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的基层干部 如何破解“最后一公里”？

　　于海河成为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基层干部学习的标杆。这是他（左一）在田间检查农业生产。（资料图片）

　　2月中旬江西省永丰县八江乡购买20多辆自行车，让乡村干部为群众提供“零距离”服务。

　　4月14日，四川省南江县关门乡石庙村群众在对乡干部落实群众路线情况进行测评打分。

　　今年以来福建省武夷山市在党员干部中广泛开展“我和百姓拉家常”活动。新华社记者 张国俊摄

　　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开展已有三个月。和第一批主要集中在中央和国家机关、省级单位不同，第二批教育实践活动开展的层级是市、县、乡镇，这是中国治理的最基层，也是老百姓直接与之打交道、干群矛盾最多发的层级。

　　因此，在这次教育实践活动中，“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就尤为突出。一方面，中央精神层层传递至基层，要保证不走样、见真章，需要破解“最后一公里”；另一方面，群众路线要落到实处，就要真正给群众办实事，更需要破解“最后一公里”的问题。

　　①下基层，带着泥土味

　　“去定点联系村走访村民，很多时候人家不在家，就得一次次地去，直到见到人，听意见、听问题。最后把群众意见汇总成表的时候，其实还是挺有成就感的。”谈起最近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在宁夏吴忠市工作的选调生宗立冬颇为感慨。他告诉记者，走访定点村的200多户人家，他花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

　　走访群众、听群众提意见、提问题、讲困难，是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的重要内容。

　　在福建莆田，当地市委宣传部的干部夜宿在偏远的南兴村，用“住村夜访帮民富”的座谈会方式，听群众对农村工作的意见。而在同省的宁德，坚持了26年的“四下基层”工作方法——“信访接待下基层、现场办公下基层、调查研究下基层、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下基层”，正在此次群众路线教育活动中被进一步扩展。在该市市委书记廖小军看来，干部只有到村头、走山头、下地头、拿锄头，与群众同坐一条板凳，才会丢掉“官气”，沾上“土气”，承接“地气”，聚集“人气”，才能真正了解群众所思、所盼、所需。

　　“说实话，没住够！”在千里之外的河南许昌，市委书记王树山在3天的驻村生活结束后发出了这样的感慨。该市的常委班子成员都进驻当地的贫困村，与村民同吃同住，了解群众的困难。而王树山的感慨，源自收到的诸如修路、架桥、治病、上学、就业等“热乎乎”、“带着泥土味”的群众反馈。

　　除了市、县领导干部到联系点、联系村走访调研之外，多地还大规模组织党员干部下村活动。

　　在李克强总理的联系点内蒙古翁牛特旗，全旗32名处级干部带领22支工作队、270个工作组、2065名旗乡党员干部，在全旗逐村逐组逐户开展调研走访。为了防止这种走访走过场、装样子，当地还成立了20个督导组，对下乡工作进行巡回督查。

　　在河北省衡水市，1万多名市、县、乡机关干部被抽调出来，作为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指导员，选派到全市近5000个村、100个社区和500家企业。征求问题与意见，同时送信息、送政策、送技术，是这些干部的主要任务。

　　而在宗立冬所在的吴忠市金积镇，走访更是被拆分为“走”和“访”，除了“走”入每户村民的家中听取意见外，还要访党员、访致富户、访贫弱户，听取各方面经验和意见。在他最终汇总的群众意见表上，记者看到，大多是诸如“东门1队和东门6队门前的马路还是土路，下雨下雪很难行走”、“年轻人外出务工较多，很多家庭只有老人在家，有没有适合农村养老的模式”等“细小”又“实在”的意见。

　　“中国传统的文官制度有一个缺点，即把‘官’与‘吏’分开——‘官’是形式官僚，基本上是诗词歌赋、传达文件，办实事则依靠‘吏’，造成脱节。回顾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其制度优势即在于起于基层，直接与老百姓打交道。靠什么赢得百姓信任和拥护？靠的就是办小事、办细事、办碎事。群众路线教育，尤其是第二批，要做的就是这样的工作。”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韩毓海如是说。

　　②办实事，解决“最后一公里”

　　“天下大事，必作于细”。《老子》中的这句话，被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的场合反复引用。而在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走访中群众提出的每一件事，都是“细事”。因此，能否在“上面一根针，下面千条线”的基层工作现实中解决好“小事”、“细事”，就成为群众评价党员干部的最直接标准。

　　重庆市巫溪县是渝陕鄂交界处的一个国家级贫困县，地处秦巴山区，属于典型的高山峡谷地形地貌。在这里工作的选调生潘子豪告诉记者，在当地有些地方，一个镇的面积就相当于4个上海闸北区，对于“各占山头”生活的村民来说，到乡镇政府办事，是一件让群众非常头疼、又常生抱怨的事情。

