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3月10日上午9时，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新闻中心在梅地亚中心多功能厅举行记者会。邀请郭凤莲、钟南山、孙宪忠、王亮、崔根良五位全国人大代表就“人大代表依法履职”的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以下为文字实录：
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新闻中心副主任钟雪泉：各位记者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记者会。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五位全国人大代表，围绕代表依法履职这个主题回答各位记者的提问。首先，请允许我向大家介绍今天到场的五位代表。他们是全国人大常委委员、山西省昔阳县大寨村党支部书记郭凤莲女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所长、呼吸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钟南山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民法室主任孙宪忠先生，大连重工·起重集团有限公司机电安装工程公司高级工程工人技师王亮先生，江苏亨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江苏省工商联副主席崔根良先生。下面有请记者提问。
改革开放以来，我又带着大寨人解放思想、改革开放，调整产业结构，从农业的这么一个角度，搞了多元化的经济建设。从一口人不到180块钱的收入现在上升到1万8千块钱，从一个村的总收入不到10万块钱，现在总产值达到10个亿。这么走过来以后，我的体会是，我们国家现在富强了，我们的人民也富裕了，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国人民是付出了血和汗。
我的中国梦，虽然我现在已经是花甲之年了，但是群众对我的希望还是让我再继续干几年。我的梦想，就是希望我们要落实十八届会议的精神，第三次腾飞。在这个过程中，大寨要有个新的蓝图，也就是要把大寨做大。大寨村不大，大寨村500多口人，怎么把大寨村做大？就是把大寨的集体经济板块做大。大寨这个名字也不是工商局注册的，是60年代毛主席送给大寨的一个金子品牌，这个金子品牌如果大寨不用，我感到就太可惜了。在我们现在这个基础上，我计划要把大寨做成一个大大寨，大寨的经济要发展成大经济，现在我计划要立足农业。为什么立足农业？因为大寨的本来是农业起家的，就是在农业产业方面要联起手来做大，不仅要在大寨村里这个小圈要放开，还要想办法把经济实体比较壮大的企业请进大寨，可以把有形的资产和无形的资产架起来，联起手来发展。现在已经制定了大寨的发展计划，就是经济在三五年内要有一个大的腾飞，就是要实现真正的“大寨梦”。
我们“中国梦”是“农民梦”，“农民梦”伴着“中国梦”，大寨的梦是“农民梦”，也是全中国亿万农民的梦，要让这个经济再上一个台阶，就是立足现有经济力争翻两倍，使人民的收入力争在三两年内再上一个新台阶，再翻两倍。
北京电视台记者：谢谢。几位代表好，我是北京电视台的记者。我的问题是，除了召开全国人代会，代表的时间都去哪儿了？我想请问王亮代表。有调查数据显示，有超过四成的人大代表，在会下的履职时间全年超过60天，您作为来自企业生产一线的基层人大代表，您一年在全国人代会下的履职时间是多少？您认为如何更好地履行好全国人大代表的职责？谢谢。
全国人大代表、大连重工·起重集团有限公司机电安装工程公司高级工人技师王亮：非常感谢。您刚才问的问题我也经常问我自己，这一年的时间都去哪儿了。作为兼职代表，除了有自己的本职工作，还要履行代表职责。履行代表职责现在有很多种方式，比如参加省级人大或者全国人大、市人大举办的视察调研活动，另外还要参加全国人大举办的培训班，再有，可能还要列席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作为基层代表，我的本职工作是中国起重的一名员工，长期在曹妃甸工作，我一年的出差时间会很多。我作为人大代表，再结合我的本职工作，我能把两者结合到一起去。比如到全国很多地方，也接触过很多企业和职工，在工作的时候就可以了解很多企业和职工的想法和心声，能把人大工作做好，又不耽误本职工作。我每年回家的时间是非常少的，也就两到三个月的时间可以和家人在一起。谢谢。
