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教训》
威尔·杜兰特 阿里尔·杜兰特著
倪玉平、张闶译，冯克利、晏绍祥审校
中国方正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5年1月
ISBN 978-7-220-09310-4
《历史的教训》是一本什么书？
2015年伊始，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推介了“新年第一书”——《历史的教训》。本书是美国著名学者、终身哲学教授、普利策奖（1968年）和自由勋章（1977年）获得者威尔·杜兰特及其夫人阿里尔·杜兰特的代表作。
杜兰特不但是史家，也是文体大家，有着下笔“常可与诗媲美”的美誉。在撰写《历史的教训》之前，杜兰特夫妇花了50年时间写作《世界文明史》，内容涵盖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宗教、文化、哲学、历史、教育、艺术、音乐等诸多领域，是举世公认的传世经典。
因为《世界文明史》卷帙浩繁，为了方便一般读者阅读，杜兰特夫妇在此巨著的基础上，于1968年写作了《历史的教训》一书，浓缩了11卷《世界文明史》的精华。该书通过提纲挈领的线条，详细说明了地理条件、经济状况、种族优劣、人类本性、宗教活动、社会主义、政府、战争、道德、盛衰定律、生物进化等在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勾勒了历史与人类生活各方面的关系，并总结出历史留给人们的巨大精神遗产，体现了他们对人类历史的宏观总体思考。
例如《历史的教训》在阐述“经济与历史”的关系时写道：“在不断进步的社会中，这种集中程度可能会达到一个临界点，众多穷人数量上的力量与少数富人能力上的力量势均力敌，此时不稳定的平衡便会造成危险局势。历史对此有不同的应对方式，或者是通过立法，用和平的手段重新分配财富；或者是通过革命，用暴力的手段强行分配贫困。”
作为毕生治史的收官之作，杜兰特用高度浓缩的语言表达了自己的历史观。书中的主题皆与具体的时代或事件无关，而是逐一讨论对理解人世间种种十分重要的问题，这不是一本严格意义上的历史书，而是类似于王夫之《读通鉴论》的史论之属，是作者长期沉潜于历史之后的治学体悟。
专家解读之一
《历史的教训》一书和当下中国有何相关性？中央纪委监察部为何作为“新年第一书”向全国读者推荐？这引发了专家见仁见智的解读。
历史真谛的宏大呈现
——读《历史的教训》
倪玉平（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
人是历史的产物。汲取历史智慧，总结经验教训，指引未来道路，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一代又一代的历史学家，都在为这一目标而辛勤耕耘。《历史的教训》一书正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该书由美国著名文化史家威尔·杜兰特与其夫人阿里尔·杜兰特完成。威尔·杜兰特（1885―1981年），先后在美国圣彼得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接受教育，后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物学，并在美国著名哲学家杜威的指导下攻读哲学，1917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杜兰特笔耕不辍，成果惊人，作品有《哲学的故事》、《转变》、《哲学的乐趣》、《历史英雄》、《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想法和观念》，以及规模宏大的11卷《世界文明史》，是当时美国少有的集作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于一身的学者。
《历史的教训》是杜兰特夫妇的代表作，通过提纲挈领的线条，勾勒了历史与人类生活各方面的关系，体现了他们对人类历史的宏观总体思考。该书共有十三章，包括“犹豫”、“历史与地球”、“生物学与历史”、“种族与历史”、“性格与历史”、“道德与历史”、“宗教与历史”、“经济与历史”、“社会主义与历史”、“政府与历史”、“历史与战争”、“增长与衰退”和“真有进步吗？”全景式地展示了各种因素与历史的关系，博古通今，新见迭出，引人入胜，可以说，书中到处闪耀着历史学家睿智的思想光芒，是一本值得大家静下心来仔细品味的作品。
在分析种族与历史的关系时，该书强调“历史知识会告诉我们：文明是合作的产物，几乎所有的民族都对此有所贡献；这是我们共同的遗产和债务；受过教育的心灵，都会善待每位男女，不论他们的地位多么低下，因为每一个人，都对所属种族的文明做出过创造性的贡献。”（第41-42页）明确表现了反对种族主义的态度，这在1960年代的美国，有震耳发馈的作用。
该书在分析罗马衰落原因的时候，认为“入侵的蛮族发现罗马之所以衰落了，是因为以前为罗马军团提供兵员的，是既能吃苦又爱国的农业人口，他们是为祖国而战的勇士，如今取代他们的则是在巨大农场里无精打采的奴隶，这些农场由个别人或者少数几个人据有。”（第88页）这种分析，绕过罗马衰落的表面原因，直指根源奴隶制，充分体现了这位历史学家的远见卓识。
在分析暴力革命的时候，该书认为“暴力革命对财富所做的再分配，并不会多过对财富的损坏。对土地可以进行再分配。但是人们之间天然的不平等，很快就会产生新的占有和特权的不平等，形成的新的少数人权力，他们的本能从本质上说和过去的少数一样。唯一真正的革命，是对心灵的启蒙和个性的提升；唯一真正的解放，是个人的解放；唯一真正的革命者，是哲学家和圣人。”（第122页）明确指出了革命的局限性，即革命并不必然会带来真正的进步和解放，唯一真正的解放，是个人的解放，是思想的解放，只有作为个人的独立精神得到了解放，才意味着革命的成功。
作者并不满足于单纯分析各个因素与历史的关系，他真正的目的是，通过前面十二章的内容，思考一个更为宏大的主题——“真有进步吗？”尽管作者部分肯定了进步的存在，但其角度却和普通人并不相同。该书认为：“进步仍然是真实的，但这并不是因为我们生下来就比过去的婴儿更健康、更漂亮、更聪明，而是因为我们生来就有更丰富的文化遗产，生来便处在一个更高的平台式，知识和艺术的增加，为我们的生活提供了基础和支撑。遗产在增多，接受遗产的人也就相应地得到了提升。”（第181页）也就是说，进步不可能脱离开历史，不可能存在与历史决裂的进步，历史的借鉴作用和意义，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在书的最后，作者强调：“历史首先是这一遗产的创造和记录；进步就是遗产的不断丰富、保存、传播和利用。对我们而言，研究历史不仅仅在于对人类的愚蠢和罪恶给以警示，也是要鼓励人类铭记有价值的先人。过去不再是一个恐怖陈列室，而是变成了一座英灵的城市，一个广阔的思想国度，那儿有无数的圣哲贤明、政治家、发明家、科学家、诗人、艺术家、音乐家、有共同爱好的人以及哲学家，他们谈笑风生，有说有笑，有跳有唱，有雕有刻。”（第182页）这就在不经意间，回答了第一章“犹豫”的第一句话“在历史学家的研究接近尾声之时，他将会面临这样一个挑战：你们研究的东西究竟有什么用处？”（第1页）也就是说，作者追求的，是历史对文明的保存、记忆和薪火相传，这样的气度和境界，值得我们所有人尊重。
