从出现，一直到在媒体上被在座的各位使用，它的频率越来越高。特别是最近一个时期，就在“两会”召开前以及期间，我也是从媒体上看到频发的伤医事件。

　　我自己本人作为一个外科大夫，当我看到我的同事、同行被打伤，甚至被杀害的时候，我的内心里充满了悲痛。当我看到一个年轻的医生，被几十个壮汉押着游街的时候，我的感觉是一种愤怒。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是什么感觉，如果被押的这个年轻医生是您的家庭成员，是您的儿子的时候，您怎么感觉？作为当事人、当事人的家庭，这种感觉，他脱了白大衣，就是大家当中的一员，我是一个医生，我不穿白大衣，我也可能是一个病人。所以大家一定要有换位思考。

　　大家想想，我自己作为一个医院的院长，我感觉到的是一种焦虑，因为我怎么能够安抚好这种医务人员的情绪，他们悲愤，如果由悲愤到了愤怒，再到愤恨的话，他每天接待病人的行医行为，如果带到实际工作中去，大家知道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可怕结果？我的焦虑在这儿。如何让他们全身心地投入到为患者服务当中去，作为院长要做特别多的工作。在这儿，我请大家以及在电视机前的朋友们放心，医务人员这支队伍是有素质的，是有良心的，也是有爱心的，所以您大可放心，到我们的医院里去就医，那些事件毕竟是局部的，我们这支队伍还是真心为老百姓服务的，我们会克服困难，忠于职守。

　　社会上都希望有一个正常的医患关系，这个正常的医患关系是什么样的？我不知道我个人的观点对不对，请大家评判。我觉得患者应该是怀着敬畏之心去求医问药，所谓的敬畏之心是应该对我们医生有一个尊重。所谓的“畏”，是代表着对自己身体的不安和担心。求医问药是中国自古以来留下来的一句话，但是这句话如果您从手机上搜的话，出现的是“千言万语”，因为你把那几个拼音输上去以后不出“求医问药”，出现的是“千言万语”，这可能代表老百姓可能有千言万语对我们医生说。作为医生，我们对病人要怀有仁爱之情，我们的行为表现出来的就是要救死扶伤。您同样在手机上输入一下，只要把这几个字母输入进去以后就会出现“救死扶伤”，作为医生应该坚守职责，里面的本分就是救死扶伤。

　　为什么医患关系现在真的就这样了？怎么就造成了现在这种关系？我觉得从两个方面来说：一是大的社会环境。中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经济取得了飞速发展，老百姓也得到了很多实惠，但是文化水准，不知道冯先生怎么看这个事，中华民族的文化水准、道德修养并没有跟经济发展同步进步。另外，中国社会这么快、这么大的变化，每一个人都适应不了，还有一个很特殊的问题，就是中国社会过去强调的是集体，市场经济社会强调的是个性发挥。

　　所以，我们从集体观念到个性发挥，这个过渡不是很好，所以大家都很着急，都急于要答案和成果，并且对别人又不那么相信，总觉得自己可以，看别人的时候老带着有色一点或者放大一点的眼镜来看别人，这是大环境。小氛围，我们医院建得不够多，有的医生数量也不够，所以每天大医院里门诊量实在是太大。我所在的医院每天9000-10000人。你想想，一个医生在短时间内要看完那么多病人，分配给每一个病人的时间只有几分钟，大家排了一夜的队，看了几分钟，我们的医生还得要问病人钱——您是公费还是自费，是医保还是什么，您是用国产还是进口的，让我们这个世界上最不应该谈钱的一个群体，面对病人的时候，每句话大概都离不开钱。所以这就是一个小环境。