深圳特区报记者：谢谢。我是深圳特区报的记者。我有个问题想问一下钟南山代表。您今年有没有提医疗改革方面的建议？您对我国的医疗改革有什么样的建议和设想？谢谢。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所长、呼吸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钟南山：谢谢。我想我今年重点提出的建议就是关于医疗改革，其他的关于雾霾等的建议，去年提出来以后，从政府的层面，办理的情况看起来是非常好的。我提医疗改革的建议主要就是觉得我们医疗改革老是说进到深水区，实际上进到深水区以后，我看现在摸石头摸得不太清楚。也就是说，从表面看起来、从基本看起来，全国的医疗覆盖、新农合、城镇医疗和城镇职工医疗的覆盖面非常广，80%、90%、100%，而且覆盖的费用越来越高，这在全世界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范例，是一个很好的创举。
医改最核心的问题，作为老百姓看起来，关键有三个衡量标准。第一个，看病贵、看病难解决了没有？第二个，医患关系改善没改善？第三个，作为医改主力军的医务人员的积极性有没有调动起来？如果从这三方面看，经过这四年，我觉得改进不是很大。从这三个方面看，现在的情况，在个别的一些方面还有些恶化，我觉得我们没有抓住医改里面最核心的问题。
克强总理的讲话给了我一个非常大的启发，医改要从政府内部找原因，他特别讲了这句话，就是要解决我刚才提到的三个问题，因为这三个问题大部分都出在大医院。最近出现的伤医、杀医事件，都主要出现在大医院，而且主要出现在门诊、急诊、手术中，这些都是时间比较紧张、沟通比较少的地方。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最根本的是要解决公立医院真正的公立性。我的想法是国有民营制，也就是国家所有，实际上是自己想办法。
我们大的医院医生，能够从医院得到的，包括工资待遇等大概不到1/4，其他全部都由自己搞定。为了生存，为了使医务人员得到相对比较合理的收入，医院必须想办法。这里面涉及很多，包括自己扩大病床、多看病人等等各方面，这就必然会带来医疗任务明显的增加，那么就会出现很多问题。
你说看病贵、看病难，稍微有点名气的医生每天要看50个病人，怎么可能容易？开药多、检查多的怎么会便宜呢？每天看病像打仗一样的话，排队3个钟头，看病3分钟，医患关系怎么可能改善。我感觉，医改进到深水区，特别不要避开大医院，大医院是矛盾集中所在，大医院的问题解决好，很多问题可以解决好。
大医院现在是体制问题，不要说什么医药分家等，这都不是主要的，现在最主要的是公立医院的公益性体现在哪里，公益性的改革方向是更好的向公益性方向发展，而不是更好地向市场方面发展。我今年提出的建议，就是认为要着力改进大医院的公益性。
和许多国家一样，大医院的公益性首先表现在医务人员的工资是国家给的，而不要让医院自己想办法，医生不用考虑药的问题，也不用考虑要多看病人，甚至想出很多五花八门的办法。我也承认有所谓的灰色收入，有的医院把一个手术分解成很多个部分来收钱，包括麻醉也被分成很多个部分来收钱。这些问题都是什么造成的？这个问题是我在这次医改中提出的，希望我们卫生部门认真考虑。谢谢。
新华日报记者：谢谢。我是新华日报的记者。从我们记者和老百姓的感受看，本届十八届全国人大以来“老板代表”的比例蛮高的。有的时候网友会问“老板代表”代表谁？我想问一下今天唯一的一位民营企业家代表崔根良先生，作为民营企业家，您怎样为民代言？谢谢。
全国人大代表、江苏亨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江苏省工商联副主席崔根良：谢谢。我是一个民营企业家代表。民营企业现在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重要部分，整个中国经济的GDP55%以上是我们民营经济创造的，整个国家的税收60%以上是民营经济上缴的，整个中国的就业80%以上是民营经济提供的，而且2012年、2013年中国技术创新85%是来自民营企业。
我们民营企业家要当好代表，为中国经济建设、如何发展民营企业当好代表。特别是这次三中全会和“两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激发市场活力和内生动力，是对我们民营企业最大的利好，也给我们民营企业提供了最大的改革红利，给我们民营企业“两个鼓励”，也给了民营企业“三个平等”，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为我们民营企业营造了良好的法治环境。