专家解读之二
重视从人类文明史视角考察党风廉政建设工作
——兼评《历史的教训》一书
任建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杜兰特夫妇的《历史的教训》一书虽然只是一本不到10万字的小册子，但却是他们有关人类文明史的一系列丰厚研究成果的高度浓缩和凝练。这本小册子提醒人们应当重视从广阔的历史、世界以及多学科视角看待人类社会的文明演进以及很多的具体现象，包括腐败和反腐败，非常值得人们仔细的研读并展开深入的思考。本评论将侧重于腐败和反腐败问题。
从历史、世界、多学科三个维度研究人类文明史
杜兰特夫妇研究的是人类文明史，试图要回答的是一些有关人和人类的深层次问题：什么是人性，什么是人类行为的本质，以及人类的前途究竟会如何？（第6-7页）。其研究方法具有多维性和广阔性。具体来看，主要是三个维度，即历史、世界和多学科。在每个维度上都具有相当的广阔性。
首先是历史维度。杜兰特夫妇试图从一个更为广阔的历史纵深上来探讨人类的本质问题。在他们看来，仅停留在一个很短的甚至是较长的、很长的时期内，都很难看出人类的本质。在他们的研究中，从他们的历史纵深尺度来衡量，所谓的“人类历史”（人类产生以后的历史，更准确地说是有文明记载的人类历史）“只是宇宙中的一瞬间”（第9页），“只是生物学的一个片段：人类的生命是陆地和海洋生命沧桑变化的一部分。”（第17页）可见，他们试图延展的历史纵深是何等的广阔？
其次是世界维度。浓缩成《历史的教训》小册子的是杜兰特夫妇的多部原著，其中主要是《世界文明史》。《世界文明史》共有11个分册，囊括了世界上的所有主要文明。从这些分册的名字就可见一斑，包括：东方、希腊、凯撒、基督、路易十四、伏尔泰、卢梭、拿破仑。恐怕给中国读者印象最深刻的是他们关于中国文明史上的一些重要人物和事件的讨论，例如王莽、王安石、科举制等。可见其世界横向维度的广阔性。
再其次是多学科维度。威尔·杜兰特教授主要是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当然，他也在哥伦比亚大学短暂地研究过生物学。可是，为了探究人类本质问题，他采用了惊人地广阔的多学科维度，涵盖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两大学科门类。在每个学科门类中，又分别涉及多个学科，包括哲学、人类、宗教、伦理、种族、心理、历史、经济、政治、战争，天文、地理、地质、生物等。
不论是在重要研究问题的选择和聚焦上，还是为研究重要问题所采用的广阔视角以及方法上，都值得人们学习和借鉴。正是因为杜兰特夫妇的研究选择了最为重要的问题，采用了如此广阔的视野和方法，因此，其研究所获得的一些结论：人类文明史提供给人类的教益，就具有重要的价值，至少值得人们去深思。
反腐的理想境界，即实现“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
正如书名所言，《历史的教训》一书主要的结论性贡献是关于人类文明史上的一系列教训或教益，这些教益对人类未来的文明演进来说是弥足珍贵的。鉴于本评论所讨论的重点问题是腐败与反腐败，这里仅涉及书中有关人类本质，主要是人性以及人类文明演进趋势方面的一些观点。
首先，作为人类重要本质的人性，具有双面性，对于人类社会来说具有基础性，其变化是极为缓慢的，甚至在人类迄今为止仍十分短暂的历史上，还看不出它的明显变化。本人十分认同杜兰特夫妇的这些观点。
在讲到人类社会的战争、腐败、风气不良以及种种罪恶时，尽管杜兰特夫妇提及人性中的很多缺陷，例如，贪婪、自私、好色、骄傲、欲望等（第61、137、169页等处，这里的部分人性要素被作者归于积极层面，评论者并不认同），但客观理性地看，人性具有双面性。人性中同时具有善和恶，好和坏，积极和消极两个面向。他们认为，人性是人的本能所形成的习惯以及伴随着的各种情绪的总和（第45页）。在他们所列出的人的性格元素表（第44页）中，无论是关于本能、习惯还是情绪，都从积极和消极两个维度进行了描述。人性中天然地、同时地具有这两个面向，这似乎是很矛盾的、不可能存在的情况，但这却是客观的存在。选择其一而否定另一面都是片面的、错误的。正因如此，本人一直认为，所谓东方儒家文明主张人性善和西方基督教文明主张人性恶，以及到底哪个正确的争论是毫无意义的。
尽管从理论上讲，在历史的长河中，人性一定会有所改变，但人性的变化却是极为缓慢的。就已知的历史来说，人性并未发生多大的改变（第45、167页）。这种人性的相对稳定性，应该是人性的一个基本的、深层的特点。甚至可以说，是人性改变了人类历史，而非历史改变了人性。或许人性的这种稳定性就源于人性的双面性特征。因为对立统一的东西，往往可以持久。
人性的这些特点，就决定了它是人类社会的基础。人类社会的基础并不在于人的理想、价值之类的东西（第43页）。这些观点告诉我们，必须客观、辩证、理性地看待人性。对于那些可能对人类社会有较大影响力的政界、学界和商界领袖们来说，尤其不能片面地看待人性，不应该试图通过改造人性来实现其社会变革蓝图。反对腐败，实现政治廉洁，应该说就是一个宏伟的社会改造计划，但也不应该试图通过彻底改造人性来实现。以反腐败的一个理想境界，即实现“三不”（“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来看，现实的目标应该是实现前两个“不”，即使试图实现“不想”，也主要不是通过改造人性使然。
人类文明在不断地经历着周期性的繁荣和衰退，但从人类文明史演进的历史长河来看，人类文明进步的趋势是较为肯定和明显的（第十三章）。文明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在文明的许多层面，可能都进展缓慢、甚至看不出变化，例如人性、人类幸福，但人类文明进步的总体趋势是令人乐观的。为了解释这一文明进步趋势，杜兰特夫妇还给“进步”下了一个狭义的定义，即：人类增加了对生活环境的控制（第173页）。人类之所以能在生活环境控制方面有明显的提升，其手段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世俗制度（第77页），二是科学技术（第168页）。在人类文明史上，特别是进入工业文明之后，世俗制度和科学技术都有了长足的进步。人类的世俗制度文明取得了日益丰富的成就，其中的杰出者即法律（或法治）、教育（第77页）和民主制度（第122-136页）。人类的世俗制度和科学技术进步相互结合，使人类对生活环境的控制程度即文明进步程度得以提升。
对于党风廉政建设的启示和教益
