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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国梦提供价值支撑——访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副院长吴向东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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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八大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后,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论述,提出明确要求,全党全国人民掀起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高潮。为了推动核心价值观的宣传和研究,回答干部群众感到困惑的一些问题,我们专门采访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首席专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吴向东。

  记者:中国梦和核心价值观可以说是当代中国的两个热词,甚至也是倍受国际社会关注的两个词。您认为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是什么关系?

  吴向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国梦已经成为我们当下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两个重大概念,为人们所广泛关注,它们之间的确存在着紧密的内在联系。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梦的核心内容。梦想,本身就是一种价值理想、价值目标。中国梦实际上就是中国人民的共同价值理想和价值目标。中国梦的基本内涵就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就是要使每个人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这实际也就是要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构建“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现代社会,塑造“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现代公民。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梦的价值内核,中国梦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必然追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实现中国梦的价值支撑。第一,实现中国梦,需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命之魂。历史和现实雄辩地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方向,是实现中国梦的必由之路。在一定意义上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展开的实践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建构的思想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实现的制度安排。实现中国梦,必须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而这“三个自信”说到底就是核心价值观的自信。第二,实现中国梦,需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凝聚中国力量。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发挥每一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力,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毛泽东早就指出:没有几万万人民的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要想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空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要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更加需要中华儿女的团结和谐、同心协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真理力量和道义力量,能够形成一种强大的向心力,引领整合多样化社会思潮,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正因为核心价值

  观与中国梦之间的这种内在关系,所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有机融合的,二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

  记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出后,思想理论界高度认同,但也对三个层次的划分还有不同的认识。您怎么看?

  吴向东:的确,理论界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4个字、三个层次的划分还存在着一些不同意见。这表明理论界对核心价值观这一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着严肃认真的思考,会有助于深化对核心价值观的宣传与研究。

  第一,现有的表述反映了当前社会各方共同价值诉求的最大公约数。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第一次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战略任务。此后,理论界在研究过程中,建议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进一步的提炼、概括,提出简明扼要、便于传播和践行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持续展开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大讨论,形成了多种多样的表述。经过反复征求意见,综合各方面认识,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提出了“三个倡导”的核心价值观。由此可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并不是心血来潮之作,而是经过充分讨论和酝酿,是当前社会各方共同价值诉求的最大公约数。

  第二,核心价值观应该包括国家、社会和个人三个层面的统一。价值观总是与一定的主体相联系。在一个现代国家内部,主体包括国家、社会和公民个人。国家是从社会中产生并居于社会之上的力量;社会是由公民个人组成的,“是表示这些个人彼此发生的那些联系和关系的总和”;公民个人具有独立的主体性,有着不同的利益要求。三者既相对独立,又相互关联。核心价值观,作为根本的价值目标和取向,无疑要把涉及国家、社会、公民的价值要求融为一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4个字中,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要求,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要求,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层面的价值要求。这个概括,实际上回答了我们要建设什么样的国家、建设什么样的社会、培育什么样的公民的重大问题。

  第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表述是开放的。任何社会的核心价值观,都是在长期的实践发展与理论总结的反复转换、相互推动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事实上,中国传统社会核心价值观的确立,经过了从春秋末年到西汉时期四百年左右的历史,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自由、平等、人权”等核心价值观的确立,经过了从14世纪文艺复兴,经过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到18、19世纪真正成为资本主义国家宪法和制度的内在精神,也有近四五百年的历史。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不断推进,我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识也会不断深化。

  记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定是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价值观。有人认为,富强、文明、和谐、公正等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等,是现代社会的普遍价值,它们似乎并没有清晰地体现出社会主义性质。您认同这种观点吗?

  吴向东:当然不认同。毫无疑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不排斥或者否定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也不排斥现代社会的普遍价值。恰恰相反,它本身就是对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吸收借鉴的基础上形成的,离开了这种吸收借鉴,社会主义价值观就失去了丰富的历史内涵,就成为游离于人类文明大道之外的东西。但是,吸收借鉴不等于照搬照抄。尽管用词一样,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每一个价值理念都具有自己的独特内涵,都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性质,其社会主义性质就体现在这些价值的独特内涵,以及它们所蕴涵的价值基础、价值立场之中。