从我来说，我作为企业家代表，我一再告诫自己，要当好代表，当好“三员”，即政策的宣传员、民意调查员、参政议政员。同时我们必须要多调查研究、多建言献策、多加强学习、多为民办事，这就是我们民营企业代表理解的责任。同时，我在这次会上也提到了，中国民营企业的目标是什么。我认为中国民营企业的目标也就是国际化的目标，因为中国无论你是央企、国企还是民企，只要你的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那就必须以全球化定位，必须要成为国际化的公司。如果不做国际化的公司，不是全球化定位的话，那么这个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发展不上去了。
我们必须融入全球经济，要融入国际市场竞争，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检验民营企业的竞争力如何。只有民营企业国际化，我认为才能解决中国现在制造大国、世界工厂的问题。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出口已经世界第一了，中国自身的资源量，特别是人均资源量，啊现在在整个全球来说是非常紧张的，是偏少的。中国经济要继续发展，必须要利用好国际资源，各种生产要素资源，同时也要网罗世界的技术，网罗世界人才资源，更要发挥好世界资本，用世界资本作为发展中国经济的资本力量。只有这样，把世界上有利于发展中国经济的资源定为我们所利用的资源，我想我们中国的经济前三十年有这样高速的发展，后三十年同样也会有这样高速的发展。谢谢。
中国县域经济报、中国经济网记者：非常感谢主持人。各位代表好，我是中国县域经济报、中国经济网记者。孙主任您好，您作为民法问题专家，一直非常关注农村土地权利问题，请问您对农村土地权利现状感觉如何？未来发展趋势又是怎样？谢谢。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民法室主任孙宪忠：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提问。在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中关于提出农村的发展问题和农村土地权利问题的一些法律制度改革设想以后，这个问题一直是一个热点。为这个问题我自己也率领一个课题组，从南到北、从东到西，走了很多地方，进行了很多调研。
经过调研，结合法学原理，我也发现了一些问题，也给中央有关部门作了报告。关于刚才这位记者朋友提到的这些问题，总的看法，我认为我们的地权制度，虽然改革开放已经几十年了，现在恐怕还要进一步发展。目前的地权状况和人民群众对土地权利所期待也有一定差别，另外也和法律上的制度，特别是和我自己所从事的民法专业、法律制度、法律技术也略有差别，所以这个制度一定要有很好地发展。
首先农村中最重要的地权，就是老百姓都知道的，即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所有权。其实集体经济组织本身的法律状况就不太让人满意，原因是原来设置集体经济组织在上个世纪60年代一直到后来的宪法规定，都是以原始村落划分集体，一个自然村落的人就是一个集体了，在这个村子里居住的居民就是集体中自然的成员了。但是后来随着经济的发展，这个状况就被打破了。原因是有些村落经济的乡镇企业发展很快，经济发展快的村子里姑娘就不愿意嫁出去了，姑娘出嫁以后不愿意离开自己的村子，甚至女婿也还要上门，所以集体成员越来越大，大家都来分割财富。
后来在很多其他地方，大家开始做一个实践，就是我们把成员的资格固定化，固定化以后增人不增股、减人不减股，大家就不能再来瓜分我们的财富了，这是老百姓想出的办法。这个办法本身有一个好处，也符合法律的地方，就是不再以原始村落划分集体，而是以成员资格确定集体，在某种意义上有点像法律上的法人构成了。这恰恰弥补了改革以前的一个问题，就是集体经济组织不是按照民法上的法人资格构建起来的。做了这种股份化的体系以后，有两个方面的好处，一是成员本身是比较固定的，二是集体本身可以建起一个法人治理结构的方式。比如成员大会、监督机构等等不同名字，这些机构都能建起来，也能使集体财务公开、透明，比较合法，这个做法据我了解，城市郊区里面现在大部分都采取这个办法。所以我希望以后我们能够朝这个方向改进，目前还是按照村落划分的，还没有落实到股份的情形。
第二个权利，具体老百姓的成员权。这一点在我们过去的法律到现在法律中都不是强调得很多，只是在物权法第59条中，原来在立法的时候特别写上了“成员集体的所有权”，但是成员自己本身的权利在法律上还是不显著。既然说的是农民所有权，那么的农民个人到底有哪些权利？这是以后法律要很好发展的。我在调研之后也写出了报告，希望能够把老百姓具体成员的权利作为法律上的一个基础进行推进。
