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晰公权边界才能实现法治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必须以规范和约束公权力为重点，加大监督力度，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必追究，坚决纠正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行为。这是四中全会的一大亮点，明确了依法治权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体部署中的地位。依法治权，首先是要做到明晰公权力边界，才能使公权力在规定的范围内运转，不超出规定的界限。

　　权力是法律规定的，这为明晰公权边界奠定了基础。权为民所赋。根据马克思主义权力观，领导干部手中的权力来自于人民通过法定方式的赋予，因而必须有法定边界，不可逾越。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强调，“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即是要求用国家法律设计划定公权力的运行范围，形成明确的权力清单和边界。

　　在权力配置的意义上，公权力可以大致分为立法权、行政执法权和司法权。依据法律规定，每一种权力都有特定的行使范围。一种权力不能越界到其他权力领域，更不能越界到社会自治领域。这是现代政治文明的基本要求之一，也是权力有效运行的重要条件之一。需要明确的是，这种权力的划分和边界的划定，是根据权力的不同分工作出的，与西方的所谓“三权分立”有着本质的不同。在我国，立法、执法、司法等国家机关虽然分工不同、职责不同，但目标是完全一致的，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各自职权范围内独立负责地进行工作。

　　四中全会根据我国的权力运行现状，针对不同权力的边界问题作了明确规定：在立法权方面，要明确立法权力边界，从体制机制和工作程序上有效防止部门利益和地方保护主义法律化；在行政执法权方面，行政机关不得法外设定权力，没有法律法规依据不得作出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或者增加其义务的决定，同时推行政府权力清单制度，坚决消除权力设租寻租空间；在司法权方面，完善司法体制，推动实行审判权和执行权相分离的体制改革试点，同时改革司法机关人财物管理体制，探索实行法院、检察院司法行政事务管理权和审判权、检察权相分离。

　　从本质上看，四中全会在明晰公权边界方面，主要是处理了两对关系。一方面，处理了权力与权利的关系。根据法治的理论，公权力存在的目的是为了维护人民权益，使公民合法权利有效地享有和行使。明晰公权力的界限，是保障公民合法权利的基本前提。从世界各国的法治经验看，哪个国家的公权力越明晰越公开，哪个国家公民权利保障就越充分。因此，就我国当前而言，权力不介入社会自治领域，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健全以公平为核心原则的产权保护制度，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支持各类社会主体自我约束、自我管理，就显得尤为重要。

　　另一方面，处理了不同权力之间的关系。立法权、行政执法权、司法权的理想状态是各司其职，根据不同的权力指向在各自领域发挥独特的作用。但是，理想状态在现实中很难做到，尤其是正处于国家治理现代转型的中国，更难做到。就我国当前而言，不同权力之间藩篱式的复杂关系，已经影响了权力的有效运转，例如行政部门利益和地方保护主义影响立法，审判权和执行权不相分离，司法行政事务管理权和审判权、检察权相互交错，等等。因此，明晰不同权力之间的边界，让立法的归立法，让行政执法的归行政执法，让司法的归司法，也十分重要。

　　明晰公权边界，关键是要管住人。从权力属性上看，公权力是中性的，非人格化的，其本身并没有价值立场。但是，人都是主观的，有自己的价值判断和利益立场。由于人性的弱点，公权力的行使主体使得权力运行很容易偏离公益取向，超越法定的边界。著名思想家孟德斯鸠就曾告诫：“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因此，各级领导干部要对法律怀有敬畏之心，牢记法律红线不可逾越、法律底线不可触碰，带头遵守法律，带头依法办事，让公权力在法定边界内真正良性运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