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的启示

“根”与“魂”的力量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的启示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书处处闪烁着传统文化的光芒，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在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他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指出：“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这一论述把历史传承、文化传统放到与经济社会发展同等重要的位置来审视和考量国家治理体系的历史定位和目标方向，具有深远意义。

　　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感悟精神独立性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式上说：“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习近平总书记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放到国家发展战略来认识，体现了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优秀传统文化是国家精神、国家价值的积淀，也是精神基因、文化认同的根源，只有坚守和发展优秀传统文化，才能发挥自身优势，走出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崛起之路，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不断提升中国的国家影响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一个民族、一个人能不能把握自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道德价值。如果我们的人民不能坚持在我国大地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道德价值，而不加区分、盲目地成为西方道德价值的应声虫，那就真正要提出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会不会失去自己的精神独立性的问题了。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独立性，那政治、思想、文化、制度等方面的独立性就会被釜底抽薪。”德治不同于人治，德治论蕴含着丰富的政治和文化内涵，不仅指让有德的君子治理国家，而且强调典章法度合乎天地之性、天人合一、天人合德。“天地之大德”、“浩然之正气”决定了一个人、一个群体、一个民族的精神独立性。德治不仅有益于社会秩序的维护，而且也有助于心灵秩序的建构。深入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深层文化基因，对于丰富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增强中国人的文化认同和精神认同、巩固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有着积极意义。

　　优秀传统文化形成的过程也是意义生成和价值实践的过程。习近平总书记重视国家治理的道德基础，强调“坚持在我国大地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道德价值”，这对于社会转型时期将仁义礼智信的传统道德要求转化为现代国家治理资源具有深刻启示。2013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把法治建设和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他律和自律紧密结合起来，做到法治和德治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法律与道德的相互作用构成了人类社会治理的历史。法治与道德实践的共同指向是幸福和至善。没有道德元素的注入，法律的稳定、公开、理性和可预期性，都是脆弱的。治国理政既要追求规则之治，又要追求良善之治。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实质上也是承接优秀传统文化、建构现代政治文明的自觉，唯有如此，才能保持使中国的国家治理实践成为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复周礼，以德兴邦”，是中国古代国家治理者的道德理想。周汝昌说：“中国数千年来，立国根本，在于道德。凡国家政治，家庭伦纪，社会风俗，无一非先圣学说发皇流衍。是以国有治乱，运有隆替，惟此孔子之道，亘古常新，与天无极。”无论是全面深化改革还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都要不断夯实民主法治道德文化根基，着力打造德性政治，深化道德治理。在对中国法制传统中的“德主刑附”、重礼轻法等问题进行反思和批判的同时，强调法治对社会生活中的主导作用，注重道德伦理建设，让道德进步与法治文明同步。

　　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治国理政智慧

　　治国理政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重要命题。中国历代都讲治理，传统治道是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摸索出来的治理经验、智慧和技术。仅以先秦时期为例，儒家强调王道、仁政、德治、民本；道家主张道法自然，无为而治；法家强调以法治国、法布于众、法不阿贵、定分止争；墨家强调兼爱非攻、利民循法、开源节流、有罪必刑，等等。这些都是法治文明的中国基因，是法治中国的思想资源。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植根中国的文化土壤，从传统文化中获取治乱兴衰之鉴、兴利除弊之道，形成具有深厚文化底蕴、超越西方模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习近平总书记重视对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价值的阐发，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建设法治中国的思想资源。他借用老子“治大国若烹小鲜”强调认真把握治国理政规律的重要性，体现了大国政治家的科学态度、严密方法、谨慎作风。治理中国这样的大国，既要有战略眼光、系统思维，又要有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危机感，不能懈怠马虎，不能零敲碎打，不能来回折腾“翻烧饼”，必须在重大问题上慎之又慎，在重大决策上反复论证，在重大改革上把握火候，力求看得准、行得通、效果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

　　习近平总书记善于用历史观点认识、分析问题，将对传统文化的思想价值进行阐发与推动良法善政的现实实践有机结合起来。他在论述中喜欢引用治国理政的古训，印证厉行法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必要性。如“治国者，圆不失规，方不失矩，本不失末，为政不失其道，万事可成，其功可保”，“法与时变，礼与俗化”，“立治有体，施治有序”等。传统文化构成了习近平总书记法治思想的重要来源。法治是人类共同的追求，不是西方文化的专属品。法治是一个历史概念，也是一个社会概念、实践概念。法治传统的生成与演进过程中蕴含着对秩序、安全、利益等社会目标的追求。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社会条件、文化背景下，法治发展、法治运作等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一味照搬照抄西方的法治模式，就难免会造成“南橘北枳”。法治在中国同样具有一定的历史文化基础，要深入挖掘中国的法治内生因素，不能简单地用“人治”、“专制”对中国传统法治文化加以抽象概括和排斥，将中华法治文明作为一个历时性系统来认识，努力转化成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本土资源。尤其要在对传统文化批判吸收中提高法治意识、法治素养。夏勇说：“通观我国法治文化脉络，其思想昌达，足为珍产，其政治厄运，诚为殷鉴。”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关键在于提高以宪法法律为准则治理国家的水平，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正确处理传统文化与现代法治的关系。文化是制度之母，治国理政既要解决现实问题，又要重视文化建构。钱穆先生说过：“一切问题，由文化问题产生。一切问题，由文化问题解决。”在从人治走向法治、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历史进程中，要把握法治中国的历史脉络、发展目标、价值取向，积极构建法治文化，培育法治信仰，弘扬核心价值，实现法治与德治、维权与维稳、合法行政与合理行政的有机统一，推动法治国家、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一体推进。