第三，现在农村集体用地建设使用权，争议都很大，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完以后，大家都在学习十八大三中全会的报告。我的一个想法就是说，就是允许农民带地入市。他在城市里工作也罢，在农村工作也罢，如果股份到他头上的话，股份就永远属于他。原来我们担心农民带着土地进城，因为土地对农民有社会保障的性质，但是现在看来，这个社会保障不是太完全可靠，种那几亩地打不了多少粮食，也增加不了多少产值，还得靠乡镇企业，或者是纯粹做农业的基本上国家都要补贴一些钱，因此也不要害怕农村带地入市，不会对别的人有多大损害，我们要从社会保障的角度，还是要城市反哺农业，从现代工商业反哺农业，从这个根本问题上解决全国的问题。所以农村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城市，最大的问题还是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和农民的财政可能还是有一些摩擦。但是我想，这个问题要很好地协调解决，这要从顶层设计。
我调研了一些地方，一些政府的市长、县长，地方财政压力很大，地方没有钱，所以要靠土地财政，这个问题是另外一方面的问题了，要统筹、全盘地顶层设计去解决。报告中提得比较多的就是农村土地承保经营权的抵押、入市等等问题，从我自己的研究调查来看，这个问题恐怕还要从长计议，慎重为之。原因在于，真正种地的人，土地要抵押是抵押不出去的，因为土地一年真正的农业产值是不高的，商业上作为产值的话，它产不出多少东西，拿它做市场这个问题我认为还有一定问题。由于国家政策对土地保护得很好，拿土地做抵押、耕地做抵押，恐怕也不是那么现实。
还有一个很大的权利，就是宅基地的权利，这个权利和耕种地、建设地都不一样，这个问题真是要很好的研究。我做了很多调查，也跑了很多地方，各地做法不一样，因为法律基础就不一样。有一部分宅基地是祖地，本来就是农民所有权演化过来的。还有一部分宅基地是后来作为福利分配给农民的。这两种不同宅基地的情况，农民对它法律上的期待和看法也不一样，这个问题也要很好的解决。有一些地方在这个的问题上，在宅基地上也有一些改革措施。
从我的角度看，应该从城乡统筹一体化的情况下逐步消除城乡二元制度这样一个结构，我们也要看到，不能再继续坚持所谓的一户一宅、一宅一地，这个做法我是不赞同的。土地那么少，而且过去一户一宅、一宅一地，农村就占了一块地，而且农民也住楼房了，那就用不这一宅一地了，希望逐步加以改进地权制度。仅是我的一些看法。谢谢。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谢谢。我是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的记者，想请教崔根良代表一个问题。现在混合所有制改革备受关注，我想知道，作为民营企业家，您对它有何期待？您如何评判民企在这个过程中的角色和地位？谢谢。
崔根良：谢谢。作为民营企业，根据三中全会精神，以及这次两会的报告，都特别强调了全面深化改革，要激发市场的活力和内生动力。同时也对我们民营企业融入整个国家改革的一个很大的期待，也给了民营企业多方面参与改革的政策方向。特别是国家提到混合所有制的改制，要鼓励民营企业参与国企的改制，也鼓励民营企业进入特种领域的投资，也鼓励民营企业参与混合所有制的步调。作为民营企业，有这种政策的鼓励，我们肯定是非常高兴的，也是期待了很多年的真正纳入了国家宏观政策当中，所以我们肯定会积极参与国企改制混合所有制的建立，也会积极参与资产重组、相互持股、交叉持股、交叉投资等等，也是为民营企业往后发展打开了一个很大的空间。这样一来，等于我们民营企业在中国的大好环境下，在中国大的市场背景下，我们感觉到有了这个改革，我们的发展空间更大了。我的体会就是这样。
光明日报、光明网记者：谢谢主持人，我是光明日报和光明网的记者。我的问题想提给社科院的孙老师。我们知道，您作为一位知识分子，想请您跟大家分享一下您履职的经历和体会。另外，您觉得怎么样就算是当好了一名人大代表？谢谢。
孙宪忠：谢谢你的提问。我认为这个问题特别有意思。从我自己的体会来看，我觉得知识分子作人大代表，在专业知识上恐怕还有欠缺，就是对现实问题的观察和了解。从我自己当代表以后，我进行了一些社会调查。我认为社会调查太重要了。我们过去念书，尤其是我的专业，尤其是法律知识更新太必要了。法律教科书上写的很多东西和实践是不一样的。我刚才发言的时候也谈到，我们做立法工作、法学研究，有三个基本问题需要特别关注，一个是改造社会、推进社会进步的法思想，这个是我们必须要关注的，要符合国际大势，符合国家基本的大势。
