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治本之策提高司法公信力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下称《决定》），抓住长期存在的影响司法公正的体制性障碍，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基础上，提出了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举措，着重解决司法公信力不足这一难题，确保司法机关依法行使职权，以司法公正促进司法公信力的提高，以司法公信促进司法化解矛盾纠纷能力的提高。《决定》的有关司法体制改革的部署是促进司法公正和提高司法公信力的重大体制、机制创新，必将对促进司法公正和提高司法公信力发挥长期的指导作用，从而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奠定坚实的司法基础。

　　司法公信力是能够引起社会公众普遍服从，同时又能够引起公众普遍尊重的公共力量，它表现为司法权所具有的赢得社会公众信任和信赖的能力，是社会公众对司法主体、司法运作过程和司法裁决的尊重和认同的程度。衡量司法是否有公信力，可以从五个方面进行评价：一是司法有权威，司法在全社会的权威体系中具有与法治社会相适应的重要位置，司法在制度设计和运作实践中都具有极大的权威；二是司法官员受到社会尊重，司法职业具有较高的尊荣感，受到社会公众的信赖；三是司法判决得到尊重和执行，司法判决的执行率高；四是司法运作过程受到社会信赖，司法廉洁度高，司法腐败基本得到控制；五是司法公开程度高。司法公信力不但来源于司法廉洁，也来自于司法过程和司法判决结果的公开，这里的公开除了结果的公开，也包括司法过程，特别是司法判决形成过程最大限度的公开，为社会和当事人所知晓。

　　根据上述标准对我国司法公信力现状进行对应分析，可以发现，我国司法公信力建设仍然存在突出问题，不能满足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需要，不利于公民发自内心的服从法律和服从司法判决。具体分析，我国目前司法公信力存在以下突出的问题。

　　首先，司法权威不足，司法机关的崇高宪法地位并没有完全转化为制度实践。由于体制性、机制性因素的制约，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受到严重影响，个别领导干部违法干预司法、媒体的“舆论审判”都对司法权威形成严重的挑战。由于缺乏司法权威，造成司法判决的终局性不强，当事人长期缠访、缠诉问题突出，涉法涉诉信访总量居高不下。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杰克逊大法官曾言，“我作的判决之所以是终极性的不可推翻的，并不是因为我作的判决正确，恰恰相反，我之所以判决是正确的，是因为我的判决是不可推翻的”。司法权威是司法公信力和司法终局性的基础，权威不足带来的是司法公信力不彰和终局性不强的双重不利后果，社会纠纷久拖不决，不能及时化解。

　　其次，司法官员的职业保障不力，司法职业尊荣感较低。在目前的干部人事管理体制下，司法官员和行政机关的公务员没有差别，司法工作的特殊性无从体现，司法人员待遇低、职务晋升空间有限，同时，司法官员的职业公信力偏低，司法官员职业道德水平受到质疑。

　　再次，司法判决执行率低。根据有关统计，2012年全国法院执行案件的自动履行率下降、强制执行率上升，实际执行率为81.53%，同比提高了3.69个百分点；执行标的到位率为71.53%，同比下降4.73个百分点。上述数据表明，司法判决的强制执行率和实际执行率同升，但是自动履行率和执行标的到位率双降，执行难度继续加大，执行难问题依然未从根本上得到缓解。

　　最后，司法腐败案件发生率仍然偏高，司法公开力度仍需进一步加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目前一些司法人员司法腐败现象仍然较为突出，冤假错案时有发生，严重影响司法公信力的提高。司法公开方面则仍然存在选择性公开、部分公开、公开范围不大、司法判决说理性不强等问题。

　　卢梭曾言，“一切法律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铭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铭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们的内心里”。由于司法公信力建设方面存在一定的问题，造成公众对司法及其判决的信任和接受程度不足，有些正确的司法判决也备受公众质疑，司法化解纠纷能力受到严重制约。正是基于司法公信力建设极端重要性的深刻认识，四中全会《决定》把保证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六大任务之一，基于司法公信力不高、司法不公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司法体制不完善、司法职权配置和权力运行机制不科学、人权司法保障制度不健全的判断。四中全会《决定》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基础上对保障司法公正作出了更深入的部署。

　　四中全会《决定》围绕解决公正司法、司法公信力建设问题，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改革措施，这是今后一段时期司法体制改革的核心任务。

　　我们要坚决按照十八届四中全会的部署，扎实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及司法权力运行机制改革，促进司法权力运行的公开、透明，完善司法责任制，不断增强司法的公信力和司法决定的可接受性。只要不断地努力，不断地促进公正司法，不断地提高司法公信力，我们就能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就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