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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裕禄生命中的最后53天

焦裕禄当年用过的藤椅,现保留在兰考焦裕禄同志纪念馆。(资料图片)

  “兰考就是我的家,走得再远,你也不能不关心你家里的事啊!”这句话,郑大一附院的老专家杨璧卿记了50年。当她劝已经病重的焦裕禄少些操劳时,焦裕禄这样回答。

  焦裕禄生命中的最后时光,是在河南医学院附属医院(郑大一附院前身)度过的。当时焦裕禄被“强制”送到医院治疗,他选择了消化科的普通病房。当年在这里上班的医护人员见证了病痛中焦裕禄的无私与坚强,也见证了他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挂念的还是兰考的老百姓。

  住普通病房,没人知道他是县委书记

  75岁的杨璧卿,是郑大一附院急救中心的老主任,头发已经花白的她,仍清楚地记得50年前的一位病人——焦裕禄。“一提起焦书记,总感觉他还在我眼前一样,我这辈子都忘不了。”

  那是1964年的春天,大学毕业的杨璧卿,分配到河南医学院附属医院刚刚一年多。

  当时,杨璧卿在医院内西消化内科病区当住院医师,正是焦裕禄的管床大夫。

  她回忆,那时的治疗手段很有限,经常有癌症患者疼得不停呻吟。但有位病人,从来一声不吭,他就是焦裕禄。她记得很清晰,焦裕禄大大的眼睛、高高的个子,喜欢披着衣服,很瘦。

  由于病情较重,焦裕禄在郑州住了3天院,就被送到北京去会诊。会诊的结果是,晚期肝癌,全身淋巴结转移。

  “查房的时候,经常看到他疼得满头大汗,可是他啥要求也不提。”杨璧卿说,那时,她和同事就在私下里议论,这人真坚强。

  从北京回来后,省里有关方面的同志来医院看望焦裕禄,医护人员才知道他的身份——兰考县委书记。

  现在有些县里来的干部,一来看病先自报家门,他们自己不说,跟班的也会过来交代。杨璧卿说,焦裕禄自始至终从没有提起过他的职务。

  樊镜珍,时任内西消化内科病区护士。她说,当时医院也有干部病房,但焦裕禄选择住普通病房,后来医院为了照顾他,腾出一间大隔音间。“就是门厚点,玻璃是双层的,相对安静点。”

  杨璧卿记得,焦裕禄的食欲非常差,一顿饭吃不了几口,医生说用点营养药,他都不让用,说给更需要的病人。“伙食影响肝脏,我建议他到营养食堂要点面汤甩鸡蛋,但他还是不同意,每次就是稀饭面条。”

  强忍疼痛,他把止疼针让给别人

  在穆青等所著的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里,记录了一把藤椅。那是在焦裕禄带病坚持工作时,经常拿硬东西顶着肝部,时间久了他坐的藤椅右边被顶出了一个大窟窿。

  在郑大一附院,也曾保留过一把焦裕禄用过的藤椅。

  “知道焦裕禄是县委书记后,医院的照顾就是在他病房里放了一把藤椅,高点,坐得能舒服一些。”杨璧卿说。

  杨璧卿回忆,因为疼痛,焦裕禄经常用右手紧紧按住肝部,胳膊肘则顶住藤椅右边,没多久,藤椅的右边扶手下也被顶出了一个洞。

  尽管病痛缠身,行动已经非常困难,但只要见到医生、护士进门,焦裕禄总是尽量起身迎一下。后来,杨璧卿和医护人员都养成习惯,一进焦裕禄的病房,赶紧先摆手说“焦书记,你别动别动”,然后快步走到他身边。

  “后来他越来越虚弱,但不起身也要欠一下身。”杨璧卿说,这种尊重让他们非常感动,现在想起来还想流泪。

  随着病情越来越重,焦裕禄只能坐到床上。当时焦裕禄的主管大夫郭蓬芝今年已经83岁,她回忆说:“可他就没有正儿八经坐到过床上,长一个淋巴结都疼啊,焦书记是全身淋巴结转移,他都是半坐半倚在床上。”

  “有时候,看他疼得汗水直往外冒,说给他打一针吗啡,焦书记也不愿意打,他说给别人打,自己能忍住。”郭蓬芝说,当时的止疼针只有吗啡,一个病区只批2~3针。

  樊镜珍回忆,她曾发现焦裕禄的胳膊上有几处灼伤,问了他爱人,才知道那是他是为了转移疼痛,用热烟嘴烫的。

  牵挂兰考,见到家乡的人就显出兴奋

  杨璧卿说,即使那么痛苦,焦书记也没有悲观和丧失意志。

  杨璧卿查房时常遇到这样的场景,只要兰考县一来人,焦裕禄就会尽量起身迎到门口,拉着对方的手,说赶紧坐赶紧坐,精气神仿佛又回来了。

  谈话从来不涉及病情,杨璧卿听到最多的就是泡桐树。“那时也不知道啥是泡桐,就听到他每次都关切地问,树长得咋样,种了多少亩了?”杨璧卿说。

  杨璧卿回忆,到医院看望焦裕禄的很多是兰考农民。每次大家在外面等着,怕打扰焦书记,都是派两三个代表进来。焦书记一见到老乡,就会忙招呼让大家都进来,坐到床边上,用双手拉住大家,询问起兰考的情况:“前几天下大雨了,咱那里淹了没?”“咱种的泡桐树,长的咋样了?”