第二，人民群众的法感情。实际上我们做出的制度，最终都要落到人民的头上，最后都会变成人民群众的权利和义务，那人民对法制度到底是怎么看的？这个问题这样一定要通过调查研究才能提出来。我刚才说的很多东西都是现实中间来的，和教科书上写得不一样。另外，也要坚持自己的法制度。法律知识也是历史几千年演化的，发展到现在也是科学的，很多东西都是经过前人检验过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对它有一定的尊重。我的体会就是，法思想、法感情和法制度，或者说是法技术，要三者良好的结合。在中国目前来讲，我们要把社会主义的理想、中国的国情和法律的科学三者要很好地结合起来。这是我的基本思想。
G&E环球东方记者：大家好。我是G&E环球东方记者，我叫麦克。我想问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过，如果中国经济能够保持在7%的增长速度的话，它可以为全球经济增长贡献1%。如果在2014年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话，中国是否有一些备用的方案来解决在这个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我这个问题是提给王亮先生的。谢谢。
王亮：你好。中国现在整体经济是处于平稳发展状态，作为企业，特别是装备制造业，在中国新一轮的产业调整和结构调整中处于在调整的状态之中。我们国家现在很多产业处于产能过剩状态，国家想发展，很多企业都有很多事要做。GDP每个百分点在国内大约代表着1千万人的就业，这和就业的影响、关系是非常大的。再包括，一个是在产能过剩行业，包括在今年政府报告中也提出，在产能过剩行业恐怕要有产能方面的控制，并且要与环保相结合，这样又会有一些新的转移就业的事。我们国家现在处于一个发展和保就业两难的这么一种状况下。从我所从事的行业来看，现在是在积极转型来找一些新的增长点，找一些我们还没有过剩的一些技术含量相对比较高，并且可以往全世界或者往其他的发展中国家出口的装备，还包括一些海工设备，这样就可以既保证就业，又能把我们生产能力为全世界需要这种产品的国家去服务。谢谢。
检察日报记者：谢谢主持人。我是检察日报的记者，我想问孙老师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您去年提交了一份关于修改民法通则的建议，今年又再次提出。我想请您解释一下，民法通则现在修改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在哪里？第二个问题，去年全国人大重点对科研资金的使用开展了监督，我们检察系统也对科研资金的使用进行了检查，一批科研的硕鼠被查处了。今年您有一份建议是要严格区分科研项目违纪和违法的处分，保护科研人员的积极性，能否给我们介绍一下您提出这这份建议当时的初衷？谢谢。
孙宪忠：非常感谢记者朋友提出的这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我的看法是这样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所谓的七大项六十项改革的任务，大概看一下，差不多所有的项目都涉及到法制上的问题，法律也要及时做出反映，适应的就保持，不适应的就修改，而且现在看来修改的任务很重。其实和现实差别最大的法律就是我们的基础性的法律，也是改革开放初期制定的法律，其中民法通则是一个最显著的例子。民法通则是1986年制定的，当初中国还是计划经济体制，市场调整为辅，后来已经是市场经济体制了，基本思想已经都发生重大改变了。
为了适应改革开放需要，我们相继制定了物权法、婚姻家庭法、涉外法律关系法、公司法、票据法，甚至还有海商法等等，在涉及社会关系上，还有涉外法律关系适用法。这部法律原来是156个条文，我自己大概看了一下，这部法律中真正能够作为裁判规范，法律上有一个概念就是实际法官、律师用的条文叫行为规范和裁判规范，这个行为规范、裁判规范在民法通则中有140个左右。现在法律本身留下的条文只是关于人格的，比如生命权、健康权，在人身权那部分有几个条文目前还都在用，其他条文，除了基本原则的宣告外基本上都不太用了。所以去年我就提出议案，建议尽快修改基础性的法律。基础性的法律对特别的法律有涵盖性的作用，我们现在涉及这么多的法律要改革，但是有一个纲要性的、基础性的东西，这就是我们的民法通则，建议以后把它改成民法总则。
