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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落脚点

发布时间:2014年10月23日 06:03 | 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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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管理国家”走向“国家治理”

民生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落脚点

  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是一年前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确定的,就是要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四中全会的主题是依法治国,是要通过依法治国来推动全面深化改革目标的实现。”国家行政学院教授、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秘书长汪玉凯说。

  为公权力扎笼子

  体育迷以后可能会有更多的选择权了。

  10月20日,就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召开当天,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按照这个意见,商业性和群众性体育赛事活动的审批被取消,除奥运会、亚运会、世界杯足球赛外的其他国内外各类体育赛事,各电视台可直接购买或转让转播权。

  体育赛事转播权的放宽,意味着过去不能参与转播权竞价的地方电视台,今后有机会自行购买比赛转播权,受益的则是所有体育迷。因为,他们的选择更多了。

  在此之前,要举办体育活动,就必须得到审批。体育管理部门要审批,公安、交通等部门也要审批。要通过有些审批,还需缴纳一定费用。

  最近NBA的两场季前赛就赶上了这个新规定——过去需经过国家体育总局审批,但现在,直接由比赛举办地政府自己去办。

  这只是国务院强力推进的简政放权的一个缩影。一年多来,国务院已先后取消和下放7批共632项行政审批等事项。

  毫无疑问,这正是政府治理方式的改变,是国家治理体系的一个侧面。过去的国家管理,正慢慢地向国家治理现代化靠拢。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要解决的是公权力运行的问题。”中央党校党的建设教研部主任王长江说,如何按照规律来治理国家,是当下中国面临的一个大问题。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表述,还是一个新概念。

  2013年11月15日,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闭幕3天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正式发布。在这个决定的第二条提到,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作为一个目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首次出现在党的文件中。在汪玉凯看来,这个目标的提出,具有标志性意义。这意味着,这一轮改革,是向既得利益集团开战,而此前的改革,则是向贫困开战。

  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是国家治理问题浮出水面的原因。“我们国家很多事情的处理往往依赖经验,缺少对规律的把握。”王长江说,国家搞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后不一样了,国家治理成为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

  王长江告诉记者,市场经济允许大家追求利益,那么所有人都希望维护自己的利益,还希望别人尊重自己的利益,警惕别人侵犯自己的利益。其中,最值得警惕的,就是公权力。市场希望对政府开权力清单,没有给的权力不能滥用;政府对市场则相反,要开负面清单,没有禁止的就可以做。

  审批制度就是这个矛盾中的典型。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所有需求都由计划满足,按计划执行,都必须经过审批。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需求由市场来满足,人人都在发挥能动性。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太多审批事项充斥在社会生活中,经商开店要审批,演出比赛也要审批。

  “在一些国家成立一个企业很简单,备案就好了。在我国则不行,得申报,得带着各种资料、资金,一级一级地审批。”王长江说,为什么要审批,就是因为每个环节都有“费用”。

  王长江告诉记者,在市场经济初期,一些与规律不符的东西还可以绕过去,但现在,改革都进入深水区了,再不转变就会成为国家发展的障碍。

  “国家治理,就是要通过法治把权力关进笼子。”汪玉凯说,这是“最大”也是“最难”的问题,但必须要解决。

  利益多元化要求国家治理现代化

  不可否认,当下的中国正在呈现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多元的社会结构。“整个社会在发生巨大的变化,中国要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治理是不可回避的问题。”中央党校教授蔡霞说。

  在蔡霞看来,国家治理这个问题的提出,有着强烈的紧迫性。经过多年市场经济发展,利益多元分化,社会公众要表达自己的利益要求,要保护自己的利益,要求参与国家政治生活,要求国家为市场经济健康发展、为提升社会公平程度提供更好的制度环境。而我国的市场经济是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一些方面权力的高度集中,可能导致一些资源的高度垄断。在一些地方,权力意志的行使在某种意义上甚至超过了计划经济时期,因为垄断带来了大量的利益空间。

