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思维的一个关节点

　　中国共产党十八大报告和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决定》中，都明确提出了要求领导干部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的任务。这里所说的“法治思维”，其主要内容是对法治体系内在各种因素及其相互关系的系统阐述，由此形成关于法治的思想体系，以指导法治行为。就现代社会的法治体系来说，社会与国家的关系问题，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而其具体表现形式则是权利与权力的关系问题。就现代法治的实质而言，依法治国的根本问题是以社会来制约国家。所以，正确认识和处理权利与权力的关系问题，是法治思维的一个关节点。

　　在通常的意义上说，权利（Right）是一种法律概念，它表示的是一种法律关系，即由法律公正认可和保护的某种利益。同时，作为政治哲学概念的权利（Rights），是表示由某种制度安排而得到的保护和尊重、提供给个人的受到法律保障的某种利益、反映个人价值的合理正当要求等等。从权利的法理起源上说，权利是一种自然概念，或者说是自然法的概念。在自然法看来，所谓权利，是自然人个人所生而固有的权利，包括个人固有的生存权、自由权、财产权等神圣不可侵犯的自然权利。这种自然权利，也可以说是国际法中所公认的基本人权；在目前我国的一般文献中所说的权利，其实质内容就是宪法文本中明确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

　　目前世界上的大多数民主国家中，在宪法或者国家的基本法中，对“公民基本权利”，都有不同程度的规定。在我国的现行宪法（2004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第二章的第33－51条中，对我国公民的基本权利做了明确、具体的规定，这其中包括公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是政治权利，其余的主要内容是基本人权，诸如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宗教信仰自由，人身自由，人格权，居住权，通讯自由，劳动权，受教育权，科学研究自由，婚姻自由，休息权，等等。在我国，上述的这些公民权利，可以称之为公民的“宪法权利”，是明确受宪法和法律保护的公民个人的自由和权利。

　　当前，关于公民的基本权利，大体上就是一般人权所包含的内容。这些内容，在国际人权文献中，主要的如在《世界人权宣言》和后来的一些国际公约中，也越来越充分地得到了反映。目前，我国政府已经签署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1966年12月16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1966年12月16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在这两个国际公约中列举了一系列的公民基本权利，这其中的大部分内容，与我国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是一致的，在原则上我们也应该承认，并予以遵守。

　　当然，这里所说的作为公民基本权利的“权利”，大多数会反映在宪法和法律的规定之中；但是，这其中，除了作为政治权利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之外，公民的各种自由和权利，并不全部是由宪法或者法律所赋予的，而是自然人与生俱来的；同时，基本人权所包含的一些自由和权利，也不能因为宪法和法律没有规定而是非法的；当然，更不是国家权力所能随意剥夺的。从权利与权力的发生逻辑上说，权利与权力相比，是权利先于权力，并且权利是更根本的，甚至可以说是本源的东西。也就是说，是国家权力产生于社会的权利，而不是相反。这就是权利与权力关系的实质内容。

　　人类对权力与权利及其二者关系的意识，是有一个形成和发展过程的。现在看来，在人类的原始野蛮时代，还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权力与权利概念，当然，在原始野蛮时代的群体生活中，权力意识和权利意识是会有的，比如族长的权力，家长的权力等等。但是，人们对权力与权利这两个概念的认识，比较粗糙，还没有权力与权利之间的概念区别意识。明确提出权力与权利概念及其二者关系的问题，这主要是从人类的文明时代开始的。当然，在封建专制主义时代和集权体制下，人们的权力与权利意识，还是片面的，甚至是单向的概念。只是到了民主法治时代，才具有了现代意义上权力与权利的概念，并且对权力与权利这两个概念有了比较清楚的界限。权力意识与权利意识的成熟，这是人类进入到以民主法治为基础的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

　　从民主法治文明时代的发展来看，权力与权利及其二者关系的实质，基本的认识状况是，权利是自然原生的，比如基本人权的一些内容，是人与生俱来的东西，当然，有一些是由法律规定的，比如公民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有一些是由法律确认、并且由法律保护的；与权利不同，在民主法治的政治体制下，对于大多数的权力机关及其当权者来说，权力则是派生的，并且从根本上说，国家权力的产生和消失，都取决于社会权利，或者是由公民的权利赋予（选举产生权力机关及其当权者），或者是受公民权利限定，或者是对权利负有法定保护责任，如此等等。这就是当代社会权利与权力的基本关系，也就是我们一再强调的法治思维的实质内容。

　　作为一种公共权力，比如说国家权力、政治权力等，不是自然的，而是由一定的法律所赋予的，当然也可以通过一定的法律程序予以剥夺。那么，公共权力的这种诞生、灭亡，是由什么决定的呢？归根到底，这是由社会的公民权利依法决定的。比如说，不管是国家的行政权力，还是其他政治权力，都不是这些权力机关本身所自然具有的，都必须由相应的权力主体通过相应的法律程序授予，这些权力的行使范围也有相应的明确法律规定，并且这一切都要由一定的法律文献明确肯定下来。这就是所谓的权力来源及其运行的合法性问题。

　　就当代的民主政治社会来说，公共权力的来源问题，或者说，公共权力的合法性问题，主要是通过合法的民主选举来解决的；同时，公共权力并不是权力机关自然存在的，也不是永远存在的，当权者的职务可以由相应的权力机关罢免。这些情况，在2004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是可以看得很清楚的。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

　　“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

　　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组成人员——全国人大代表，是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特别行政区和军队选举产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同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权罢免上述人员的职务，如此等等。

　　上述关于权力来源及其运行合法性的宪法规定说明，公共权力是被授予的、并且可以被收回的。这就是说，政治生活中的权力，是有条件的、相对的、暂时的。比如，权力机关及其当权者行使权力，是有具体对象的，很显然，接受权力行使必然会受各种因素的限制；行使权力的主体，一般是以某个权力机构的代表的面目出现的，并且，某种权力是明确赋予某个职位的，而不是任意的个人，很显然，如果这个人失去了某种职位，他的权力也就失去了。任何权力机关、任何个人，都没有永远的权力，也没有绝对的权力。

　　在当代我国社会中，随着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的日益完善，以权利与权力的关系为重要内容的法治思维，也会越来越健全。人们将更加深刻地感到，社会的公民权利对国家的公共权力，正在发挥强有力的制约作用。在整个社会中，任何一种行政权力或者政治权力的运行，都要受到社会权利的监督；行政权力或者政治权力的生死存亡，归根到底取决于社会权利的选择。这是制服各种政治腐败的有效机制，也是社会稳定发展的可靠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