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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新闻中心举办第六场记者会(文字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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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新闻中心定于2015年9月2日(星期三)上午11时在北京梅地亚中心二层多功能厅举行第六场记者会,请美国飞虎队员泰德·史蒂文斯遗孀凯瑟琳·史蒂文斯,美国飞虎队员艾伦·拉森,苏军著名统帅崔可夫元帅之孙尼·弗·崔可夫,抗战期间法国友人贝熙业之子让-路易·贝熙业和日本籍八路军老战士筒井重雄之子筒井健史介绍对抗战的认识等方面情况,并答记者问。图为外国抗战老兵及家属谈抗战胜利现场。

  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新闻中心定于2015年9月2日(星期三)上午11时在北京梅地亚中心二层多功能厅举行第六场记者会,请美国飞虎队员泰德·史蒂文斯遗孀凯瑟琳·史蒂文斯,美国飞虎队员艾伦·拉森,苏军著名统帅崔可夫元帅之孙尼·弗·崔可夫,抗战期间法国友人贝熙业之子让-路易·贝熙业和日本籍八路军老战士筒井重雄之子筒井健史介绍对抗战的认识等方面情况,并答记者问。图为外国抗战老兵及家属谈抗战胜利现场。

  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新闻中心于2日上午11时在北京梅地亚中心二层多功能厅举行第六场记者会,请美国飞虎队员泰德·史蒂文斯遗孀凯瑟琳·史蒂文斯,美国飞虎队员艾伦·拉森,苏军著名统帅崔可夫元帅之孙尼·弗·崔可夫,抗战期间法国友人贝熙业之子让-路易·贝熙业和日本籍八路军老战士筒井重雄之子筒井健史介绍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认识等方面情况,并答记者问。以下为文字实录:

  主持人 洪磊:女士们、先生们,各位记者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中国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新闻中心举行的第六次记者会。70多年前的这场战争是人类正义战胜邪恶、光明战胜黑暗的一次大活动。在这场战争中,全人类共患难,相互帮助共同抗击法西斯。在中国人民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一些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有关的国际友人前来参加我们的纪念活动。今天我们邀请到部分国际友人来到新闻中心和各位记者见面,让他们谈一谈他们眼中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主持人 洪磊:我首先介绍美国“飞虎队”队员、前临时参议长泰德·史蒂文斯的夫人凯瑟琳·史蒂文斯(Catherine Stevens),“飞虎队”成员艾伦·拉森(Allen Larsen),第三位是苏军著名统帅崔可夫之孙子尼·弗·崔可夫(Nikolai Chuikov),第四位是筒井重雄的儿子筒井健史(Tsutsui Kenji)先生,抗战期间帮助中国人民抗战的法国友人贝熙业之子让-路易·贝熙业(Jean-Louis Busiere)。首先请凯瑟琳·史蒂文斯女士讲话。

  凯瑟琳·史蒂文斯:非常高兴今天有机会来到这个新闻发布会。我的丈夫泰德·史蒂文斯曾经担任“飞虎队”的成员和美国参议员,他在二战时期及之后担任参议员期间一直致力于加深美中两国人民的友谊,所以我今天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和大家交流。

  艾伦·拉森:我今天感到非常荣幸能够参加新闻发布会。中美两国在二战期间所结下的同盟关系对我们来说不仅具有深刻的意义,而且对我们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对于我个人的生活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我永远不会忘记当初的这段经历。我在71年前的昨天来到了中国,当时和中国人民一起参加了抗击敌人的斗争。当时我来到中国,说实话也感到有些意外,当时我们也不是很清楚我们接下来将承担怎样的使命。我今天还是非常高兴有这么好的机会能够跟大家一起交流,回答大家的问题,跟大家一起分享当初的经历。

  主持人 洪磊:现在请尼·弗·崔可夫先生致词。

  尼·弗·崔可夫:各位朋友,我很高兴今天有机会出席这场新闻发布会,同时我也向中国人民提前发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70周年胜利日的祝福和祝贺。我非常高兴将有机会出席阅兵仪式,能够亲身感受中国士兵的士气。我的祖父崔可夫将军曾经是蒋介石主要的军事顾问,也和中国人民一起同敌人进行过战斗。

  尼·弗·崔可夫:现在我想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我曾就读于伏龙芝军事学院,现在是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同时也是“胜利统帅基金会”成员、崔科夫基金会的主席。我还致力于退役老兵领域的工作。同时,我从小就有一个梦想,就是要将我们中苏两国人民兄弟般的友谊不断巩固,并且发扬光大。现在我们计划建立一所战斗荣誉纪念馆来纪念和缅怀在战斗中做出贡献的将士们。