  “这两方面是存在冲突的。”蔡霞说,市场经济本质上要求公平竞争,而权力垄断资源造成不公平竞争。一旦权钱勾结,腐败问题大量滋生,严重损害社会利益。因此,社会公众十分痛恨政治权力对市场竞争的侵入。十八大以后,党加大反腐力度,取得了巨大成绩。但另一方面,也暴露出权力失控、恣意妄为、牟取暴利的情况有多么严重。国家治理的首要内容是管住政治权力。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良好的社会经济生活秩序,让公众安居乐业。

  王长江告诉记者,新中国建立初期,政府也想管好国家,但没有掌握规律。一开始搬用了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结果,想管的管住了,但百姓没有了积极性,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实行市场经济后,人们慢慢从被管理对象转变为管理的参与者,整个国家的管理变成了共治。

  “这时就需要处理好管理者之间的关系,要有通盘的设计,这就是国家治理体系。”王长江说。

  这种多元主体参与管理的现实,体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小到广场舞由谁来组织,住宅社区由谁来管理,大到自然灾害中的抗灾救援,越来越多普通百姓都已经自觉不自觉地成为这个国家、社会生活的管理者之一。

  这意味着,整个中国社会的结构在发生着深刻变化,社会公共事务以前所未有的量级出现。

  “对政府来说,该做的事情必须做好,不该做的事情不能越界。”蔡霞告诉记者,所谓有限政府,一是指政府权力有限,二是指政府能力有限,不可能成为万能政府。现在,大量的公共事务需要政府与社会合作来完成。

  今年4月,蔡霞曾到内蒙古阿拉善盟去考察,看到了公益组织自发对沙漠治理的努力与探索。在蔡霞看来,这是社会公共事务大量出现的表现,而这些社会公共事务需要政府放开足够的空间,让公众参与其中。

  国家治理的基础更多在于权利,而不是权力。“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并不意味着具备了现代国家制度的运行机制,现代国家制度的建立是一个非常艰难的政治文明进步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经历过‘文革’,也经历了从法制到法治的转变。”蔡霞说。

  如何设计国家治理体系

  在汪玉凯看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并非虚无缥缈的口号,其关键标准有三:让社会创新的源泉涌动,让改革的成果全民分享,让社会管理能力得到释放。照此衡量,汪玉凯觉得,我们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还存在很多问题。

  蔡霞认为,现在对国家治理的理解还不是很一致。国家治理与通常所说的“治国理政”并不是同一个意思,治国理政的主体是权力的掌控者,而国家治理的主体则是多元的,有国家权力,也有社会主体。

  公权力与社会之间需要边界,多元利益主体之间同样也需要边界。

  “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需要通过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来实现,而不可能单靠自上而下地推动。”蔡霞说,要实现这一点,整个国家需要建立一些基础性的制度。

  比如,百姓税负合理性问题,首先需要摸清每个人的真实收入,那需要健全统计制度。“一些高收入者通过各种方式将收入藏在成本中逃过征税,大量拿固定工资的普通人却必须面对征税。”蔡霞说。

  类似的基础性制度还包括房产交易制度、人口流动信息等多方面内容,背后涉及很多人的利益。要建立这样的制度,一定会面临很多博弈,有权力与权利的博弈,有地方利益与全局利益的博弈。规范各种利益、协调利益关系将会是一个艰难而漫长的民主法治建设过程。但只有经过这样的过程,治理能力才能逐步提高。

  “理想地看,国家治理体系应该有一个顶层设计,这种设计是超脱所有部门之上的。”王长江说,但现在的设计往往是要改革谁就把谁吸收进来。

  王长江一直在想,能否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上进行相对独立的划定,目前在监督权上做的文章比较大,但决策权和执行权之间还不够清晰,“我们的体制是有这个平台的,关键是怎么用好”。

  除了依法治国、依法行政、依法执政外,汪玉凯还特意提到要加快经济转型,从微观到宏观构建公平竞争的环境。“这些都是要让百姓得到实惠,而不是让小部分人垄断利益。民生就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最终落脚点。”汪玉凯说。

责任编辑:石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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