腐败现象在人类社会上已经存在了很长的历史。腐败虽然有着复杂多样的原因，但深层的原因却主要是根植于人性，更具体地说，是人性中的消极层面，特别是人性中的自私、贪婪、欲望、好色、妒忌、攀比等等。人性变化极其缓慢的特点可能就是导致腐败现象十分顽固，人类社会难以在短期内将其彻底铲除的主要原因。考察迄今为止的人类文明史，腐败、贪污、贿赂总是延绵不绝。与腐败现象关系密切的社会风气（杜兰特夫妇使用“风尚”一次，见第169页）也是时好时坏，并未显示出向好的趋势。正是从这个层面来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反腐败具有长期性、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王岐山书记强调应重视从人类文明史视角来看待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在党风廉政建设上不能犯急性病（在2014年12月26日专家座谈会上讲话的一个要点）等，是很有道理的。
然而，正像杜兰特夫妇历经广阔时空和多学科考察后，认为人类文明，特别是在工业文明以后呈现出明显进步的趋势那样，人类在反腐败上也呈现出这样的趋势。套用杜兰特夫妇给文明进步所下的定义，可以给人类的反腐败进展下一个定义，即：增加了对腐败的控制，或在对腐败的防控上取得了显著的进步。这个进步在工业文明之后，尤其肯定和显著。考察当今世界，尽管总数仍然偏少，但是的确有少数国家或地区（例如中国香港）在防控腐败上，取得了质的进步，甚至可以称得上取得了反腐败的成功。亚洲的两个样板，新加坡和香港，就是得到广泛认可的例子。在工业文明之前，这些成就是难以企及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应当坚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信心。只要政治决心足够，战略、策略、对策合理有效，我们也一定可以在不久的将来，在对腐败的防控上，取得质的进步，实现十八大提出的“建设廉政政治”的宏伟目标。何以能够在防控腐败上取得实质性进步？主要还是依靠“世俗制度”，通过实质性地推进法治和民主，改进教育工作，以及在惩治和预防腐败的微观制度建设上做出努力，我们也可以肯定地实现“不敢腐”和“不能腐”。那样，我们也就成功了。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强调反腐败和作风建设的“长期性”、“永远在路上”，与在一个不太长的时期内、在防控腐败上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并不矛盾。仍以新加坡和香港为例，它们在30年前就已经实现了“不敢腐”和“不能腐”，但迄今为止，都毫无例外地保留了各自的高度专业的反腐败机构和队伍，每年仍都拨付可观的预算用以支持反腐败机构防控腐败的工作。即使我们也可以很快地取得它们30年前就已经取得的成就，也可以肯定地说，我们绝对不能有短期行为的想法，而必须坚持长期性观点。另一方面，我们也绝不能因为强调“长期性”和“永远在路上”，就不去在短期内努力追求质的进步。我们理应以更高的效率、更小的社会代价实现这样的质的进步。
内容抢鲜读
经济与历史
按照卡尔·马克思（Karl Marx）的描绘，历史是运行中的经济—个体、群体、阶级及国家为了食物、能源、材料和经济实力所开展的竞争。政治体制、宗教机构、文化创造，都植根于经济现实之中。所以，工业革命带来了民主政治、女权运动、计划生育、社会主义，以及宗教的衰落、道德的松弛，使文学从依赖于贵族的赞助中解放出来，小说的体裁也由浪漫主义改变为现实主义—以及用经济学的眼光来解读历史。在这些运动中，那些杰出的人物是果，而不是因。如果不是希腊人要寻求对达达尼尔海峡的商业控制，可能到今天我们都不会知道阿伽门农（Agamemnon）、阿喀琉斯（Achilles）和赫克托耳（Hector）是何许人。吸引千艘船汇集到伊利昂（Ilium，特洛伊的拉丁名，译者注）的，是经济上的野心，而不是“比夜晚天空中闪烁的万千颗繁星还要璀璨”的海伦的俏丽脸庞。这些狡黠的希腊人知道如何用诗意的遮羞布来掩盖赤裸裸的经济真相。
毫无疑问，经济的解释能阐明很多历史现象。提洛同盟（Delian Confederacy）的钱建成了希腊的帕特农神庙（Parthenon），埃及艳后克娄巴特拉女王（Cleopatra）的埃及国库，复苏了奥古斯都统治下经济枯竭的意大利，支付了维吉尔的养老金和贺拉斯的农庄。十字军东征，就像罗马与波斯的战争一样，都是西方世界企图获得前往东方世界的贸易通道，十字军东征的失败，导致了美洲的发现。美第奇（Medici）家 族的银行出资支持了佛罗伦萨的文艺复兴，纽伦堡的贸易和工业造就了丢勒（Dürer）。法国大革命的到来，不是因为伏尔泰卓越的讽刺散文和卢梭伤感的浪漫小说，而是因为中产阶级已经上升到经济的领导地位，为了他们的企业与贸易，他们需要立法的自由，渴望得到社会的认可和政治权力。
马克思并没有声称，个人总是受经济利益的驱动；他更不认为，是物欲导致了阿贝拉尔（Abelard）的恋情、释迦牟尼的佛音以及济慈（Keats）的诗文。但是，他可能也低估了群众运动中非经济诱因所起的作用，比如：由于宗教的狂热，产生了激进的穆斯林和西班牙军队；由于民族的情绪，出现了希特勒的军队和日本神风敢死队；由于暴民的自取灭亡，造成了 1780年 6月2日到 6月 8日伦敦的高登（Gordon）暴动，以及 1792年 9月 2日到 9月 7日巴黎的大屠杀。在这种情况下领导者的动机（通常是隐蔽的）可能是经济的，但是结果却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群众的情绪。在许多实例中，更明显的原因是政治权力、军事力量而不是经济活动，就像 1917年俄罗斯的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或者在南美洲历史上不断发生的军事政变。谁能够宣称，摩尔人征服西班牙人、蒙古人征服西亚和莫卧儿王朝征服印度，都是经济力量的产物？在这些事件中，穷人被证明比富人更强，军事上的胜利换来了政治上的统治地位，并带来了经济的控制权。武将可以用军事的方式阐述历史。
如果承认这些说法，我们就可以从过去的经济分析中获得无尽的教诲。我们观察到：入侵的蛮族发现罗马之所以衰落了，是因为以前为罗马军团提供兵员的，是既能吃苦又爱国的农业人口，他们是为祖国而战的勇士，如今取代他们的则是在巨大农场里无精打采的奴隶，这些农场由个别人或者少数几个人拥有。今天，小农场无法使用最好的设备来实现盈利，迫使农业活动再次走向资本主义或共产主义所有权下的规模化生产。有人曾经说：“文明是人和锄头上的寄生虫。”但是到了现在，“人”和“锄头”都不复存在，而变成了一只在拖拉机或联合收割机方向盘上的“手”。农业成为了一个产业，不久农民就必须在成为资本家的雇工抑或是国家的员工之间进行选择。