　　如果现在医改把医药的价格理顺了，我觉得让医生少说钱，这些身心不健康的病人，特别是躯体带着病痛来的人，他的心里感受就会好很多，对我们有一番尊重。怎么评价现在的医患关系，是不是真的已经糟糕到了不可挽救的地步？我觉得大家也不必这么看。我的评价是，现在的医患关系总体尚可、部分紧张、局部恶劣。但是就是因为这些局部的恶劣的事件，让全国人包括700多万医务人员觉得每天都在面临着风险，每天后面可能都有铁棍，每天可能后面都有刺刀。我也呼吁在座的各位媒体朋友，请您们在报道这些事件的时候，以什么样的视角，以什么样的松紧度来报道。我是搞医的，可能跟您每一位的专业不一样，我觉得您们比我们更聪明，会更有策略地引导我们，怎么让社会大众构建好这种关系。

　　怎么恢复这个关系？习总书记现在倡导建立我们国家的核心价值观。我个人的看法，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是什么？就像我在医院里宣传医院的核心价值观，叫“厚德尚道”，简称“厚道”。如果我们的医生对病人厚道了，如果我当院长的对我的工作人员厚道了，我相信工作人员之间、医生和病人之间也都会互相厚道，只要厚道起来，那就没有问题。这次总理的工作报告里面也提到了，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来做中国式的改革，特别是中国式的医疗卫生体制的改革。我觉得这让我们真的看到了希望。所以，我当院长来领导这个医院，我也很有信心，把这个医院领导好。大家看到中国的医院变化很大，每家医院的门诊楼现在修得很不错，病房楼也很好，有一个相对干净整洁、比较温暖的环境，让中国的病人、中国的老百姓有尊严地、体面地在医院里看病，这样就让大家的心情变得好一些。

　　另外，我作为医院的院长，我是狠抓医院的文化建设的，我每天都在宣传“厚德尚道”，简称“厚道”，天天说、天天讲，让这种宣传化作医院医护人员的行动，医院的氛围就会越来越好。比如我所在的医院去年出院了71000个住院病人，真正和我们形成纠纷的只有83个病人，千分之一点一八。为什么我还满怀阳光心态看待医患关系，这就是说总体上还是不错的。随着医改事业的推进，很多理顺了的事情也会助推医患环境的和谐。不知道我回答的您满不满意？谢谢。

　　南方都市报记者：请问秦大河委员一个关于雾霾的问题。现在有一些专家认为，中国雾霾治理需要30年的时间，您认为需要这么长的时间吗？我们国家安排的资金够吗？雾霾现在有从京津冀向其他地方扩散的趋势，您认为原因是什么？我们的能源结构要如何调整？谢谢。

　　秦大河：你提了一个在我们政协会议上委员们多次议论和谈到的一个问题。谈到雾霾，最近几年在我国东部地区非常猖獗，因为它是在大气中无处不在的，男女老幼、职务高低、病人、健康人一律平等。所以，我们对呼吸这种空气意见很大。环境污染不仅仅是大气，还包括水体、土壤，只不过大家没有提出来而已。

　　谈到雾霾的原因，主要是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能源的禀赋。中国是一个以煤作为主要能源的国家，很长时间内煤占能耗的比例大约保持在70%上下，而煤是一个污染大户。二是产业结构，比如钢铁、石灰、水泥等等都是高能耗、高污染的产业，这些产业产生的雾霾更多。三是最近几年我们都富起来了，汽车尾气的排放，特别是柴油车、黄标车的排放，以及油品供应的标号不足，产生了大量的细颗粒物质，导致雾霾天气。

　　还有就是扬尘，扬尘更多的是自然界的，除了在工地上发生一些扬尘，更多的是自然界的。根据大气科学的研究结果是这样的，就本底来说中国是比较高的，因为我们处在一个温带季风气候区，像北方有干旱的草原和戈壁沙漠，一般本底值用PM2.5来说大概在60-80左右，这个数字要高于南方，南方大概是30-40，而相对于欧洲相比，他们是10-20，本底不一样。如果城市工地和其他作业导致更多的扬尘，势必增加雾霾。

