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治国的历史性跨越（二）

　　十八届四中全会确立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总目标，为了实现它，会议明确了五大原则，头一条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应该如何理解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间的关系呢？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把党的领导贯彻到依法治国全过程和各方面，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一条基本经验。

　　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乔晓阳表示：“从世界各国法治发展历程看，还没有法治成功的国家是在群龙无首、一盘散沙的状态下实现的。在我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多民族的国家没有坚强有力的政治领导，没有坚强有力的集中统一部署，是绝对不行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离不开党的领导。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特定历史阶段的必然要求。

　　在我国的根本大法《宪法》的序言部分是这样写的：“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指引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沈春耀谈到：“党的领导是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同时也是现实的选择。中国人民从自己的生活和历程中悟出了这个道理，所以党的领导地位、党的指导思想，在我们国家宪法中都是明确规定的。”

　　《决定》指出，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法治是一致的，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可是社会上也有一些杂音，把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对立起来。

　　对此，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乔晓阳指出：“有人提出，到底是党大还是法大，这个命题本身就是不成立的，因为我国的法律都是在党的领导下制定的，法律来源于党的主张，法律是党的政策主张的定型化。党根据社会经济发展情况，提出宪法修改建议和重要法律的制定建议，经立法机关通过国家法律，全国一体遵行，这就是我们常讲的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决定》中提出，党领导人民制定和实施宪法法律，把党坚持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统一起来，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比如，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人民群众自发探索出了联产承包责任制，既符合民意，又得到党的认可，可是这与当时宪法中关于人民公社的规定是冲突的。

　　中央党校党建部教授高新民说：“在这个情况下搞改革等于是对宪法的冲击，这也说明原来制定的宪法有需要与时俱进改进的地方，在这个背景下修订宪法的时候就把对人民公社的这种规定去掉了，这就把党的意志转变为国家法律，但这个党的意志不是凭空产生的，党代表了人民的利益。”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更要求加强和改善党对法治工作的领导。具体来说，《决定》中提出，依法执政，既要求党依据宪法法律治国理政，也要求党依据党内法规管党治党。必须坚持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

　　中央党校政法部主任张恒山表示：“依法治国，党的领导，它起着保障作用。既在立法中领导重要问题的把关，又在执法司法中起着保障支持作用，同时更重要的，党带头守法，各级领导干部不得超越《宪法》和法律去履行职责。”

　　“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这句话在今天依然有借鉴意义。不依靠法治，即使有再好的愿望，政治文明也难实现;而没有坚强有力的领导，依法治国也不会自动形成。党的领导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确保了正确的方向、提供了有力的保证，而这正是这件大事能否办好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