另一方面，历史又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但治钱者治一切。”所以，银行家爬升到经济金字塔的最顶端，他们观察农业、工业以及贸易的趋势，引导资金的流动，使我们的钱发挥出两倍甚至三倍的效用，他们控制贷款、利润和企业，他们进行风险最大又收益最大的活动。从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奥格斯堡的福格尔家族（Fuggers）、巴黎和伦敦的罗斯柴尔德家族（Rothchilds）到纽约的摩根家族（Morgans），这些银行家们都稳稳地坐在政府的议事厅里，为战争和教皇出钱，偶尔还会点燃革命的火花。可能这是他们权力的一个秘密：他们研究价格波动，知道历史总是会通货膨胀，钱是聪明人应当藏入地窖的最后一样东西。
过去的经验毫无疑问地告诉我们，每一个经济体系或早或晚都要依赖于某种形式的利润动机，以此来唤起个人和团体的 生产积极性。像奴隶制、警察监管或者是狂热的意识形态，都证明生产率太低，花费太高，或太短暂。正常情况下，一般来说，人的价值是根据他们的生产能力来判断的 —战争时期是个例外，在那个时候，人的排名会依据他们的破坏能力而定。
在各种各样的社会中都是这样，由于每个人的实际能力都不一样，这些能力多数都是掌握在少数人的手中。财富的集中，是这种能力集中的自然结果，这种情况在历史上经常有规律地重演。集中度要视道德和法律允许的经济自由程度而定（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情况下）。专制主义可能在一段时间内会延缓集中的速度，民主政体因为准许最大限度的自由，会加速集中。美国人在 1776年前是相对平等的，现在已经被成千上万种生理上、精神上和经济上的差异所击垮，以致于现在最富有者和最贫困者的贫富差距，比自罗马帝国财阀时期以来的任何时候都要大。在不断进步的社会中，这种集中程度可能会达到一个临界点，众多穷人数量上的力量与少数富人能力上的力量势均力敌，此时不稳定的平衡便会造成危险局势。历史对此有不同的应对方式，或者是通过立法，用和平的手段重新分配财富；或者是通过革命，用暴力的手段强行分配贫困。
公元前 594年的雅典，根据普鲁塔克（Plutarch）的说法：“富人与穷人之间的财富差距，已经达到了最高点，所以这座城市似乎处在一种危险的状态，没有其他的手段能将它从骚乱中解放出来……似乎可行的方法，只有动用专制的权力。”这些穷人发现自己的处境一年比一年糟糕—政府掌控在他们主人的手中，贪赃枉法的法院做出的每一项判决，都对穷人不利—于是，他们开始谈论暴力反抗。而富人呢，又对向他们财产提出挑战的行为勃然大怒，也准备用武力来保卫自己。理智占了上风，温和的势力确保了梭伦（Solon），一个出身贵族的商人，当选为最高执政官。梭伦贬值货币，从而减轻所有债务人的负担（尽管他自己也是债权人）；他减少一切个人间的债务，并且终止因欠债而坐牢的处罚；他取消了拖欠的税款和贷款利息；他创立了一种累进所得税制度，使得富人需要比穷人多付出十二倍的税钱；他在更多的民意基础上改组了法庭；安置那些在战争中为雅典而牺牲者的后人，由政府承担他们的生活费和教育费。富人抗议说，梭伦的措施就是赤裸裸的非法没收；激进分子则抱怨说，梭伦没有重新分配土地。但是，人们几乎都一致同意，梭伦的改革将雅典从革命中拯救了出来。
罗马元老院因其智慧而闻名，但在意大利的财富逐渐集中到临近爆炸点的时候，它采取了不妥协态度，结果引发了长达百年之久的贫民和贵族之间的战争。提比略 ·格拉古（Tiberius Gracchus）本身是一个贵族，却被选为代表平民的保民官，于是提出限制所有权的议案：每人所拥有的土地不能超过 333英亩（1英亩约相当于 4047平方米，译者注），剩余土地分配给首都躁动不安的无产者。元老院拒绝了他的提案，认为这样做等于没收。提比略·格拉古直接呼吁平民，告诉他们：“你们奋勇杀敌，流血牺牲，就是把财富和奢侈品拱手让给别人去享受；你们被称为世界的主人，但自己却连立锥之地都没有。”他违反罗马的法律，竞选连任保民官，但在一个选举日的暴乱中，他被杀害了（公元前 133年）。他的弟弟盖约（Caius）继承他的事业，但并未能阻止暴力事件复发，下令让他的仆人杀死他。仆人服从命令将他杀死（公元前 121年），然后也自杀身亡。盖约的三千追随者，全部被元老院下令处死。马略（Marius）成了平民们的领袖，当运动几乎要演变成革命时，他却退却了。喀提林（Catiline）组织了一支由“可怜的穷人”组成的革命军队，意图取消所有的债务。但他在西塞罗（Cicero）激昂的滔滔辩才面前无地自容，并在对政府的战役中死亡（公元前 62年）。尤利乌斯·恺撒试图妥协和解，但经过五年的内战，也被贵族所翦除（公元前44年）。马克·安东尼失之于把支持恺撒的政治与个人野心和恋情搅在了一起；屋大维在亚克兴海角（Actium，希腊半岛西岸，译者注）击败了他，并确立了“元首政治”，在帝国疆域内的各国之间、各阶级之间维持了 210年的“罗马和平”时期。
在西罗马帝国的政治秩序崩溃之后（476年），历经数百年的贫穷，又重新缓慢地走上财富的重新积累和集中的道路，其中一部分集中于天主教教会的手中。在一定程度上，宗教改革就是要通过减少德国和英国对罗马教会的支付，以及让世俗势力分享天主教教会的财产和收入，来做一次新的财富再分配。法国大革命是企图用暴力手段，在乡村实行农民暴动，在城市实行大屠杀，来重新分配财富，但主要的结局却是将财产和特权从贵族手中转移到了资产阶级手中。美国政府在 1933年到1952年间，以及 1960年到 1965年间，追随梭伦的和平方法，完成了一次温和的、稳妥的再分配；可能是这些政策的制订者中，曾有人研究过历史吧！美国的上层阶级曾经诅咒过财富集中，遵从过财富集中，当然现在也在恢复财富集中。
我们的结论是，财富集中是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可以借助暴力的或者是和平的部分再分配而得到周期性的缓解。就此而论，所有的经济史都是这个社会有机体缓慢的心脏跳动，财富的集中和强制再分配，便是它巨大的收缩与扩张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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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学与历史
历史只是生物学的一个片段：人类的生命是陆地和海洋生命沧桑变化的一部分。有时，夏日独自漫步在森林里，我们会听到或看见众多生灵的活动，它们在飞翔、跳跃、潜行、蠕动、打洞。我们的到来会让受惊的小动物逃跑，飞鸟四散，鱼儿消失在溪流中。突然我们感到，在这个没有偏见的星球上我们是多么危险的可怕的少数，我们会有片刻的感觉，而那万千生灵显然会这样觉得，我们是进入他们领地的闯入者。此时人类的所有记录和成就都会谦卑地复归于万千生灵的历史和视野。我们所有经济上的竞争，我们的争夺异性，我们的饥饿、爱情、悲伤与战争，和那些隐藏在丛林落叶之下，潜行于水中或跳跃于树枝之间，正在追逐、求偶、争斗和受苦的生灵，并无二致。
因此，生物学的法则同样也是历史的基本教训。我们受进化过程的支配，也受到生物界弱肉强食、适者生存法则的考验。如果我们当中有人避免了这种竞争与考验，那主要是因为我们的种群保护了我们，但这个种群自身也必须经受生存的考验。
