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裕禄生命中的最后53天

焦裕禄当年用过的藤椅，现保留在兰考焦裕禄同志纪念馆。（资料图片）

　　“兰考就是我的家，走得再远，你也不能不关心你家里的事啊！”这句话，郑大一附院的老专家杨璧卿记了50年。当她劝已经病重的焦裕禄少些操劳时，焦裕禄这样回答。

　　焦裕禄生命中的最后时光，是在河南医学院附属医院（郑大一附院前身）度过的。当时焦裕禄被“强制”送到医院治疗，他选择了消化科的普通病房。当年在这里上班的医护人员见证了病痛中焦裕禄的无私与坚强，也见证了他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挂念的还是兰考的老百姓。

　　住普通病房，没人知道他是县委书记

　　75岁的杨璧卿，是郑大一附院急救中心的老主任，头发已经花白的她，仍清楚地记得50年前的一位病人——焦裕禄。“一提起焦书记，总感觉他还在我眼前一样，我这辈子都忘不了。”

　　那是1964年的春天，大学毕业的杨璧卿，分配到河南医学院附属医院刚刚一年多。

　　当时，杨璧卿在医院内西消化内科病区当住院医师，正是焦裕禄的管床大夫。

　　她回忆，那时的治疗手段很有限，经常有癌症患者疼得不停呻吟。但有位病人，从来一声不吭，他就是焦裕禄。她记得很清晰，焦裕禄大大的眼睛、高高的个子，喜欢披着衣服，很瘦。

　　由于病情较重，焦裕禄在郑州住了3天院，就被送到北京去会诊。会诊的结果是，晚期肝癌，全身淋巴结转移。

　　“查房的时候，经常看到他疼得满头大汗，可是他啥要求也不提。”杨璧卿说，那时，她和同事就在私下里议论，这人真坚强。

　　从北京回来后，省里有关方面的同志来医院看望焦裕禄，医护人员才知道他的身份——兰考县委书记。

　　现在有些县里来的干部，一来看病先自报家门，他们自己不说，跟班的也会过来交代。杨璧卿说，焦裕禄自始至终从没有提起过他的职务。

　　樊镜珍，时任内西消化内科病区护士。她说，当时医院也有干部病房，但焦裕禄选择住普通病房，后来医院为了照顾他，腾出一间大隔音间。“就是门厚点，玻璃是双层的，相对安静点。”

　　杨璧卿记得，焦裕禄的食欲非常差，一顿饭吃不了几口，医生说用点营养药，他都不让用，说给更需要的病人。“伙食影响肝脏，我建议他到营养食堂要点面汤甩鸡蛋，但他还是不同意，每次就是稀饭面条。”

　　强忍疼痛，他把止疼针让给别人

　　在穆青等所著的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里，记录了一把藤椅。那是在焦裕禄带病坚持工作时，经常拿硬东西顶着肝部，时间久了他坐的藤椅右边被顶出了一个大窟窿。

　　在郑大一附院，也曾保留过一把焦裕禄用过的藤椅。

　　“知道焦裕禄是县委书记后，医院的照顾就是在他病房里放了一把藤椅，高点，坐得能舒服一些。”杨璧卿说。

　　杨璧卿回忆，因为疼痛，焦裕禄经常用右手紧紧按住肝部，胳膊肘则顶住藤椅右边，没多久，藤椅的右边扶手下也被顶出了一个洞。

　　尽管病痛缠身，行动已经非常困难，但只要见到医生、护士进门，焦裕禄总是尽量起身迎一下。后来，杨璧卿和医护人员都养成习惯，一进焦裕禄的病房，赶紧先摆手说“焦书记，你别动别动”，然后快步走到他身边。

　　“后来他越来越虚弱，但不起身也要欠一下身。”杨璧卿说，这种尊重让他们非常感动，现在想起来还想流泪。

　　随着病情越来越重，焦裕禄只能坐到床上。当时焦裕禄的主管大夫郭蓬芝今年已经83岁，她回忆说：“可他就没有正儿八经坐到过床上，长一个淋巴结都疼啊，焦书记是全身淋巴结转移，他都是半坐半倚在床上。”