  比如,尽管每个国家都追求富强,但我们所说的富强不是国强民穷或者民富国弱,不是少数人剥削多数人而富裕,也不是不可持续的富裕,而是意味着国家强大,人民幸福,意味着共同富裕,意味着可持续发展。我们所说的和谐,与传统社会那种等级森严、差异一体式的和谐不同,它强调的多元主体以及各种关系在实践中各安其位、各尽所能、各得其所,在更高层面上达到和平、融洽、协调、有序的状态。它是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自身关系的真正和谐。我们所说的公正,不仅强调社会成员的政治权利、社会身份上的平等,而且强调经济领域中的平等,通过消除资本主义的形式平等带来的实质不平等,最终实现社会成员的共同富裕、全面发展,其实质是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所蕴含的价值基础是集体主义。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平等、人权等核心价值观,如马克思所说,“都没有超出利己的人,没有超出作为市民社会成员的人,即没有超出封闭于自身、封闭于自己的私人利益和自己的私人任意行为、脱离共同体的个体。”也就是说它们的价值基础是个人主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无论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还是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都是基于个人与社会的辩证统一,强调它们互为前提、互相促进、和谐共生。马克思恩格斯早就指出:“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进言之,只有在集体主义基础之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基本价值及其之间的关联才能得到有效支持和阐释。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马克思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作为纯粹观念,自由和平等是交换价值过程的各种要素的一种理想化的表现”。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的自由和平等等这些价值,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观念反映,说到底反映的是资本的逻辑和权利,表达的是资产阶级的利益,因而对人民群众来说,具有虚幻性。社会主义的自由、平等、民主、法治,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观念反映,表达的是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我们所说的自由,是人民的自由,是每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平等,是人民的实质平等;民主,是人民当家作主;法治,是人民的法律来实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法治。

  记者: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方面。您如何看待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的关系?

  吴向东:所谓国家治理体系,就是国家制度体系,治理能力就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事务的能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实质就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因此,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的关系问题,本质上就是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关系问题。

  首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建设提供了价值理念和价值支撑。核心价值观是制度的灵魂,一种制度体系就是围绕某种价值观实现的制度安排。价值观上的变革会推动人们去改变他们的社会安排和体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三个层次的内容,分别提供了国家治理层面、社会治理层面和个人治理层面的价值取向,规范了治理目标,引领着制度的变革和创新,为国家治理体系及其现代化起着定向导航的作用。比如,公正,作为社会治理的价值取向之一,一方面,必然要求社会治理体系去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努力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形成公平正义的社会制度,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另一方面,它作为一种价值评价标准,可以用来对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过程与程度进行评判和规范,以对治理体系不断进行调整,使之不断走向程序化、规范化。

  其次,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提供了最可靠的路径依赖。人总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制度中,是一种制度里的公民。当价值观转化为现实的制度安排,它必然会真正成为社会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并通过制度的稳定性和强制性,使制度内含的这种核心价值观转化为人们的自觉的价值意识和行为方式,从而真正为人们所认同和践行。因此,我们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社会主义制度体系进行深层融合,转化为现实的国家治理体系。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并引导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各项具体制度建设,融入社会主义制度、政策和规章体系的方方面面,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本质要求在各种具体的制度安排中得到更加充分的体现。这样,核心价值观的影响就会真正像空气一样无所不在,无时不有。

  记者: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中汲取丰富营养,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同时,他还特别强调,培育核心价值观,要弘扬中华传统优秀美德。那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国传统文化是什么关系?为什么要特别重视弘扬传统美德?

  吴向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价值观具有时代性,也具有民族性。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如毛泽东所说,“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沃土,传承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正因为如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离不开传统文化的涵养与弘扬。

  培育核心价值观,特别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美德。这是因为公民的价值规范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三个层次中无疑具有基础性作用,而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文化精髓,蕴含着丰富的思想道德资源。比如,“自强不息”、“天下为公”、“君子喻于义”、“言必信,行必果”、“仁者爱人”、“与人为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出入相友,守望相助”、“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等。这些传统美德,有其鲜明的民族特色,有其永不褪色的时代价值,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公民个人的价值规范“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培育和践行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和丰厚滋养。

  同时,我们也要明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华传统文化有精华,也有糟粕。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中华传统文化就整体性质而言,是与农业文明和宗法制的社会结构相适应的,存在着内在的矛盾与缺陷,集中反映在德性与知性、道义与功利、整体与个体之间的紧张、对抗。因此,对传统文化的“这种尊重,是给以历史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根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核心价值观也正体现了历史的这种辩证法,它不仅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也是对传统文化、中国传统价值观的超越。坚持文化保守主义,否认对传统文化进行超越,与坚持文化激进主义,否认传统文化的价值,二者分享的是同一种思维方式,犯的是同样的错误。

发布时间:2014年10月05日 08:09 来源:求是 编辑:白世康 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