　　“有时老百姓为了办事，早上7点就得出门，走到公车点、再转车。有时还要搭摩托车，到镇上已经下午2点多了，连午饭都顾不上吃。但有可能碰巧领导不在，没法签字，或者签好字之后，镇上的公章带到城里办手续去了，又没法办。又比如村里的养老保险，按照规定，60岁以上的老人在，每年生日的月份，都要去镇社保中心按指纹注册。现在打工家庭很多，老人孤身在家，好不容易到镇上，忘了带某个手续，就又没法办。”在小潘看来，正是因为这诸多不便，此次群众路线教育活动才“极有必要”。

　　当地报道，为了解决这种办事不便的困难，“流动服务队”应运而生。在被小潘描述为“扛着设备、翻山越岭去群众家办事”的场景背后，是民政、社保、计生等工作“送上门”的工作方式转变——仅当地的兰英乡“流动服务队”，就已现场办公150次、办理证件服务485件、为群众节省车费近10万元、累计发放惠农资金30余万元。

　　创新工作方法、为群众切实解决问题的场景，也在全国其他地方出现。

　　在云南省保山市，一个小小的电话号码，正在释放巨大的能量。这个谐音为“来救救我”的“6995”号码，最初是为了救灾防灾。到后来，这个号码又发展出多种功能，成为名副其实的“城乡百事通”：在当地保山县的累计29293次呼叫中，用于生产互助和市场信息互通的呼叫占了总数的98.86%，在生产、生活和市场中，发挥了巨大的能量。

　　在河北省保定市，“两个代办”的方式正在群众路线教育活动中实践着。与群众利益关系密切的事项，正在由“群众跑腿”变为“干部跑腿”，基层党委、政府全程为群众代办。为了落实好这样的代办方式，该市已实现了乡级便民服务站全覆盖，91.8%的行政村建立了便民服务室，近万名代办员扎根基层。今年1至3月，该市共为群众提供无偿代办事项66757件，按时办结率99%；并为128个重点投资项目提供了无偿代办服务。

　　“群众生活无小事。虽然从新闻报道上看，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似乎不如第一批那么‘轰轰烈烈’，声势和动静都没那么大，但是从我目前了解到的情况看，基层的落实力度还是非常大的。解决问题需要的是实际行动而非空洞表态。”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学部主任刘峰教授对记者说。

　　③建章立制，防治“一阵风”

　　记者了解到，在多地展开的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目前刚进入到第一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就是走访群众、收集意见，同时在党员干部中展开学习活动，学习中央精神与模范典型。之后，会进入到查摆问题、民主生活会，以及建章立制等阶段。整个教育实践活动将持续到9月份以后。

　　而在记者的采访中，无论是普通党员干部还是专家学者，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重视问题苗头、同时在后续开展中建立长效机制的问题。

　　一位不愿具名的基层党员干部告诉记者，目前在学习材料、学习中央精神的方面，还存在着一些形式主义的问题。“写读书报告、心得体会，有时容易流于形式主义，疲于应付；同时，有些单位把本来自己应该做的中心事务硬往整改措施里装，实际上也忽略了自身的问题。”他说。

　　刘峰也对记者表示了一定程度的担忧：“一些基层单位的群众路线教育活动有力度递减的趋势。我个人分析，一方面，这和第一季度经济下行压力比较大、干部工作注意力多集中在经济工作上有关，另一方面则也和基层干部认识不足有关，还存在一些侥幸心理和惯性思维，以为这一次也是走过场。”

　　“从我个人的经验看，基层干部最希望学习的，是生动、鲜活、结合实际的学习材料。他们对照本宣科的东西非常反感。因此，在学习方面，我认为应该更加灵活，可以允许根据不同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学习时间、方式都不必‘上下一般粗’。要提高基层的作为能力，基层政府需要改变思维模式与行为方式。”刘峰说。

　　中央党校教授谢春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则指出，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面对国家治理的最基层，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说到底，干部脱离群众，除了思想认识的层面，还有约束不够的问题。怎样建立健全直接能评价、约束领导干部的机制，在干部考核评价机制、甚至是干部的晋升、做事儿的时候都能有群众的约束机制，是我们必须研究的问题。这个机制建立起来了，干部就能认识到，不能随便忽视群众的意见和力量。”他说。

　　刘峰在对此表示赞同的同时也指出，要从基层公务员的现实出发，建立合理的奖励激励机制。“基层工作，一个人多个职责、多个岗位，忙得昏天黑地，不仅福利、收入、基本待遇水平不高，荣誉、激励、奖金等物质精神的激励也都不足。不能‘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怎样建立合理的公务员考评、奖惩机制，也是迫切需要研究的问题。”

　　韩毓海则表示，第二批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虽然是在基层单位进行，但是并非仅仅是基层单位的事，而是所有的党员干部，包括中央机关、省部级单位在内，都要有基层观念。“在这个意义上，才真正进入了群众路线教育的深化阶段。”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