所以，生物学给历史的第一个教训就是：生命即是竞争。竞争并不仅仅是交易的生命，而是生命的交易——当食物丰盛时竞争是和平的，当粮食紧缺时竞争是充满暴力的。动物之间互相吞食而没有丝毫愧疚，文明人则通过法律的正当程序相互利用。合作是真实的，并且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增加，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它是竞争的工具或手段。我们在自己的群体中——我们的家庭、社区、俱乐部、教会、党团、“种族”或者国家——团结合作，是为了在与其他群体的竞争中强化我们的群体。竞争的群体拥有与竞争的个体一样的特征：贪得无厌，好勇斗狠，党同伐异，狂妄自大。由我们集合而成的国家，就像个人一样，以更放肆的方式表达着我们的天性，并在更大范围内推行我们的善和恶。我们好勇斗狠、贪得无厌、利欲熏心，因为我们的血液中流淌着千万年前的故事，那个时候我们的祖先为了生存，不得不去追捕、战斗、杀戮，而且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捕获其他野兽，不得不暴饮暴食。战争即是一个国家觅食的方式。战争促成国家间的合作，只是因为战争是竞争的最终极形式。除非我们的各个国家变成一个大而有效的保护性群体，否则国家之间势必将继续上演狩猎时期个人和家庭的行为。
生物学给历史的第二个教训是，生命即是选择。在为食物、配偶和权力的竞争中，有的生物成功了，有的生物失败了。为生存而战的过程中，有的人在应付生存的各种考验时，拥有比其他人更好的禀赋。鉴于“自然”（这里是指全部实在及其演化过程）未曾认真拜读过美国《独立宣言》，以及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人权宣言》，所以我们生来就是不自由不平等的：我们受制于生理和心理上的遗传因素，受制于我们群体的习俗和传统；我们的健康和体力，心智和性格品质，生来就千差万别。“自然”偏爱差异性，因为那是选择和进化的物质基础，即使是双胞胎也有上百处的不同，不存在完全一样的两颗豌豆。
不平等不仅是自然的和先天的，而且还随着文明的复杂化而增长。遗传上的不平等导致了社会与人为的不平等；所有的发明或发现都是由杰出的个体所为，结果造成强者恒强，弱者恒弱，更有甚于以往。经济的发展使得社会功能更加专业化，使能力产生差别，使得个人对于群体有着不同的价值。如果我们能彻底地了解身边的人，那我们只需要选择 30%的人，并将其才能联合起来，就足以与其余人的能力之和相等。生命与历史正是这样做的，带着傲慢的不公，这不由得使人想起加尔文（Calvin）的上帝。
“自然”对我们梦想中的自由与平等的结合付之一笑。因为自由和平等是永恒的不共戴天的仇人，一方取胜，另一方即会死亡。当人们获得自由时，他们之间天然的不平等差不多就会呈几何式的增长，正如 19世纪自由主义统治下的英国和美国一样。若要防止不平等的增长，就必然要牺牲掉自由，正如1917年以后的俄国那样。即使受到压制，不平等仍然会得到发展。只有经济才能处于平均水平以下的人，才会渴求平等；只有那些才智高超的人，才会渴望自由；最终的结果总是智力更超群的人得偿所愿。乌托邦式的平等已被生物学判了死刑，立场温和的哲学家所能指望的最佳状态，是法律和教育机会的大致平等。只有所有潜在的能力都能得到发展和发挥的社会，才会在群体间的竞争中获得生存优势。当远距离打击强化了国家间的对抗时，这种竞争变得更加激烈。
生物学给历史的第三个教训是：生命必须繁衍。“自然”对于不能大量繁殖的有机物、变种或者组织来说，都是毫无意义的。“自然”极其喜爱数量，因为量变是质变的先决条件；“自然”也喜欢从众多挣扎求生的生命当中选取少数幸存者；毫无疑问，她对于成千上万个精子争相游向一个卵子使其受精的竞争，也视为理所应当。与个体相比，大自然更喜欢群体，她对文明和野蛮几乎不加区分。她不介意高出生率通常会导致在文化上变得不那么文明，而低出生率通常又与文化高的文明相伴。同时，她（这里是指繁衍、变异、竞争、选择以及生存的自然过程）也乐于看到，低出生率的国家周期性地受到更加孔武有力和生育力强的群体的惩罚。恺撒时代，高卢人借助罗马军团的帮助打退了日耳曼人的进攻，时至今日，他们又借助于英国和美国军团的帮助来抵抗他们。当罗马帝国灭亡时，法兰克人从日耳曼涌入，从而建立了高卢法兰西。假如英国和美国衰落了，那么法兰西，这个从十九世纪以来人口几乎不变的国家，或许会再次遭受被蹂躏的命运。
如果人类的繁衍过快从而使食物变得短缺，大自然有三个办法使其恢复平衡：饥荒、瘟疫和战争。在马尔萨斯（ThomasMalthus）写于 1798年的名著《人口论》中，作者解释道，没有这些周期性的事件，人类的出生率便会大大地超过死亡率，而人口的成倍增长又会使得粮食的增产毫无意义。尽管马尔萨斯是个牧师，一个好心人，但他依然指出，对穷人的救济或供应食物导致了他们过早结婚并且毫无节制地生育，从而使得问题变得更加严重。在 1803年再版时，他提议放弃除传宗接代以外的性生活，但他又拒绝赞成其他的节育方法。由于这项神圣的动议被接受的希望不大，他预测，未来人类增长和食物产量间的平衡，仍将和过去一样，势必依赖于饥荒、瘟疫和战争。
十九世纪农业的发展及避孕技术的进步，明显地驳斥了马尔萨斯的观点：在英格兰、美国、德国和法国，食物供给与人口增长率同步前行，不断提高的生活水准也延缓了结婚年龄，降低了家庭规模。消费者的增加同样意味着生产者的增加：新的“人手”开垦了更多的土地来种植更多的粮食。近年来，加拿大和美国出口了成千上万蒲式耳的小麦，同时国内也没有发生饥荒，这一事件似乎给了马尔萨斯一个鲜活的反驳。如果现今的农业技术能够在全世界范围内应用的话，那地球能够养活两倍于现今数量的人口。
当然，马尔萨斯或许会说，这种解决方式最多只能延缓灾难而已。土地上能够生长的作物终归是有限的；再先进的农业技术也迟早会被过高的出生率抵消；与此同时，医药事业、卫生事业和慈善事业的发展，也会让那些不适宜生存的人能得偿所愿地增加，导致优胜劣汰的目的付诸东流。对于这一点，有些人可能会这样回答：工业化的进步、城市化、受教育程度及生活水准的提高，会使那些威胁世界安全的国家，因此而降低生育率，就像在欧洲和北美已经发生过的那样。在生产和生殖达到平衡之前，传播避孕的知识和方法，都只能是基于人道立场的劝导。理想的传宗接代，应当是健康者的权利，而不是性爱冲动的一个副产品。
是否有证据表明，节育不利于优生——那些实行生育控制的民族，是否降低了国民的整体智力水平？假定聪明人比凡夫俗子更多地采用节育方法，那么文化人的功劳显然会在一代又一代人中被蒙昧人群的生育抵消。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被我们所说的聪明，大多是个体教育、独特机遇和不同经历的产物，没有证据表明，他们的高智商是通过基因遗传而来的。即使是博士的儿子，也必须接受教育，经历他们少不更事的谬误、教条、主义这些青春期麻疹的洗礼；我们也不能说，生活于贫困潦倒中的穷人，他们的基因中一定没有潜能和过人之处。就生物学的立场来看，在生育方面，生理上的健康可能比智力上的优越更有价值；尼采（Nietzsche）就认为，德国最优异的血液流淌在德国农民的血管里；从种族繁衍的角度来看，哲学家并不是最适合的材料。