　　我还要特别说一句，雾霾和温室气体的排放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因为我们主要的能源是煤炭，即便是其他化石能源，比如像石油、天然气，照样要排放二氧化碳，所以当我们的主要能源是以这样的化石燃料为主的时候，特别以煤为主的时候，一方面是一个二氧化碳排放大国，2012年大概二氧化碳排放量是80亿吨，这是相当高的，占世界的1/4。与此同时，产生了雾霾、细颗粒物，温室气体使得全球变暖，细颗粒物使得全球变暖，会对人类身体健康起一个很坏的作用。所以，减排二氧化碳同时也就减排了细颗粒物，我认为这是一个好事。

　　你的问题说要30年左右，我想想这个数字是哪儿来的？大概还是根据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1948年美国出现严重雾霾天气的时候，比我们这个还要严重。随后美国在四五年之后立法，改善了环境。英国在1952年出现伦敦的烟雾事件，他们在四五年以后也立法了。中国最近这两年出现了雾霾问题，环保也立了法，我觉得做得还是不错的。但是中国还有很大难处，我们的能源禀赋，70%是煤炭，作为主要能源，短时间内很难克服。如果我说我们也要30年，老百姓感到很失望；如果我们说只有三五年，那是不符合实际的。

　　所以我想，雾霾天气消耗要取决于能源结构的变化、产业结构的变化以及全体人民共同努力的结果。所以，我不能告诉你我们要多少年，但是我想30年太久，三五年也不现实，我们需要一定的历史时期。

　　第二，雾霾的区域化扩散。理论上讲，作为大气，移动性非常强，因为它是气体。一般说来，移动的时候就会发生一系列的化学反应，小颗粒物逐渐恢形成稍微大一些的颗粒物，会沉降下来，会降低的。但是当这个区域普遍发生污染排放，而这个地区的天气条件又非常一致，比如比较潮湿、比如静稳天气，这个地区大部分会出现雾霾地区。目前中国雾霾地区有四个：京津冀、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四川盆地。连片起来的话，去年最重的时候一度达到200万平方公里这样一个面积。所以，雾霾既有自己产生的，也有区域互相影响产生的。

　　第三，怎么来变呢？那就是调整产业结构、改变能源禀赋，即便煤炭不能很快转变成其他的清洁能源，也得让它清洁化以后才能使用，要大量采用清洁能源等等。

　　我个人也有一个观点，以前做气候工作，和二氧化碳没有关系、和化石原料没有关系。我们国家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单位能耗很多，大概是美国的3倍、日本的5倍。在这样一种高能耗、低产值的情况，必然导致二氧化碳排放比较高，雾霾天气产生比较多。当务之急，还要在科学和技术上狠下功夫，我们必须要有自己的绿色产业和技术，以此提高单位能耗的产值，从而降低雾霾天气和二氧化碳排量。试想，如果现在能耗、单位GDP能耗和美国差不多，那我们的GDP总产值乘3，毫无疑问，很快就会世界第一了。所以依靠什么？依靠科技，依靠全体人民来改变这种状况。我简单说一下，希望您能理解。谢谢。

　　中国文化报和中国文化传媒网记者：请问冯委员，您长期致力于文化遗产保护和古村落的保护，我想请问，大量散落民间的民族文化遗产现状怎么样，应该如何保护？谢谢。

　　冯骥才：其实你关心的问题也是我特别关心的，我对文化遗产保护的现状是忧大于喜，我是心怀忧虑。一方面，党和国家对传统村落、对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在一个民族特别是时代转型时间精神文化传承的重要性，对这一点是完全清醒的，而且保护的态度是坚定不移的，这个没有问题。

　　如果从正面讲它的成绩，最近十多年来，我们的成绩有几个方面：一是人大公布了非遗法，二是有了法律保护，三是国家建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国家对于自己的文化家底基本清楚了。因为我参加了这个工作。从2006年建立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到现在已经审了3批，国家一级的名录有1219项，省一级的名录有8500项。世界都没有这么灿烂、多样的文化遗产，韩国才100多项。我们不是跟他们比数量多少，我们民族多样、地域板块众多、地理环境不同，形成了文化多样性，在世界上我们真是可以非常自豪、可以非常自夸，有这样的文化。