  主持人 洪磊:下面请筒井健史先生致词。

  筒井健史:我想简单介绍一下我父亲的生平和我的经历。我父亲旧姓叫木暮,名叫重雄,后面来到中国以后改名为筒井重雄。我1951年出生于中国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一直到8岁都在中国生活。我的父亲在1940年被派到中国。1958年1月我的妹妹也在中国出生。1958年5月我们又回到日本。父亲31岁时有了我。父亲老家在日本的群马县,他是家中的长子。后面由于战争原因,父亲回到了他母亲的娘家长野县生活。在长野县,我们靠种梨、桃等水果维持生计。母亲作为保健医生在医院工作。父亲在1986年受中方邀请参加东北老航校创建40周年的活动。之前我们从来不知道父亲在中国的经历,自那以后,父亲决定把他在中国的事情写成一本回忆录,叫《开辟新的道路》。

  筒井健史:1986年,我也随父亲再次回到中国的土地上,慢慢地了解了父亲在中国所经历过的难以忘怀的岁月。2001年、2005年和2010年,父亲受中方的邀请多次访华。1994年,中方也邀请我的母亲和母亲的姐姐等亲戚来华,每次访华期间都受到中方热情接待。父亲对此非常感激,也非常珍惜在中国生活期间和中国人民结下的深厚友谊。之后父亲开始毫无顾忌地在公开场合谈及他在中国的经历,我也慢慢地了解了父亲的故事。父亲一直强调他有三个故乡,一个是出生地日本的群马县,还有一个是他有过难忘经历的中国,在中国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观、世界观,还有一个是之后生活的长野县。这三大故乡对父亲而言都是极其重要的。

  筒井健史:自1986年访问中国以后,父亲就经常在我回家的时候谈起他同中国友人之间多年培养的友情,父亲也非常感谢中方对他所做工作的肯定。自1986年父亲和中国的这份特殊的缘分被媒体知道以后,有越来越多的媒体前来采访,报道父亲的故事。我当时也经常跟随父亲出席这些场合,在对父亲的采访中读到了他对中日友好和对世界和平热切期盼的心情。父亲在中国所做的工作和他的功绩,中国人民一直都没有忘记,一直对此予以肯定。父亲对此也深表感谢。我想说的话有千言万语,在此难以言尽。父亲已经逝去,我想带着父亲的记忆,继续遵循父亲的遗愿,致力于中日友好和实现世界和平。我想为之尽我的微薄之力。

  让·路易·贝熙业:首先,我非常荣幸也非常自豪能够参加今天的新闻发布会,感谢中国政府对我的邀请,来到这里谈一谈我父亲在中国抗战期间所经历的一些事情。我的父亲是一名法国军医,在他职业生涯最开始的时候前往亚洲,包括印度、越南等地参与抗击疫情,同时也受巴斯德研究所的派遣前往波斯参加相关的医学工作。在1913年的时候,我的父亲到达了中国,并且一直呆到1954年。父亲在中国首先是作为法国公使团的医生工作,此后也相继为袁世凯等三位中华民国的总统做顾问。此后父亲也担任了法国医院的院长,并且共同参与建立了中法大学以及在上海的曙光医院。父亲非常热爱中国,在1937年的时候,他也是第一批目睹了日军入侵中国的外国人,也是非常积极地参与救治第一批病人的工作。去年习近平主席也说过,我的父亲骑着自行车载着中国的药品,把这些药品运往离北京40公里的他的诊所。

  让·路易·贝熙业:就像我刚才所说的那样,父亲多次骑着自行车运输了一些珍贵药品、医疗设备等等,这些药品和设备一直运往八路军所在地。他也帮助一些中国的情报人员转移,也帮助转移了一些无线电的零件等等。直到去年习主席讲话之后,我父亲所经历的这些事才再一次跃入人们的眼帘。我父亲当时在北京的诊所以及他的居所也于最近在北京市政府的主导下得到了翻修,他所居住的地方现在已经成为中法双边关系的一座博物馆。父亲于1954年回到法国,与他同时前往法国的也有他的第二任夫人,也就是我的母亲吴似丹。她毕业于辅仁大学,是一名画家。我于1955年生于法国,在多年之后才发现先父当年所做出的光荣事迹。父亲于1958年逝世。

  主持人 洪磊:感谢各位嘉宾,现在请记者向各位嘉宾提问。

  中国网记者:请问筒井健史先生,我有两个问题,第一,明天中国将举行盛大的阅兵式来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据中方介绍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市将来华参加纪念活动,而日本现任首相安倍晋三此次没能访华,请问您怎么看待日本政府这次安排?第二,您的父亲曾经是这场战争的历史见证人,作为后人,您如何看待这段历史,您对现在日本年轻人有怎样的寄予?