  杨璧卿记得,有的乡亲见到焦书记很激动,会用很大的劲拉住焦书记的手,有的甚至会抱住焦书记痛哭流涕,焦书记就安慰大家不要难过。看到乡亲们大老远挎着篮子带来的鸡蛋、花生,焦书记坚决不要,他交代乡亲,咱们现在很多人还贫困,我在医院啥都不缺,你们把鸡蛋拿到供销社去换点盐吃。

  送别乡亲,焦裕禄总要吃力地让人扶下床,慢步送出很远,眼中满是依依不舍。杨璧卿说,一到下雨的时候,焦书记就会站在窗前往外看,问他看啥呢,他说,不知道兰考那边下雨了没,有些群众的房子不好,不知道有没有漏雨的。

  就在焦裕禄被送到北京会诊前,杨璧卿曾建议他在北京多住一些日子。可在北京只待了3天,焦裕禄就回到了郑州。焦裕禄后来解释,北京离家太远,还是郑州到兰考比较近,县里来人找他方便。

  顽强斗争,枕下一直珍藏两本书

  樊镜珍记得,从北京回来后,焦书记更虚弱了。白天黑夜,他都只能半坐着。因为淋巴结到处转移的结节,只要碰了就疼得要命。

  来探视的家乡人常常给樊镜珍讲焦裕禄在兰考的事。樊镜珍这才知道,焦裕禄在兰考工作的475天里,走遍了兰考1800平方公里土地;他带领兰考人民同涝、沙、碱斗争,却顾不上自己的身体。

  随着病情加重,焦裕禄身上的疼痛也越来越重,人瘦成了皮包骨头。他常常疼得浑身冒汗,汗水浸湿了衣服。他使劲咬着牙,牙都咬得快出血了。看着他疼痛的样子,杨璧卿说,焦书记,你喊出来吧,可是他也不喊。

  进入1964年5月中旬,焦裕禄开始持续昏迷。5月14日,他永远闭上了眼睛,终年42岁。

  樊镜珍回忆,焦裕禄去世后,病房里一片痛哭声,作为焦裕禄的护士,她忍着悲痛,为焦裕禄擦洗了身子、换了衣服。“焦书记已经瘦得不成形,身上到处是癌症转移点,他的最后时刻,该忍受了多大的痛苦啊!”樊镜珍说。

  从当年3月23日焦裕禄被兰考县委“强制”入院到离世,只有53天时间。

  焦裕禄去世后,樊镜珍整理物品时,在他的枕下发现两本书:一本是《毛泽东选集》,一本是《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精神财富,激励后人踏实前行

  杨璧卿是民盟成员,她说,“像焦裕禄这样的共产党员,我打心眼里敬佩。”如今已经退休15年的她,仍返聘在郑大一附院急救中心,一周工作六天;郭蓬芝也是在80岁时才离开工作岗位;80岁的樊镜珍是河南胃镜操作的开拓者,1991年退休后,仍坚持到各个地市去授课,培训基层医生。

  “虽然已经50年了,但每次说起来焦书记的事情,我都会忍不住掉泪。”杨璧卿说,焦书记那样平易近人,艰苦朴素,他时刻惦记兰考人民的那份感情在她心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郑大一附院急诊中心总护士长王秀玲说,这些老专家是医院的宝,他们经常聚到一起,为医院的年轻人讲述焦裕禄的最后时刻。

  全省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开展以来,郑大一附院结合焦裕禄生前在该院住院的情况,精心拍摄了纪录片《焦裕禄最后的53天——追忆焦裕禄在郑大一附院治疗的日子》,通过当年医护人员的珍贵回忆,再现了焦裕禄同志病情加重后转到该院接受治疗时的感人细节。医院以此为教材,组织全院党员干部观看学习,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焦裕禄同志任何时候都心系群众,敢于和困难、同疾病作斗争的精神,处处以身作则、不搞特殊化的道德情操,永远是全院医护人员学习的榜样。”郑大一附院党委书记张水军说,焦裕禄精神就像一盏明灯,激励后人踏实前行。

发布时间:2014年05月14日 09:17 来源:河南日报 编辑:焦健 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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