　　但是这个文化全面濒危，所以我们现在紧急抢救、清理家底。在2010年的时候，我在《人民日报》写了一篇文章，我说，现在可以说我们对中华民族文化家底基本清楚了，每个县有什么文化我们基本知道了。这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对整个大地上的文化进行全面的梳理和清点。我们知识界发动民间遗产普查，现在做了12年。举一个例子，上一个月我们公布了，对民间口头文学，大家都知道中国文献史的第一部是《诗经》，所有的精英、精华的文学创作都和民间文学分不开，比如民间戏剧和曲艺，我们的口头之学是他们的之源之本，是我们文化的核心，是我们民族自律的一个工具，也是我们审美的载体。它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身份和文化精神的一个表现、一个象征。

　　所以，我们对中华民族的史诗、叙事诗、神话、故事、歌谣、传说、谚语、歇后语、说唱、小戏等整个文字的整理，通过汉王科技公司输入电脑，我们做了几十年的调查，从田野，因为一个民族文学就两部：一个是精英创造的，文字写下来的图书传播的；还有一种是口头流传的，但是在口头上一旦不说就消失了，所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最容易消失的就是口头文学，特别是城镇化过程当中。但是文学又那么重要，很多少数民族的历史实际是保存在这个民族的史诗上，就像古希腊罗马故事一样。

　　这些多样的民间文学通过汉王数据库输入电脑的是8亿8千7百万字，第二期准备用3年完成4亿字，总共12亿字，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大的文学数据库。我曾经呼吁过，一定要出版，出版8亿字要出5000册，一定要把5000册送回来，一定要送到美国国会图书馆和大英博物馆、法国国立图书馆，看一看中国文化的原创，看一看中国文化的分量，这才是中国文化“走出去”。

　　我们对所有民间文化的主人、传承人做了全面的梳理，实行了一个保护的制度。我们十年的成绩不小，我们还是一个文化大国，我们有一个充分的文化自觉。我跟那么多的西方学者打交道，没有一个国家像我们国家做了这样大的规模。但是我们的问题非常多。可能有人说，冯骥才你是作家、艺术家，你是知识分子，你是理想主义者、完美主义者，但是我们的生活怎么不追求理想和完美呢？尤其先人给我们留下的文化。

　　非遗法公布了最起码3年以上的时间了，谁见过媒体公布了一例执行非遗法的案例？没有，没有人执行，谁执行？这么多文化处于濒危状态，受到破坏，没有执行的案例，坦率来说，一纸空文，全国人大审批了，没有执行的，就是一纸空文。那么，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我们国家级1216项已经确定了，日本、韩国每一项“无形文化财”和“人间国宝”，后面都是一批专家保护它，帮助传承人。我们的非遗80%以上没有专家保护的，我们的艺人没有科学支持、没有保护，而且只有开发。我是最反对对文化用“开发”这个词的，野蛮的词汇，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对自己的文化遗产用“开发”这个词，联合国用的是“利用”，香港和台湾用的是“活化”这个词，我也赞同。开发的目的是为了经济，不是为了精神、文化的传承。

　　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二个问题。还有就是没有监督机制，谁监督？既然是国家的文化遗产，已经留给了国家一代代传承，而且是精神的传承，又列入国家遗产，怎么不监督？有关政府部门干什么去了？所以，我觉得有关政府部门、执行职能部门和地方政府不作为，是我们文化遗产保护的最大的问题。中央再有决心，没有人落实是不行的，必须落实、坚决落实。

　　还有就是我们的艺人，虽然有了艺人保护制度，一个艺人可以给1万元钱。现在和西方、和国外的学者说，每一个传承艺人给1万元，他们很羡慕。但是我们只给1万元，很多1万元没有给到手，都到了相关的部门消化掉了。但是最大的问题是这些艺人都到旅游景点卖艺去了，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他们已经离开了文化原生地，去卖艺了。所以，我说非物质文化遗产是“艺人卖艺”。