另外我们也还需要做一个工作，就是把现在的已经制定的七八个，如果加上商法的话，就是有十几部法律需要整合。什么叫整合？就是把它从内在的体系上搞成一体，不要让它们前后矛盾。我们的有些法律是改革开放初期制定的，有些是后期制定的，当时人们对有些问题认识不一样，所以制度差别很大。法学界有争议，法官裁判起来也有麻烦。有一个最简单的问题，比如买房子的问题，买房子的时候其实是买房屋的所有权，但是房屋的所有权怎么取得？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物权法，有些规则就是不一样的，这就是内在矛盾了。合同法和物权法是国家经济生活里最基本的法律，所以我一直促使希望能够通过一个法律整合，不一定有一个民法典，但是要把它们整合得互相不矛盾、互相很协调，这样就能很好地发挥作用。这是我关于民法通则的一个建议。
另外我提了一个建议，就是记者朋友提到的，希望能够把科研经费中的违法现象、违纪现象，甚至还有一些是正常现象区分开。包括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还有很多大学的老师他们都向我反映这个问题，希望我作为人大代表反映这个问题。有些人被判刑了，有些学者、教授确实是很无耻的，让我们面上无光，他们拿这些钱去做很不好的事情。
有些事情做出来是情有可原的，有些事情让人觉得是出于无奈。有这么几个道理。第一点，有的科研项目设置的开始要编一个预算，后来这些情况是怎么发生的，将来这些预算要严格执行，完全不能变动，如果一旦变动就会出问题。第二点，不管是科学院系统，还是社科院系统，科研预算中所有的支出中恰恰是没有科研人员的劳务性的收入的。可以买机器，可以买设备，但是劳动是没有报酬的，大家对此都一致认为不公平。虽然有劳务支出那部分，但是这部分是支出给课题组之外的人，课题组之内的人没有任何劳务报酬。很多科研人员觉得很辛苦，这项劳动是特别累的，但是恰恰最后劳动最多的人是最没有报酬的。而且科研经费现实拨付是很迟的，一般都是三四月份拨下来批准项目，但是经费差不多都得到九、十月份才能到帐，这半年大家都得做这个事，就得先花自己其他的钱，结果到了九、十月份，到年度快要结束了，预算就要走向结算了，这个时候才拨下来的钱怎么办？有些人就拿这些钱把前面的窟窿给补上，或者说为了后期的事情，先把这个钱放在一个地方，这是违规的，财务上肯定不许可的，如果数目大了就要判刑了。
有些人的确用这些钱做了不正当的事，但是绝大多数科研人员都是很好的，都是奉公守法的人。另外，是不是真的有侵吞财产的动机？我们要把这些问题分清楚。有些人并不是挪作私用，仅是留待下一个科研用，这些人是很无辜的。而且，我认为要给做科研的人一定报酬。从事科研的工作，很多都是与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无关的，而且待遇是很低的，不能从事科研的人反而没有报酬，这种做法也说不过去。我的意见也不全面，仅供参考。
瞭望周刊记者：谢谢主持人。我是瞭望周刊的记者。我发现孙宪忠代表的好几个建议都被大家高度关注，我现在也比较感兴趣，您提出的有一个叫“打击黑色经济”的建议。我想问“黑色经济”究竟有什么内涵？你提出这个建议主要针对什么现实问题？谢谢。
孙宪忠：“黑色经济”实际上纯粹是损害我们国家的经济体制，对我们国计民生没有任何好处的这样一种违法的交易，国际上也用这个词。当然，“走私”这样的词大家都是知道的，这是比较严重的。在我们国家有一些轻微的“黑色经济”也是非常糟糕的，大家也都看得到，比如“办证”，说起来有一点脸红，这个事情实在是不好意思给别人说，世界上没有这个事情，甚至有些媒体、记者拍的电视剧、电影都放到国外去，墙上都写着“办证”，这也不是我透露出来的。办证是纯粹的“黑色经济”。
据我了解，北京市光铲除小广告，解决办证中间的一个环节就有240多万，动员了好几十万人，花费了200多万经费，只是解决了一阵子，解决之后又卷土重来了。还有买卖假发票，甚至非常恶劣的山寨等，都是属于“黑色经济”。为什么要严厉打击它们？现在看来，我们扫了一阵子，扫黄当然是很好的，我们都是支持的，但是对这种“黑色经济”，好像一直没有把它提到必要的议事日程上来，清扫一阵子，过去了就又没人管了。墙上贴的小广告，我走了很多居民区，很多地方都能看到“办证”这种小广告，搞得我心里特别不舒服，这是公开挑战我们良知的一个产业，为什么就不能坚决把它打击、消灭了呢？那些电话，我们怎么就不能治它们呢？其实有很好的办法，这不是法学上来讲，其实很简单，就是要有果断措施的问题。我提的建议就是要坚决打击“黑色经济”，恢复我们人类对社会最基本的良知。谢谢。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谢谢主持人。我来自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请问钟南山代表，现在北京、上海、广州这些大城市的群租和蜗居现象很严重，2013年初冬媒体曝光北京街头夜间擦车工十年悄然居住在供暖管道井底，这也进一步凸显了我们国家住房保障的紧迫性和复杂性，您对于完善住房保障制度有什么建议吗？谢谢。