在希腊和罗马的历史中，家庭节育也曾起到过一些影响。我们惊奇地发现，恺撒（Julius Caesar）于公元前 59年对罗马那些子女众多的家庭予以奖励，并且禁止没有孩子的女人搭乘轿子，以及佩戴珠宝饰物。而奥古斯都（Augustus）大约在40年之后又重申了这项法令，只不过好像同样没起什么作用。在上层社会，推广节育持续，与此同时，来自北日耳曼、希腊以及犹太人的移民充斥意大利，填补并改变了意大利人口结构。]极有可能的是，这种种族的改变，削弱了居民抵抗政府无能，以及抵抗外部攻击的能力和意愿。
在美国，盎格鲁 -撒克逊人较低的出生率，已经降低了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权力；而罗马天主教家庭的高出生率，预示着到2000年的时候，罗马天主教教会将在美国国家、城市和各州的地方政府中拥有决定性的力量。类似的过程也发生在法国、瑞士和德国的天主教徒身上；伏尔泰（Voltaire）、加尔文 (Calvin)和路德 (Luther)的故乡，有可能很快就会重回罗马教皇的怀抱。所以，出生率就像战争一样，可以决定基督神学的命运；732年，伊斯兰教徒在图尔的失败，使得法国和西班牙得以继续信仰《圣经》，而不是《古兰经》。所以天主教徒优越的组织、教规、道德、忠诚和繁衍，有可能抵消新教改革和法国启蒙运动的影响。历史是一位无出其右的幽默大师。
内容抢鲜读
政府与历史
英国诗人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认为，只有傻瓜才会对政府的形式提出异议。历史对所有的形式，以及政府这种普遍存在的东西，都会给予赞美。因为人类热爱自由，而在一个社会里，个人的自由是需要某些行为规范约束的，所以约束是自由的基本条件；把自由搞成绝对的，它就会在混乱中死去。因此，政府的首要工作，就是建立秩序；有组织地集中使用暴力，是无数私人手中的破坏性暴力之外唯一的选择。权力当然要集中于中央，因为如果这种力量遭到分割、削弱或者分散，它就无法行之有效，就像当年波兰议会采取的“自由否决制”一样。因此, 君主政体在黎塞留（Richelieu）和俾斯麦（Bismarck）主政时不顾贵族的抗议而实行的集权，一向受到历史学家们的赞扬。美国联邦政府也有同样的权力集中过程；当经济活动不管州与州之间的边界，只能由某种中央权力来管理时，谈论“州的权利”是没有用的。当今，国际政府组织也在发展，因为工业、商业和金融跨过国界，具有了国际的形式。
君主制似乎是最自然的政府体制，因为它的权威适用于群体，就像父亲在家族中或首领在战士们中享有的权威一样。如果我们以兴盛和持续时间来判断政府形式，那么我们应该给君主制掌声；相对而言，民主制一直是其中的插曲。
罗马的民主政治，在格拉古兄弟（Gracchi）、马略（Marius）和恺撒（Caesar）的阶级战争中崩溃后，奥古斯都采用实际上的君主体制，实现了统治史上最伟大的成就，即“罗马和平”（Pax Romana），从公元前 30年直到公元 180年，自大西洋至幼发拉底河、从苏格兰至黑海的整个帝国，一直维持着和平。在奥古斯都之后，君主制虽然受到了卡里古拉（Caligula，37-41年在位，译者注）、尼禄（Nero，54-68年在位，译者注）和图密善（Domitian，81-96年在位，译者注）等人的败坏，但在他们之后，又出现了涅尔瓦（Nerva，96-98年在位，译者注）、图拉真（Trajan，98-117年在位，译者注）、哈德良（Hadrian，117-138年在位，译者注）、安东尼·庇护（AntoninusPius，138-161年在位，译者注）和马可·奥勒留（Marcus Aruelius，161-180年在位，译者注）等人。勒南（Renan）曾经说，这“是世界上前所未有的，最善良和最伟大的一批相继出现的君主” 。吉本（Gibbon）也说：“如果让人找一段人类历史上最幸福和最繁荣的时期，那么他一定会毫不犹豫地说，是从涅尔瓦继承王位开始到马可·奥勒留逝世这段时间。他们保持统一的统治，也许是历史上仅有的把谋求人民幸福作为唯一目标的政府。”在那个光辉的年代，罗马人民都为自己享有的统治深感荣幸，而这个君主制度采取的是收养制度：皇帝不把皇权传给他的子孙，而是挑选能力出众的人，把他变成自己的养子，然后把他培养成对政府有益的人，并逐渐地把权力交给他。这个制度运行得不错，部分原因是图拉真和哈德良都没有儿子，而安东尼 ·庇护的儿子在孩童时期就去世了。马可·奥勒留有个儿子叫康茂德，因为马可·奥勒留这个哲学家没有另外指定继承人，他的王位就由儿子继承了；结果很快就引起了大混乱。
总之，君主制取得了中等的成绩。这个制度因为继承而引发的战争带给人类的灾难，和它的连续性和“正统性”带来的好处一样多。当这个制度采取了世袭制时，所带来的愚昧、奢侈、裙带关系、不负责任和奢靡之风，可能要比高贵气质和政治家风范为多。路易十四（Louis XIV，1643-1715年在位，译者注）经常被视为现代君主的典范，但法国人民却因他的死亡而欢喜雀跃。现代国家的复杂性，让任何想控制它的单一头脑都归于失败。
因此，大多数政府都是寡头政治——由少数人来统治，这少数人或是因为出身被选中，如贵族政治；或者是被宗教组织选出来，如神权政治；亦或是因为财大气粗被选出来，如民主政治。多数人统治是不自然的（甚至卢梭也明白这一点），因为多数人是不能够被有效地组织起来参与统一的具体行动的，但是少数人却可以做到这一点。假如大多数能力存在于人类的少数之中，则少数人统治，就会像财富集中一样，是不可避免的。多数人所能做到的，顶多是定期把一个少数赶下台，再让另一个少数上去。主张贵族政治的人认为，与依靠金钱、神学或暴力掌权相比，靠出身而当政是最明智的选择。贵族政治使一小部分人从勾心斗角而又让人精疲力竭的经济竞争中解脱出来，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通过榜样、环境、下层官职培养他们，使其能够胜任政府的工作，这种工作需要特殊的准备，它不是普通家庭或一般背景可以提供的。贵族制度不仅是治国理政技能的摇篮，也是教养、礼仪、规范、品味的储藏和传播工具。看一看法国革命之后，道德、礼仪、风格和艺术都发生了哪些变化吧。
贵族鼓励、支持并且控制艺术，但是他们很少能够创造艺术。贵族们蔑视艺术家，把艺术家视为匠人。他们喜欢生活的艺术，而不是艺术化的生活，从未想过屈尊受尽千辛万苦，而这通常是天才必须付出的代价。他们也很少进行文学创作，因为他们认为为出版而写作是出风头和推销自己的表现。这种现象所导致的结果是，现代的贵族中产生了无所用心而又浅薄的享乐主义，他们一生都是假期，将特权地位享受到极致，常常不拿责任当回事。一些贵族政体便是由此而没落的。从路易十四说出“朕即国家”，到路易十五声称“我死后管它洪水滔天”，也不过区区三代人的时间（约 90年，译者注）。
因此，当贵族们专权垄断、自私短视剥削压迫人民的时候，当贵族们盲目地迷恋祖宗之法，使得国家发展迟缓的时候，当贵族们把人力和资源消耗在争夺王位和开疆拓土的战争这一类王侯将相间的游戏中时，贵族制的优点也不能挽救它。后来，受排斥的人民在激烈的反抗斗争中团结了起来。新的富人阶级与穷人联合起来对抗墨守成规和固步自封的贵族，断头台上砍下了数千贵族的头颅。于是，民主政治开始取代了这种人类历史上的恶政。