　　传统村落最大的问题，就像钱钟书先生说的围城一样，外部的人恨不得打进去在里面开发，里面的人受不了，条件太差了，想出来，造成“空巢化”或者村落“空心化”，这是我们重大的问题。现在传统村落有200个，我们十年丢失了90万个村落，这是媒体都知道的事，我说了很多次。我们现在面临的200多个村落，从前年开始，应该说正经的工作是从去年开始，对这200个村落进行全面的调查，我们现在获得的1万多个村落是有历史信息的，我们要把有重要历史价值、有丰厚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还是活态的，或者有民族典型的村落一批一批评下来，现在是1561个村落。这些村落仍然有问题，这些村落批下来以后，尽管还是放在那儿，但是没有人管，而且没有经费，没有监督的标准，没有保护的标准——实际上审定标准、保护标准、监督标准是一个标准，也没有村落的发展规划。中央强调要加大保护力度，中央领导说村落要记得住乡愁，这是给社会的一个极大的触动。但是，这些村落的保护没有经费，也没有监督机制，就等着它消亡。所以，现在我们已经有了这样一个可以称作保护体系的几个方面，我是喜的，但是后面说的问题，我是忧的，我是忧大于喜，而且忧大大地大于喜。

　　团结报记者：我想请问冯委员一个问题。现在我们的农民工面临一个问题，就是文化孤岛的问题，他们既享受不到农村的一些文化服务，例如文化站、农家书屋等，也享受不到城市文化的条件，例如一些社区活动，但是他们对文化的热情是非常高的。我想请问您，对于这个问题，您认为应该怎样更好地保障农民工的文化权益？谢谢。

　　冯骥才：你的问题很好，我只能说点个人的想法。我觉得，首先不要认为农村的文明一定落后于城市的文明。我们好像有一个模糊的错误的观念，好像认为农民工到城市来，他的文化就低于城市的文化，可能他在享受现代科技文明给人们带来的生活设施硬件的时候，这个设施是高于乡村的。但是他们的文明不见得是落后的。因为我们五千年的文明是在我们古老的精神家园里面，比如天人合一的理念和他们生活的形态，恐怕就比城市更好。比如他们的种种的乡规、乡俗，有很多非常值得我们保护和恪守的那一部分。

　　有的村庄里，农民是非常有道德底线的，世代相传。所以，我觉得当他们从乡村里出来的时候，有的时候会有文化的失落，他们有的时候好像有一种模模糊糊的，有一种被我刚才说的那种观念，好像被歧视的，认为他们的文化是落后的。但是他们在城市里又找不到城市的文明，又融不进城市的文明，这样他们会产生文化的迷失，这恐怕是一个精神方面的问题。我们特别关心，关心农民工的文化权利，关心他们心灵的、精神的生活。我们不能只关心他们的菜蓝子工程，我们还要人性地关心他们的精神生活。

　　我特别希望在城镇化里面解决，在城镇化里面不仅改变农民的物质生活的方式，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现代城市文明或者现代科技给人们带来恩惠的生活质量或者含量，更重要的是研究、帮助他们建立既有历史文明又有现代城市文明的新的文化精神生活。我觉得城镇化不要把文化抛在外面，要作为城镇化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和目标。

　　徐辉：我补充一点，去年全国政协专门就城镇化问题做了调研，我也参加了。调研过程中访问了农民工居住比较集中的社区，非常令人高兴地看到，很多企业在农民工居住比较集中的地方建了很多文化设施。首先调研农民工的需求，他们喜欢什么样的，看什么样的书，看什么样的电影，喜欢什么样的娱乐设施等等。根据我们所调查的情况来看，这方面正在不断地取得进步，而农民工的精神需求，在一定程度上还是会得到满足的。但是这方面的工作，我们还是做得很不够，很多不是集中居住的农民工，其精神需求到底怎么样，因为他们的收入都比较低，怎么来满足他们的精神需求、文化需求，仍然需要我们下大力气去做。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央广网记者：请问钟秉林校长，我们知道为了让教育资源均衡，今年初的时候教育部要求小升初实行划片入学，可这导致一些地区学区房价高启，甚至出现一些“拼爹”现象，您怎么看待这个现象？另外，如何来化解这个难题，真正让所有的孩子都能够拥有同等受教育的机会和权利，我们还有哪些工作要做？