　　“有时候，看他疼得汗水直往外冒，说给他打一针吗啡，焦书记也不愿意打，他说给别人打，自己能忍住。”郭蓬芝说，当时的止疼针只有吗啡，一个病区只批2～3针。

　　樊镜珍回忆，她曾发现焦裕禄的胳膊上有几处灼伤，问了他爱人，才知道那是他是为了转移疼痛，用热烟嘴烫的。

　　牵挂兰考，见到家乡的人就显出兴奋

　　杨璧卿说，即使那么痛苦，焦书记也没有悲观和丧失意志。

　　杨璧卿查房时常遇到这样的场景，只要兰考县一来人，焦裕禄就会尽量起身迎到门口，拉着对方的手，说赶紧坐赶紧坐，精气神仿佛又回来了。

　　谈话从来不涉及病情，杨璧卿听到最多的就是泡桐树。“那时也不知道啥是泡桐，就听到他每次都关切地问，树长得咋样，种了多少亩了？”杨璧卿说。

　　杨璧卿回忆，到医院看望焦裕禄的很多是兰考农民。每次大家在外面等着，怕打扰焦书记，都是派两三个代表进来。焦书记一见到老乡，就会忙招呼让大家都进来，坐到床边上，用双手拉住大家，询问起兰考的情况：“前几天下大雨了，咱那里淹了没？”“咱种的泡桐树，长的咋样了？”

　　杨璧卿记得，有的乡亲见到焦书记很激动，会用很大的劲拉住焦书记的手，有的甚至会抱住焦书记痛哭流涕，焦书记就安慰大家不要难过。看到乡亲们大老远挎着篮子带来的鸡蛋、花生，焦书记坚决不要，他交代乡亲，咱们现在很多人还贫困，我在医院啥都不缺，你们把鸡蛋拿到供销社去换点盐吃。

　　送别乡亲，焦裕禄总要吃力地让人扶下床，慢步送出很远，眼中满是依依不舍。杨璧卿说，一到下雨的时候，焦书记就会站在窗前往外看，问他看啥呢，他说，不知道兰考那边下雨了没，有些群众的房子不好，不知道有没有漏雨的。

　　就在焦裕禄被送到北京会诊前，杨璧卿曾建议他在北京多住一些日子。可在北京只待了3天，焦裕禄就回到了郑州。焦裕禄后来解释，北京离家太远，还是郑州到兰考比较近，县里来人找他方便。

　　顽强斗争，枕下一直珍藏两本书

　　樊镜珍记得，从北京回来后，焦书记更虚弱了。白天黑夜，他都只能半坐着。因为淋巴结到处转移的结节，只要碰了就疼得要命。

　　来探视的家乡人常常给樊镜珍讲焦裕禄在兰考的事。樊镜珍这才知道，焦裕禄在兰考工作的475天里，走遍了兰考1800平方公里土地；他带领兰考人民同涝、沙、碱斗争，却顾不上自己的身体。

　　随着病情加重，焦裕禄身上的疼痛也越来越重，人瘦成了皮包骨头。他常常疼得浑身冒汗，汗水浸湿了衣服。他使劲咬着牙，牙都咬得快出血了。看着他疼痛的样子，杨璧卿说，焦书记，你喊出来吧，可是他也不喊。

　　进入1964年5月中旬，焦裕禄开始持续昏迷。5月14日，他永远闭上了眼睛，终年42岁。

　　樊镜珍回忆，焦裕禄去世后，病房里一片痛哭声，作为焦裕禄的护士，她忍着悲痛，为焦裕禄擦洗了身子、换了衣服。“焦书记已经瘦得不成形，身上到处是癌症转移点，他的最后时刻，该忍受了多大的痛苦啊！”樊镜珍说。

　　从当年3月23日焦裕禄被兰考县委“强制”入院到离世，只有53天时间。

　　焦裕禄去世后，樊镜珍整理物品时，在他的枕下发现两本书：一本是《毛泽东选集》，一本是《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精神财富，激励后人踏实前行

　　杨璧卿是民盟成员，她说，“像焦裕禄这样的共产党员，我打心眼里敬佩。”如今已经退休15年的她，仍返聘在郑大一附院急救中心，一周工作六天；郭蓬芝也是在80岁时才离开工作岗位；80岁的樊镜珍是河南胃镜操作的开拓者，1991年退休后，仍坚持到各个地市去授课，培训基层医生。

　　“虽然已经50年了，但每次说起来焦书记的事情，我都会忍不住掉泪。”杨璧卿说，焦书记那样平易近人，艰苦朴素，他时刻惦记兰考人民的那份感情在她心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郑大一附院急诊中心总护士长王秀玲说，这些老专家是医院的宝，他们经常聚到一起，为医院的年轻人讲述焦裕禄的最后时刻。

　　全省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开展以来，郑大一附院结合焦裕禄生前在该院住院的情况，精心拍摄了纪录片《焦裕禄最后的53天——追忆焦裕禄在郑大一附院治疗的日子》，通过当年医护人员的珍贵回忆，再现了焦裕禄同志病情加重后转到该院接受治疗时的感人细节。医院以此为教材，组织全院党员干部观看学习，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焦裕禄同志任何时候都心系群众，敢于和困难、同疾病作斗争的精神，处处以身作则、不搞特殊化的道德情操，永远是全院医护人员学习的榜样。”郑大一附院党委书记张水军说，焦裕禄精神就像一盏明灯，激励后人踏实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