历史会替革命辩护吗？这是一个争论已久的话题，路德（Luther）勇敢地与天主教教会决裂，而伊拉斯谟（Erasmus）则希望有耐心的和有秩序的改革；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Charles James Fox）支持法国大革命，而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则要捍卫“成规”和连续性，这些都是很好的例证。有些时候，就像 1917年的俄国，顽固腐朽的制度似乎需要暴力去瓦解。但大部分时候，由革命所达到的效果，很明显不通过革命而通过经济发展的持续推动也能实现。在英语世界，美国没有经历任何革命也变成了一支主导的力量。法国大革命使控制着财力的商人阶级变成统治势力，取代了拥有土地的贵族们；但同样的情况发生在 19世纪的英国，却没有经历过流血牺牲，甚至都没有打扰到民众的日常安宁。与过去断然决裂，会导致狂热的行为，接踵而至的可能是突然的横祸和毁灭。个人的明智，来自于他记忆的连续性，团体的明智则需要 其传统的延续。在任何情况下，链条一断，就会招致疯狂的反应，就像 1792年 9月的巴黎大屠杀一样。
由于财富是一种生产和交换的秩序和过程，而不是囤积（大多数都无法长期保存的）货物；是一种个人或机构的信托（“信用制度”），而不是纸币或支票的内在价值。因此，暴力革命对财富所做的再分配，并不会多过对财富的损坏。对土地可以进行再分配，但是人们之间天然的不平等，很快就会产生新的占有和特权的不平等，形成新的少数人权力，他们的本能从本质上说和过去的少数一样。唯一真正的革命，是对心灵的启蒙和个性的提升；唯一真正的解放，是个人的解放；唯一真正的革命者，是哲学家和圣人。
按照民主一词的严格定义，它只存在于现代，而且大部分内容都是存在于法国大革命之后。在美国，男性公民的选举权开始于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的执政时期，而 成人（包括女性）投票权开始于我们的青年时代。在古代阿提卡，31.5万人口中，有 11.5万是奴隶，只有 4.3万是享有投票权的公民。妇女和绝大部分工人、店员和商人，以及所有的外国人，都没有公民投票权。这些少数公民又分为两派：寡头派 —他们是拥有土地的贵族和上层资产阶级，和民主派 —包括小地主和小商人，以及已经降为从事体力劳动但享有选举权的公民。在伯里克利主政时期（Pericles，公元前 460－公元前 430年），贵族占了上风，雅典在文学、戏剧和艺术方面达到了顶峰。伯里克利去世后，贵族因伯罗奔尼撒战争（Peloponnesian War，公元前 431年－公元前 402年）的失败而名誉扫地。民众，或者说是下等公民，开始掌握政权，他们颇受苏格拉底（Socrates）和柏拉图 (Plato)的鄙夷。从梭伦（Solon）开始，直到罗马征服希腊（公元前 146年），寡头派和民主派之间一直冲突不断，采用的手段包括书籍、戏剧、演说、投票、陶片放逐法、暗杀和内战。在公元前427年的柯西拉岛［Corcyra，现名科孚岛（Corfu）］，执政的寡头派暗杀了 60多名民主派的头目。此后，民主派又推翻了寡头派。在一个类似公安委员会的审判中，50名寡头派被处死，后来又有上百名寡头派饿死在监狱里。修昔底德（Thucydides）的描述，让我们想起了1792年到 1793年的巴黎。他说：
在整整七天的时间里，柯西拉人都在屠杀那些本是他们的同胞，现在却被他们视为敌人的公民……死神到处肆虐，正像这种时候通常都会发生的事情，暴力无孔不入。儿子被父亲杀死，祈祷者从祭坛上被拖走或在祭坛上被砍杀……革命从一个城市传到另外一个城市，后发生革命的地方，在听说了之前发生的事情之后，便会以更极端的方式……施以更残忍的报复……柯西拉人成了这些罪行第一个例子……被统治者开始报仇雪恨（他们从来没有得到过平等的待遇，得到的只有来自统治者的暴力）……他们被激情所驱动，变得极端残酷无情……同时，处在（好战的）双方之间的温和派日益势单力薄……整个希腊变得动荡不安。
在《理想国》一书中，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谴责了雅典民主政治的胜利：民主已经成为阶级暴力引发的混乱，它使文化颓废，使道德堕落。其中说到：
民主派对自制加以轻蔑，认为这是一种怯懦……傲慢，被他们称为有教养；无政府状态，被他们称为自由；浪费，被他们称为慷慨；厚颜无耻，被他们称为有胆有识……父亲要降低到和儿子相等的地位并且怕他们，而儿子和他们的父亲平起平坐，丝毫也不害怕他们的父母……老师害怕他们的学生，还要哄着他们，学生轻视他们的师长……老年人不喜欢被看成是古板和霸道，因此他们模仿年轻人……我们尤其不能忘记的是，男女之间也有着自由和平等的关系……民众对权威已经很不耐 烦了，只要稍加约束就会大发雷霆……他们对成文的和不成文的法律感到不能忍受，长期地漫无法纪……由这种情况产生的僭主制是合理的和辉煌的……任何事物极端地扩大，都会导致相反的结果……民主慢慢地变为独裁，最恶劣的僭主制和奴隶制是在绝对自由政体下产生的。
在柏拉图去世的时候（公元前 347年），他对雅典民主政治的批判，已经开始被历史所证实。雅典人重新获得了财富，但这个时候的财富乃是商业资财，而不再是土地，工业家、商人和银行家爬到了重新积累的财富的顶端。这个变化使得人们对金钱产生了狂热的追求，希腊人称之为“拜金狂”（pleonexia）—胃口愈来愈大。“暴发户”（neoplutoi）建造了华而不实的豪宅，他们的妻子用名贵的礼服和珠宝装饰起来，成打的用人服侍着她们，她们用宴会款待客人，与之争奇斗艳，彼此攀比。贫富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就像柏拉图所说的那样，雅典被分化成“两个城邦……一个是穷人的城邦，一个 是富人的城邦，此城邦与彼城邦之间互相对立着”。穷人计划通过立法、税收和改革的方式，来掠夺富人的财富；而富人为了保护自己的财富，也组织在一起共同对抗穷人。亚里士多德说，一些寡头派组织的成员竟然庄严宣誓：“我将是人民(即平民 )的敌人，我将在公民大会中对他们干尽所有的坏事。” [2]伊索克拉底（Isocrates）则在公元前 366年说：“有钱人真不合群，那些有钱人宁愿把他们的财产扔到大海里，也不愿意拿出来分给那些需要的人。同时，那些穷人又觉得抢走富人的财产比发现一个宝藏还要开心。”[3]较为贫穷的公民如果获得了公民大会的控制权，就会投票把富人的财产放进国库，然后由政府性的事业或政府补贴的方式，重新分配给人民。政治家们则发挥他们的才智，为财政开辟新的来源。一些城邦用更直接的方式来分散财富：米蒂利尼（Mytilene）的债务人把他们的债权人进行集体屠杀。阿哥斯（Argos）的民主派攻击富人，并杀死了数百人，没收他们的财产。相互敌对的希腊城邦的有钱家族秘密联盟，相互帮助，以抵制民众的暴动。中产阶级和富人一样，也不信任民主，认为那是让妒忌者掌权。穷人同样不信任民主，认为财富上的不平等让虚假平等的投票毫无意义。