　　钟秉林：这个问题涉及到了社会广泛关注的教育公平问题。首先，我想对教育公平问题谈两个看法。第一，教育公平不等于平均，我觉得比较理想的状态是人人能够接受适合自己的教育，因材施教是中国传统教育理念的精髓，而因材施教的前提就是要承认差异，否则没有差异就不必因材施教，一刀切，大批量地培养就可以了。

　　第二，教育公平是和教育质量紧密连在一起的，没有质量的公平老百姓是不满意的。我想，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教育事业发展这么快，义务教育免费实施，学前教育、高中教育加快普及，职业教育在迅速发展，高中教育进入大众化发展，去年毛入学率已经超过34%，在这样的情况下，社会、老百姓对于教育仍然不满意。

　　我想，这反映出现在教育的一个主要矛盾，就是优质教育资源短缺，好学校太少，满足不了老百姓的需求和社会的需求。解决这个问题，只有拓展优质教育资源，把好学校办得多一些，而好学校要办得多，要把教育质量提高，我想这和我们办企业和办其他的事业单位不一样，它有它的自身规律。我觉得有一条不可逾越的规律，就是需要长期积累、厚积薄发。我们的硬件、软件能力可以很快得到改善，但是一个学校要把学生培养好，需要有一支精良的教师队伍、需要优良的办学传统、需要优良的校风学风和校园文化。这对学生潜移默化的熏陶作用是非常重要的。而这些传统文化、校风、学风的形成，绝不是短时间内可以实现的，也不是用钱能够堆出来的。这就造成了一个矛盾，我们需要内涵建设、长期积累，这和社会上老百姓对优质教育资源的迫切需求以及一些急功近利的绩效观形成一个强烈的反差，使得现在的教育改革推进就更加艰难，这是我对教育公平的一个看法。

　　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系统的改革或者需要综合的改革。现在社会上一些广为诟病的现象，比如办班热、辅导热、择校风、条子生、考试舞弊等现象为什么屡禁不止，背后一个深层次的原因就是对于优质教育资源的竞争，是对于好教师、好学校的认可和竞争。现在择校已经不是择校了，已经出现了择校、择班、择老师的现象，像这种情况，要解决的话，根本的途径还是遵循规律，提高教育质量，能够把好学校办得多一些。

　　回到刚才记者的具体问题，关于小升初就近入学的问题，同样一个解决思路，一是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一定要确保公正，要加强监督，要避免一些腐败现象或者其他现象的产生，影响教育的公平。二是根本的途径还是要把学校的质量提高上去。我到芬兰访问，曾经见过他们的教育官员，他给我们讲过一个故事，因为芬兰的基础教育是世界上优质资源、教育资源发展得最好的。他说，中国来了很多教师代表团，来到这儿老问我们一个问题：你们怎么解决择校的问题？他说开始，我们听不懂，后来听懂以后，我对他们的回答就是：我们所有的老百姓都认为，周边的、附近的学校就是最好的学校。核心就是把质量提高上去。谢谢。

　　主持人唐惠秋：由于时间关系，我们提最后一个问题。

　　香港文汇报和文汇网记者：请问徐辉委员，民盟中央一直在做社保制度的追踪和调研，想请您谈谈对于现行制度保障当中重保障、轻福利，缺乏统筹规划的问题有什么见解？请您谈一谈对社保资金的责任分配的改革意见？谢谢。

　　徐辉：首先非常感谢你对我们民盟中央的调研工作都有所注意。我们民盟的一个传统，就是奔走国事，关注民生。长期以来，我们对民生当中一些重大问题，包括你刚才讲的社保的问题是一直非常关注的。刚才讲到一个问题，我前面讲过，我们希望社保有足够多的制度和保障网，除了有足够多的保障网之外，保障网的力度要逐步加强，要能够支撑得住。保障网之间衔接得要比较好。

