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问问“ 群众能这样吗”

　　1957年2月，时任国家副主席朱德到昆明视察工作。云南省委检查接待工作，发现他每天吃的都是马豆荚、苦棘花、青蚕豆等素菜，伙食费用大大低于规定标准。为保证营养，厨房第二天专门加了一个菜——燕窝煮鸽蛋。朱德见后眉头直皱：“我们每天吃得很不错了嘛，群众能这样吗？”

　　一粥一饭的俭与奢，映照的是为政者的公与私。朱德之问，让那些遗忘群众、脱离群众的贪腐干部汗颜蒙羞：职务越提越高，与群众的距离越来越远；党龄越来越长，与群众的感情越来越淡。觥筹交错之时，何曾想到还有多少群众没有解决温饱？一掷千金之举，何曾想到还有多少百姓仍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大兴土木之际，何曾想到还有多少校舍在风雨中飘摇？

　　多问问“群众能这样吗”，才会慎独慎初慎微，懂得自珍、学会自律、善于自省、勤于自修，不以“外人不知”宽恕自己，不以“法不责众”原谅自己，不以“下不为例”开脱自己。一些党员干部甚至高级领导干部之所以走上违法乱纪的不归路，就是因为丧失了群众立场，找偏了参照系，总认为吃点喝点不算什么，贪点占点没有大碍，追求职权之外的“特殊权力”，贪图标准之上的“特殊待遇”。

　　多问问“群众能这样吗”，才能更好地体察群众的冷暖疾苦，为民多办实事好事。1959年1月，周恩来到广东从化县温泉大队视察，当得知社员们洗不上温泉时很生气：“修干部疗养院有钱，给当地群众建浴池就经费有困难？”3年后，获悉一座150平米、可容纳50人的温泉浴室建成，总理满意地笑了。

　　联系群众鱼得水，脱离群众树断根。革命战争年代，脱离群众意味着失败；和平建设时期，脱离群众则面临亡党亡国的危险。苏共之所以垮台，就是因为党员干部“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出现了一批“脱离群众、站在群众头上的特权者”。

　　党员干部要想“一呼百应”，就得对群众“有求必应”，把群众的小事当作天大的事，多问问“群众能这样吗”，多想想党员该做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