希腊的阶级斗争越演越烈，最终当马其顿的菲利普二世（Philip of Macedon） 在公元前338年发动袭击时，希腊内部和外部都呈现出分裂的状态。许多有钱的希腊人欢迎菲利普二世的到来，认为这要好过一切革命。雅典民主政治在马其顿人的独裁下，消失了。
柏拉图把政治演进归纳为君主政治、贵族政治、民主政治和独裁政治相继出现的过程，这在罗马历史中我们找到了又一个例证。在公元前三世纪到公元前二世纪的时候，罗马的政治寡头制定了一个外交政策，训练了一支纪律严明的军队，并征讨和开拓了地中海世界。通过战争得到的财富，都被贵族们收入囊中，商业贸易的发展，又使得中产阶级变成了富豪。被征服的希腊人、东方人和非洲人，被带到大庄园做奴隶。当地的农民失去了土地，无家可归，无处安歇，沦为城市的无产阶级，只好接受小格拉古（CaiusGracchus）在公元前 123年开始按月向穷人发放的救济粮。将军和总督从各省归来，为自己和统治阶级运回掠夺来的战利品；百万富翁成倍增加；流动的金钱代替土地成为政治权力的资源或工具；敌对派系为了竞争，大规模地收买候选人和选票。在公元前 53年，有一个投票团体因支持某候选人而得到了 1000万塞思特斯（Sesterces，古代罗马的货币名，译者注）。 [1]当金钱不起作用时，谋杀就出现了：有时候投错票的公民们被打到半死，他们的房子也会被人放火烧掉。古代人从未见过如此富强而又如此腐败不堪的政府。 [2]贵族们忙于利用庞培来保持他们的优势权益。平民们和恺撒同甘共苦。战场的判决取代了胜利的拍卖。恺撒取得了胜利，并建立了得到民众拥戴的专制。贵族们杀死了恺撒，但最终接受了他的侄孙和继子奥古斯都（Augustus）的独裁（公元前 27年）。民主政治结束了，君主政体复活了，柏拉图的轮子，转了整整一圈。
我们也许能够从这些经典的例子中看出，古代民主被奴隶制、贿赂和战争所玷污，根本配不上“民主”这个名称，也没有为平民政府提供一个公共的标准。美国的民主政治则有着更深厚的根基，它开始时是受益于英国留给它的遗产：自《大宪章》以降，盎格鲁·撒克逊的法律就一直保护了公民不受国家的侵犯；新教徒则开拓了宗教和精神自由。美国革命不仅仅是殖民地居民对抗遥远政府的反叛，同时也是土著中产阶级对抗外来贵族的起义。因为有大量的无主土地，法律条文又极其少见，起义变得轻而易举。人们拥有自己耕种的土地，在自然的限制内控制着自己的生存处境，政治自由有其经济上的基础；他们的人格和个性都扎根于土地。就是这些人使杰斐逊当上了总统——他既是伏尔泰那样的怀疑论者，也是像卢梭那样的革命论者。一个管理最少的政府，非常有利于释放个人主义的能量，这些能量把美国从一片荒地改造成了物质富裕的理想国，从西欧的一个孩子和被监护者，变成了他们的对手和保护人。农村的孤立促进了个人自由，两面环海的保护，使得国家的孤立促进了自由和安全。这些及其他上百种因素，才使得美国拥有了一个更基本的也更普世的民主政治，这在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出现过。
这些形式上的条件，很多已经消失了。个人的孤立已经随着城市的成长而消失了。工人需要依赖于不属于自己的工具和资本，以及那些非他们所能掌控的条件，个体的独立性也消失了。战争的花费越来越大，个人无法了解战争的原因，也无从逃避战争的影响。自由无主的土地正在消失，虽然家庭所有制还在扩展—拥有最低限度的土地数量。从前那些可以打理自己的小店的人，现在已经成为大分销商的劳工，这可能反映着马克思所抱怨的现象，一切事物都被套上了锁链。经济的自由，即使是在中产阶级中，也越来越稀少，使政治自由成了安慰人的漂亮话，这并不是因为（像我们在血气方刚的青年时代所认为的那样）富人邪恶，而是由于非人力所能控制的经济发展的结果，也可以说是由于人性。在错综复杂的经济关系中，每一种进步，都是对才能优异者的额外奖赏，从而也会加剧财富、责任和政治权力的集中。
在所有政府形式中民主是最困难的一种，因为它需要最大限度地普及聪明才智，而当我们让自己变成主权者时，我们会忘记把自己变得聪明一些。教育是普及了，但是才智却因为头脑简单的人众多而永远受到阻滞。一位犬儒者说过：“你切莫只因为无知的数量巨大而崇拜它。”然而，无知也不可能被长久崇拜，因为它会自愿被那些制造舆论的力量所操纵。林肯说过：“你不可能永远欺骗所有人。”这或许是对的，但是你可以愚弄足够多的人，以便治理一个大国。
民主政治对当前艺术的堕落有没有责任呢？当然，说堕落是可以被质问的，因为这是主观见解的问题。我们中间有些人，对艺术的极端表现—五颜六色毫无意义的涂鸦，破布烂纸的拼贴，怪诞刺耳的音乐 —感到不寒而栗，他们显然是自囚于我们的往昔，缺乏试验的勇气。这些毫无意义的创作，创作者并不是要吸引公众的共鸣—他们也把这些人视为狂人、废物或骗子—而是要吸引容易上当受骗的中产阶级购买者，这些人被拍卖商催眠，又被新鲜而畸形的事物所震颤。民主政治对这些颓废的作品是有责任的，但也只是意味着，民主政治未能发展出欣赏标准和品位，去替代过去贵族采用的标准和品位，它将艺术家的想象力和个人主义限制在一定界线之内，使之可以理解交流，为生活带来启迪，以合乎逻辑的顺序和连贯的整体使各部分保持和谐。如果现在的艺术在奇形怪状中迷失自我，这不仅是由于艺术已经被群众的建议和支配地位所影响而庸俗化，而且也是由于艺术表现形式，可能已经被古老的学院派和古老的形式用尽了，人们在一段时间内只好四处乱闯，以便寻找到新的模式、新的风格、新的规则和纪律。
历数民主的缺陷之后，它还是要比任何其他形式的政治都要好。它的害处较少而优点较多。它给人民带来的热情、友善，远远超过它的缺陷和瑕疵。它给了人们思想、科学、事业以自由，这是使其得以运行和成长必不可少的。它推倒了特权和阶级的城墙，在每一代人中，它从各个阶层和地位的人中选拔出一些出类拔萃的人物。在民主政治的刺激下，雅典和罗马成为历史上最具创造力的城市，而在美国建国以来的 200年里，也为大部分民众提供了空前丰厚的财富。民主政治目前专注于发展教育和公共健康。如果教育机会平等能够建立起来，民主政治将会是真实和公平的。因为这才是它的口号背后至关重要的真理：虽然人们不能做到生而平等，但是教育和机会的获得会让他们越来越接近平等。民权不是去从政和行使权力，而是他们有选择每一种生活方式的权利，这种选择也可以检验一个人是否适合做官或者执政。这种权利不是来自上帝或自然的恩赐，而是每个人都应该拥有的特权，它有益于群体。
在英国和美国，在丹麦、挪威和瑞典，在瑞士和加拿大，今天的民主比以往更为强健。它用勇气和能力来保卫自己，抵御外国独裁制度的攻击，也不会让独裁政治在国内出现。但是，假如战争继续吸引它、支配它，或者为了统治世界的目的需要庞大的军力和开支，那么民主政治的各项自由，可能会一个个地屈服于武器和冲突。假如种族或阶级斗争把我们分成两个敌对的阵营，把政治的辩论变为盲目的仇恨，那么一方或另一方就可能会用刀剑来推翻竞选活动的讲台。如果我们的自由经济不能像其创造财富那样有效地分配财富，则独裁统治将会向每个人敞开大门，只要这个人能够说服大众，并保证他们的安全。一个尚武的政府，随便用什么动听的口号，都足以吞噬整个民主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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