　　但是刚才讲到另外一个问题，我们在社保方面建立了很多制度，在福利方面是比较忽视的，这是我们在调研当中注意到的一个现象。今年民盟中央在全国政协有一个提案，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我们认为应该认真解决带薪年休假的问题。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一个福利的问题，我们有制度，但是操作和执行应该在很多方面还存在着问题。

　　有人认为，我从来没有享受过带薪的年休假，很多群体和很多地方的人都在抱怨。我们在调研当中觉得像这样的福利是需要引起人们关注的，我们提出了一些解决办法，仅供有关部门参考。对不执行带薪年休假的企业、组织，我们应该有什么措施，来纠正他们的行为？其实轻福利的问题，不光是像带薪年休假的问题，我们的调研还包括，比如很多的福利，仅仅有一个非常基础的保障，对很多偏远的落后地区农村孩子营养餐的保障，建的时间还是比较短，有这个制度，但是覆盖面仍然不够多。

　　对很多弱势群体的社会福利问题，我们要么没有制度，要么制度非常弱，不能起到社会福利应有的保障作用。我们在想，在我们国家社保事业发展的过程中，除了社保事业本身要加强之外，老年人的福利、残疾人的福利，包括一些孤儿的福利，一些特殊的弱势群体的福利，政府和社会应该给予更多的关注。有制度之后，我们希望能够很好地执行。至于在福利制度当中，国家、社会和个人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职能，这是下一步需要我们加以认真研究的一个很大的问题。

　　记者：我想问一下，总理在工作报告中提到要鼓励社会办医，现在民营医院最大的问题是人才的问题，他们主要是退休的医生和新毕业的大学生，缺乏骨干力量。国家现在已经出台了多点执业的政策，但是据说是各大医院的院长没有让自己的医生上私立医院赚钱。您作为一个日门诊量将近1万人的大医院的院长，您对您的医生多点执业是什么态度？您医院的医生多点执业的情况如何？第二，钟南山院士说，作过一个调研，广东的医生工资账面上年收入不到5万元，但实际的收入年薪是19万元。据说北京医生平均工资年薪是17万元，中间的这块收入来源是什么？卫计委说要让所有的二级以上的医生跟患者签一个不收红包的协议，医生不收患者的红包了，是否会收药商的回扣？

　　刘玉村：首先，坐第一排的记者，你别着急，我看她都要哭了，一会儿你的问题我一定给你回答。刚才这位女士的提问，她说问一个问题，实际她问了好几个，起码有三个问题。我们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这么快，经济嘛，就是挣了很多的钱。回到医疗的问题上，我们发生的很多问题都是和钱有关系，如果我概括地说，都是钱闹的。您刚才问的这三个问题，如果往一块一串，实际上您自己已经回答了。

　　如果在公立医院工作的医生，我们作为院长，给他发的薪酬标准不高的话，账面上就那么一点钱的话，他就有补充的渠道。第一个渠道就是到民营医院去执业，多点执业，赚取一定的回报。我作为公立医院的院长来说，如果真的有这样的渠道，我是一种开放的心态，如果我没有给我的员工提供足够的报酬，他自己有地方赚取一定的回报，而且通过自己的服务和劳动，我们也乐得，也应该鼓励。

　　所以，作为公立医院的院长，是非常开放的心态，这不光是我一个人，我们这批院长们，大家的心态基本都是一致的。如果去多点执业，还不能满足他的需求的话，可能有的人就要想别的办法。比如病人或者家属有一定的馈赠，就是您刚才说的红包的问题。红包在中国是一个好词，过年的时候，长辈给孩子一点压岁钱；我们作为后生晚辈尊敬老人，回家我媳妇也拿一个红包给母亲，老人很高兴。这个红包本身是一个好事。如果病人做完了手术，病人真的康复了，他为了表达他的感激之情，他要给医务人员一点馈赠的话，就是这种事，我们感到按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来说，按礼节来说，是怎么评价的？我是这样的主张，穷人，就是家庭很不幸，又得了重病，如果他辛辛苦苦拿着他挣来的钱，甚至卖了房子和借来的钱，如果医生收取他的礼物，收取他给的钱财的话，我觉得这叫缺德。如果说，有的人在手术前，说是我要给了这个钱，是为了买平安，他怀着这种心理，如果我要接收了的话，我觉得那是对我人格的侮辱。我们作为医生，实际上不愿意看到这种的。