钟南山：谢谢。不过我想是不是问错了对象。不过我还是觉得你这个问题蛮重要的。我是个医生，我想关于群租的这个问题，实际上反映了一个侧面。我们的年轻人没地方住，年轻人毕业了以后非常困难，在大城市找到工作是一个问题，而且之后再找地方住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困难。我的研究生在这方面也有问题，有的时候一个月两千块、三千块的房租，工资也没有多少钱，相当一部分都要租房。给我的感觉，和老百姓接触，包括我的研究生，这个问题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70年代新加坡也有这个问题，但是从政府来说，把这个作为关注民生的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解决了很多廉租房的问题，而且哪怕起码解决了一些最基本的住房保障。现在有些地方，不但是群租，而且是男女混合的，实在是没有办法，但是工资又不能解决，只好大家AA制睡一下，就住在一起。我看到这个情况心里是不大好受的。希望住房保障、建设部等主管部门不要光是关心土地的问题，也不要光关心建房收入的问题，而是如何更好地解决民生，能在这方面能有一些计划。据了解，这方面已经有一些计划了，但是我认为步子走得太慢了。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这是老百姓最基础的，政府也应该从老百姓最基础的这部分做起。
日本共同社记者：谢谢主持人。我是日本共同社的记者。请问钟南山代表，关于禽流感的问题，有个城市关闭了活鸡市场，但不是全面的，你的看法怎么样？对中央政府的做法怎么看？还有一个问题，群众最关注的是基因的变化，有可能会变成新型流感感染，如果这样的情况发生的话，您觉得现在政府可以应对这类问题吗？
钟南山：谢谢这位日本朋友提出了大家都关心的提问。我首先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禽流感的情况。我们先不讨论名称的问题，因为我认为名称问题并不是一个关键的问题，而是在于现在的情况。现在H7N9在全国多地有发生，不太准确的是全国340多人出现，病死率接近30%。在我来的广东发展比较多，是82个，现在是84个，有23人死亡，病死率28%，说明现在还在不断地发生，它的特点就是所谓的散发。什么叫“散”？散的意思是他们之间没有互相的联系，一个一个发生的，这个情况就意味这没有人传人，如果有人传人就不是散了，就是有互相联系了。“发”是什么意思？还是发生，发生是说还是有传染源，但是这个传染源从哪儿来？现在看起来，我们没有一个非常准确的传播途径，但是现在从流行病学的看法，80%以上都是在禽的市场，我强调的是市场而不是禽，是在市场上出现感染的。
现在在绝大多数的禽鸟养殖的集中地方，甚至在户家养殖里发现不了H7N9的病毒，但是一旦把这些禽拿到市场去交易的时候，是活禽，这时候就会发生感染，而且局部环境的感染明显增高。在广东，禽的检出率是百分之零点零几，到市场是2.6%，增加了100多倍，说明市场是一个感染的主要原因。回到你这个问题，现在我们做的是什么，因为和H5N1不一样，H5N1是禽有病，人也有病，大家心甘情愿的把鸡杀了，人也防了，但是现在的问题是鸡没病，人得病，对搞农业、搞禽类养殖人来说，就会问凭什么把我的鸡杀掉，这个问题我们始终有矛盾，有看法，而且这涉及到中国几百万养禽人的事业。
但是现在这个问题一定存在的，有80%以上是在市场里得病的。关键就是刚才你提的那个问题，就是要控制那个市场。控制市场有两个办法，一个是关闭市场，这是一个比较大的举动。关闭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以后不开了，这个问题要认真考虑，因为这涉及到很大一批禽的产业。你问现在的做法是什么，多数的地方是所谓的“三个一”，一周一清扫、一月一消毒、一月一休市，休市和关闭是不一样的，就是休了以后，经过一段时间好好清理以后再开。广东现在就是这样，也确实起到了一定的效果。现在关键是控制好禽的市场，中国目前就是这么做的。
在很多养禽的人身上还没有发现，就是在市场发现的，所以现在暂时的办法就是这样做。你提的第二个问题，一旦基因出现变化，就会出现人传人，就像非典一样。这就不一样了。人传人就表明会有大规模的疫情出现，在这种情况下就要关闭，关闭以后要彻底地进行处理。同时要隔离，人一旦发现就要隔离。现在人发现也要隔离，在定点医院护理，但是到现在为止我们从来没有发现一个医务人员或者一个护士被感染。如果一旦传染，就要早发现、早隔离、早处理。