　　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激发全面改革勇气

　　中国古代不乏变法图强的政治家，他们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改革勇气推动改革。改革是革除陈规陋习、解决现实问题、突破发展瓶颈的理性选择，也是传统文化中改革智慧的激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改革的方法论大多来自中国传统思想资源。他在论述中，引用“不日新者必日退”、“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强调改革的必要性，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会产生，改革由倒逼而产生，只有全面深化改革才能顺应变革大势，防止思想僵化、固步自封；引用“天下事有难易乎？为之，则难者亦易矣；不为，则易者亦难矣。”、“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强调改革是一场攻坚战，要以“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勇气攻坚克难，以壮士断腕的决心革故鼎新；引用 “审度时宜，虑定而动，天下无不可为之事”、“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强调改革要善于谋划、顶层设计，体现改革的前瞻性、系统性和关联性。习近平总书记还引用张之洞的话来描述形成改革共识之难，“旧者因噎而食废，新者歧多而羊亡；旧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不知通则无应敌制变之术，不知本则有非薄名教之心。”改革要善于寻求最大公约数、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统筹兼顾各方利益，防止改革在众声喧哗中半途而废。

　　从优秀传统文化中 获得民族复兴力量

　　优秀传统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和刚毅品格，蕴含着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愿景和共识，充溢着一个民族的生命力、一个国家的凝聚力。习近平总书记在布鲁日欧洲学院演讲时说：“我们的先人早就提出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思想，强调要‘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前行，就如同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习近平总书记将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与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联系在一起，从中获取抓住机遇、迎接挑战的强大精神动力。2012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广东考察工作时指出：我们决不可抛弃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恰恰相反，我们要很好传承和弘扬，因为这是我们民族的“根”和“魂”，丢了这个“根”和“魂”，就没有根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离不开中华文化的发展繁荣。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的血脉，也是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是我们民族的“根”和“魂”。2014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同北大师生座谈时，讲到国有四维，礼义廉耻，“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以此申明，坚守什么样的核心价值观，实际上是对建设什么样的国家、建设什么样的社会、培育什么样的公民的重大问题的回答。回答这些重大问题不能坐而论道，而是要一心躬行。我们在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夯实强国富民的物质基础的同时，要致力于文化强国建设，提升中国文化的影响力和竞争力，不断巩固壮大强国之根、兴国之魂。

　　没有文化积累的发展，是缺乏根基的发展，也会因为盲目效仿而丧失主体性。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因素非但不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相排斥，反而可以转化成为现代转型的推动力量。在现代化进程中，立足基本国情，发挥传统文化优势，可以防止现代化的负面作用，走出“现代化陷阱”。民主、法治、自由、人权等是人类社会共同的文明成果，并不是西方国家的专属，在中国语境中有着更加丰富的内涵。

　　汤一介先生说：“我们可以设想，中国的儒家思想是不是可以在接受自由、民主等现代性的核心价值的情况下，创造出不同于西方已走过的道路，并为此补充某些新的内容，从而可以对消除现代性所带来的弊端起积极作用呢？”

　　汤一介的设想其实已经付诸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践。中国传统文化主张把责任、义务融入权利观，把个人权利建立在合作、秩序之上，反对以力服人的“霸道”，倡导以德服人的王道，这些富有中国特色的治理观念对于全球治理都具有积极意义。中国传统文化既具有包容性，又保持着主体性，在人类文明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对于提升中国话语权、拓展中国文化的包容性、增强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具有重要意义。我们要积极吸纳各种思想资源，调和东西方文化冲突，在坚持文明共存的基础上，将中国精神、中国智慧、中国话语辐射到全世界，扩大中国传统文化的世界影响力，从根本上防止西方所谓普世价值的渗透，以文化自信推动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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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简介

　　本书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外文局编辑，近日由外文出版社以中、英、法、俄、阿、西、葡、德、日等多语种出版发行。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在治国理政新的实践中，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提出了许多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深刻回答了新的时代条件下党和国家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集中展示了中央领导集体的治国理念和执政方略。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书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12年11月15日至2014年6月13日这段时间内的讲话、谈话、演讲、答问、批示、贺信等79篇，分为18个专题。本书还收入习近平总书记各个时期的照片45幅，帮助读者了解他的工作和生活。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书多语种版的出版发行，对全面准确地阐释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治国理念和执政方略，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理念、发展道路、内外政策的认识和理解，回应国际社会关切，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