　　比如我最近刚做完一个邯郸来的病人，他手术以后第三天，我去看病人，他已经恢复得很好，是一个大手术。他的女儿为了表达感激之情，使劲追着我，一路追到我办公室，非要给我一个红包，里面装着很多的钱。我跟他讲，我说你知道我的身份。他说不行，那也得要，我们实在要表达感激之情。我说这是您对我人格的侮辱。她也严肃起来，她讲，我们拿自己家红薯做的粉条，可不可以送您一点。我说好，我可以接受。我觉得这是代表着一种尊重、尊重情分。如果说这种情况下，拿了这么一点点，我从良心上，我觉得说得过去；从道德规范上，也没有问题。

　　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您刚才提到的自己挣的钱不够，院长给发的钱不够，如果收取药品的回扣，这是违法行为。这在我们这个行业里也不允许，这是国家的法律法规所不允许的。那么，怎么让在公立医院工作的医生能够全身心投入到为老百姓服务当中，克强总理在报告里专门讲到一句话，对我们这个行业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健全符合医务人员行业特点的薪酬制度。

　　我觉得政府真的是英明，看到了这个行业存在的问题，在政府工作报告里写这样的话，绝对是对这个行业人的肯定。国家现在有困难，如果说国家拿出那么大一笔钱覆盖这个行业的收入，也不现实。怎么办？我觉得我们有办法，总理不是说，中国式的发展路，我觉得事实已经证明，我们国家没有钱也办了事，而且花小钱能办大事。您刚才要问的这个问题，只要我们的医改当中把医药价格理顺了，很多问题迎刃而解。

　　现在老百姓看病贵，贵在什么地方？他开的每一个药都很贵，甚至中国卖的进口药是国外市场上的价钱的5倍到10倍，我们用的一次性耗材在美国、在日本200美金，到了中国折算一下就相当于1000美金。我作为一个外科大夫在用这些东西的时候，我都觉得于心不忍，因为这个病人已经很痛苦，已经要花那么多钱，你说怎么办？我觉得这次总理说到要理顺医药价格，就是把药的水分挤掉，然后把耗材里面的价格水分挤掉，还原医学规律的本质是什么？就是这些医生为病人提供服务，劳动力的成本应该得到认可。这就叫理顺价格机制。

　　你可以想象，做一个阑尾炎的手术200多元，做一个胃癌的手术也在1000元之内。以胃癌为例，我是做胃肠手术的专家，我们需要3个大夫、2个护士、2个麻醉师，大概需要2-3个小时，这就是手术的过程。手术费几百块钱，怎么弥补收入的不足呢？可能用了一个耗材，又用了一个什么，又加了一个什么，把这个价码加进去了。如果我有良心，我有良知，在加码的时候就会有度；如果我个人素质、个人素养不好，我在加码的时候，为了自己的报酬，就往里加了很多东西，可以收费了。患者负担增加得特别多。

　　所以我建议您干脆把这个手术费，比如原来是1000元，现在是10000元，但是不许再加别的东西，你用了多少别的东西都是医院负担，我作为医院的管理者就会约束内部的行为，想办法降低成本。当然前提是要保障病人的安全，保证我们的医疗质量，因为我们这个行业是好面子的，我们是要声誉的。如果我们没有了声誉，谁还来找我们；我们没了病人，我们就失业了。所以大家一定要对我们这个行业充满信心，我们这个行业里面有一批有良知、有水平的人，只要给我们一个好的机制，我们一定把工作干好了，请你们放心。谢谢。

　　主持人唐惠秋：谢谢刘委员。记者会到此结束，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