同时，中国政府要想处理的话，就是要发展疫苗。到人传人的时候，疫苗是非常重要的。当然，现在已经生产了一些疫苗，而且这些疫苗有可能会用在一些高危人群，但是大规模的就像H1N1那样，中国做得不错，在2009年接近1亿人接受H1N1的疫苗，起到一定作用，但是后来我们知道，它的自然发展规律就是高峰以后慢慢下降了，这和病情的发展趋势也有关系。现在中国的做法我的看法认为是对的。如果一旦基因突变到人传人，疫苗会起到很重要的作用。目前我们做了很多准备，疫苗方面也做了准备，所谓的“疫苗种子”已经准备出来了，一旦有的话，就会大规模的生产。
中国县域经济报、中国经济网记者：我是中国县域经济报、中国经济网的记者，我想请问郭凤莲代表，您长期在农村工作，中央近年来出台了一系列的支农惠农政策，能不能不折不扣的落到实处？有没有漏洞？怎样完善？现在农民最关心的话题有哪些？谢谢。
郭凤莲：谢谢。我们国家是一个农村人口大国，也是农业大国，政府近几年来把农村“三农”的工作作为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推出了很多惠农、支农、扶农的政策，广大农民还是非常满意的。一开始扶农政策下去了以后，下去的钱到不了农民手里，但是最近几年推动了一些新的方式，就是“一卡通”。可能大伙儿都知道，农民拿到卡都得到了政府支持的资金，资金都打到卡里去了。广大农民对政府实行的做法还是满意的，但是会不会有其他原因？可能还会有一些漏洞，漏洞在哪里？就是居住比较偏远的农民，他们去办卡的时候是很多方面的，并不是一个支农的资金，农民办卡有点难度，一个是费用比较高，来回的交通费用比较高，而且有的农民不会使用卡，办的时候不知道卡里面是办进去了还是没有，也不知道卡里的钱怎么花，这个问题还是存在的，下面我们也在逐步地完善。
下去的政策还不是太详尽的时候，可能农村也出现过一些问题。给了农民的惠农政策到不了农民手里，中间有一些阻拦的地方，一部分资金下去了以后，乡政府的钱到不了村民手里。但是这些都是很短很短的时间，现在基本上政策都能到农民手里了。我感觉这几年政府对“三农”工作的重视力度越来越大了，特别是扶贫的力度。我们国家的贫困地区还是很多的，而且人口也是蛮大的，在山西还有480万人口没有脱贫。加上我们少数民族的，边远地区的，还有一些老区，我感觉脱贫的力度也越来越大了，特别是在地方。比如山西现在怎么脱贫？现在山西提出了“百企千村”，就是让我们的一百个企业对口对贫困地区划片扶贫，我感觉这种办法可以说是解决扶贫根本问题稳定性、长期性的一种做法。一个企业落到了贫困区，既能解决贫困人口的就业问题，也能解决他们的致富问题，而且企业可以做大，使贫困问题得到长期性的解决。还有一些地方的这个问题还是比较大的，就是怎么样解决农村分配不平衡的问题。
现在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条件好的地方走得比较快，条件差的地方难度就比较大，尤其是贫困地区。所以在解决“三农”方面要细化，措施要得力。刚才孙代表回答大家的问题的时候提到了土地的问题，土地的问题也同样存在着很多难题和深层次的问题。农民现在拥有的土地比较少了，我们提出了红线千万不要越过去，因为要端我们中国人的饭碗。总书记讲了，中国人的饭碗里面还要端我们最多的中国粮。如果不珍惜土地，我感觉这个问题会带来后面很多的问题。粮食稳了，心里面就放心了，脚踏实地，喜气洋洋。如果说粮食问题解决不了，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还是存在稳定性、不安定因素。怎么样解决土地问题？比如土地流转，还有土地资本化的市场运作等，现在农民需要政府给解读政府政策，解读土地怎么使用、怎么管理，以及农民真正的土地在哪里。
孙代表讲到了有村民委员会，现在就要解决好三个关系，一个是国家和集体的关系，一个是集体和个人的关系，还有国家、集体和农民个人，土地的所有权究竟将来落地要落在哪里，这也是大家期盼的问题。会上有不少代表提的建议就是修改土地管理法，因为现在政府出台了很多的政策，法律和政府的政策一定要相适应、相配套，而且在执行过程中措施一定要到位。谢谢。
记者会主持人钟雪泉：今天的记者会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各位代表，感谢各位记者参加。谢谢。
共产党员网 版权所有 京ICP备12024993号-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