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车轮上的铺张”说“不”

　　“启动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这10个字备受关注。

　　如果从1994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颁发《关于党政机关汽车配备和使用管理的规定》算起，我国的公车改革已经走过了20多个年头。

　　然而，公车滥用、超编超标配置等现象仍然屡禁不止，滚滚车轮下，真金白银如流水般淌过。

　　此次中央发出改革宣言，剑指“车轮上的铺张”这一痼疾，代表委员们又如何看待？

　　启动改革箭在弦上

　　全国政协委员、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指出，公车使用常见“三个1/3”：办公事占1/3，官员及亲属私用占1/3，司机私用占1/3。

　　“公车乱象由来已久，是群众眼皮底下的不正之风，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监察厅副厅长何建洋认为，过去公车改革长期停滞，缺少的未必是方法，或许是足够的决心和勇气。

　　中央八项规定出台后，各级政府压缩“三公”经费，成效明显。而公车消费，因其在“三公”经费中占比超过50%，越来越为社会所关注。

　　2013年11月，中央出台《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明确提出“坚持社会化、市场化方向，改革公务用车制度”。

　　“《条例》指明了公车改革的方向和路径，体现了政府改革自身的坚定决心。”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吴江说。

　　而据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的数据，截至今年1月31日，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问题27322起，其中违规配备使用公务用车6763起，在所有问题类型中位居第三。

　　“公车问题亟待解决，改革刻不容缓。”吴江委员说，“此次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启动改革，说明改革已箭在弦上。”

　　做好“加减法”为改革护航

　　《条例》规定，“改革公务用车实物配给方式，取消一般公务用车，保留必要的执法执勤、机要通信、应急和特种专业技术用车及按规定配备的其他车辆。”

　　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被称作“中国公车改革第一人”。据他估算，若“取消一般公务用车”落实到位，全国公车数量将减少90%，每年可节约支出1000亿元以上。

　　“在数量上做‘减法’是釜底抽薪，同时还要在监督上做‘加法’，才能确保改革取得实效。”全国人大代表、深圳市龙岗区南岭村社区居委会主任张育彪说。

　　2013年，湖南省岳阳市给全市4200多台公车装上了北斗卫星定位系统，对公务用车实施全程监控，一旦发现公车违规，可远程断油断电。

　　但由于定位系统数据不向大众公开，老百姓对这种监督方式并不太认可。一些代表委员认为，利用高科技监督手段保障公车姓“公”是一种积极的探索，但监督过程不公开不透明，其结果难免缺乏说服力。

　　“监督不能搞成‘体内循环’，更不能自说自话。”张育彪代表建议，把监督的后台系统向公众开放，让所有公车信息清晰可查，最大限度发挥群众监督的力量。

　　吴江委员则认为，违规成本太低是导致公车滥用现象“生生不息”的原因之一。“归结起来都是纪律问题，必须严肃纪律！违反纪律的必须严肃查处！”他说。

　　“公车姓‘公’，花的是纳税人的钱。只有握紧‘钱袋子’，才能管好‘车轮子’。”全国政协委员、甘肃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所长郝树声说，“政府工作报告还提出，所有财政拨款的‘三公’经费都要公开。因此无论是购车、燃料、维修、过路桥等费用，还是司机工资，涉及公车的任何一笔支出都要做好财政预算管理和监督。”

　　改革将在不断排除阻力中前行

　　事实上，不少地方已经迈开了公车改革的步伐。

　　“例如以加强公车管理为主的昆明，推行货币化模式的温州，就颇具典型性。”吴江委员说，“各地的探索积累了经验，但也暴露出一些问题。”

　　“下岗”的大量公车何去何从？根据《条例》，“取消的一般公务用车，采取公开招标、拍卖等方式公开处置”。2014年初，五粮液集团落下国企公车拍卖“第一槌”，紧接着，多地机关公车拍卖成为社会热点。

　　“有些地方淘汰的公车廉价落入内部人员手中；有些起拍价定得太低，虽然走了程序，但不对社会公开，存在暗箱操作的嫌疑。”何建洋代表担忧，这可能导致新的腐败。

　　取消一般公务用车后，许多地方开始给公务人员发放交通补贴。

　　“补贴的标准谁说了算？有的县市交通补贴比公务员工资还高，这是不是‘变相福利’？更有甚者，公车照坐、补贴照拿，老百姓能没有意见吗？”吴江委员连发三问。

　　“还有大批驾驶员的安置问题，也需要妥善考虑。”郝树声委员说，“车改是个好事，虽然阻力重重，但中央释放出明确信号、表现出坚定信心，一定能将改革推行到底。”

　　正如李克强总理在3月13日的记者招待会上所讲，“改革会触动利益、会动‘奶酪’”，公务用车制度改革，说到底是一场复杂的利益博弈，是难啃的“硬骨头”。但惟其难，才更显改革之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