  筒井健史:首先我将非常荣幸出席明天的阅兵仪式。刚才您提到日本的现任首相安倍晋三不出席明天的阅兵仪式,我想这是作为日本政府上层的决定,可能考虑到国内的政治等多方面的因素做出的判断,我作为一介平民不方便对此做出评价。我个人认为,我们可以通过促进中日民间交流来推动中日友好。

  中国日报社记者:请问凯瑟琳·史蒂文斯女士,当年您丈夫作为“飞虎队”的队员参加了中国抗日战争胜利,作出了贡献。中国民众对于当年“飞虎队”在中国的贡献一直铭记在心。想问您的是,现在美国民众对当时二战中中美两国合作的这段历史是否还记得,他们是如何看待这段历史的?

  凯瑟琳·史蒂文斯:首先,我非常高兴这次有机会能够回到中国,我第一次来华是1980年我和丈夫度蜜月,那次也是我丈夫在1949年离开中国之后第一次回到中国,当时我们和邓小平见了面。这次我能再次回来和大家见面,感觉非常高兴。你刚才问的问题是美国人还记不记得这段历史,我觉得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同时,我也在想,对当初这段历史,中国人民是怎样理解、怎样铭记的。过去,有一次我的丈夫接受采访时也被问到这个问题,他是怎么看待过去那段历史的。他是这么回答的,他说,我是一个生在加州的人,我从小就有一个梦想,就是想有一天成为飞行员,我这个梦想在二战期间终于实现了。当时我成为一名“飞虎队”的队员,驾驶着C-47运输机飞跃驼峰航线。人们把我们那个时代叫做“最伟大的时代”。我们当时响应国家的号召来到中国参加战斗。我们在中国参加的战斗,现在看来是被人们遗忘的一场战争,我们当初的同事也不多了,能够回忆起当初那段黑暗历史的人也所剩不多了。但是如果我们回过头看一下,当时我们表现出来的英雄主义气概,我觉得我们那一代的确不愧被称为“最伟大的一代人”。

  凯瑟琳·史蒂文斯:所以我丈夫后来在担任美国参议员期间为推动中美两国关系发展做了很多工作。他这么做也是希望美国人不要忘记当初和中国的这段关系、这段历史,也是出于这种原因,他和来自夏威夷的参议员井上健一起在我们在新奥尔良市建立的二战博物馆当中增设了一个专门讲述中印缅战区的展区,希望通过这样的展览搭建一座桥梁,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也能够永远牢记当时战争的惨烈。

  新闻周刊记者:请问拉森先生,您过去是一位“飞虎队”的成员,您刚才开场白当中讲到二战时期中美两国的同盟关系非常重要。二战期间中国是美国的盟友,日本是盟国的敌人。现在您又回到北京,您也肯定注意到现在的情况有了改变,日本成了美国的盟友,中国对美国来说既不是敌人,也称不上盟友,且两国之间在某些领域的确存在竞争甚至是紧张的关系。作为一名二战的老兵,您是怎么看待这种历史变化的,您觉得在哪些方面我们可以着手进一步改善中美两国的关系?

  艾伦·拉森:非常感谢你的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比较大,如果要回答的话,我可能想多说一点,利用一个小故事来跟你解释。这个故事是这样的,一开始我们的飞行小队驻扎在昆明,在二战的最后阶段,我们转移到当时中国陪都重庆附近一个新的地方。转移前我让在美国的母亲寄一个洋娃娃到昆明来,因为当时我觉得中国这边可能有谁想要一个美国来的洋娃娃,后来我又问昆明那边洋娃娃有没有寄过来。我联系了在昆明的医院,跟我联系上的是一个四岁的小女孩,她的母亲在医院当护士。找到这个小女孩之后,我觉得把这个洋娃娃送给她算了,这个小女孩的名字叫嘟嘟。一年前我又和她见面了,她到美国探亲,她女儿在美国,她带着丈夫一起到美国,我又和她见了面,而且正好赶上我90岁生日。当时有很多人在场,我和他们一起分享了我的这段经历、这个故事。我觉得这是一个例子,可以向大家展示在战争最后一段时间,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怎样展开交流和互动的,我希望能够通过这么一个故事回答您的问题。

  法新社记者:我的问题前面已经有人提到过,我想利用这个机会问一下凯瑟琳·史蒂文斯女士、艾伦·拉森和筒井健史,像日本首相这样的,你们几个国家的领导人已经决定他们不会出席明天的阅兵式,我想请问一下各位对你们国家领导人的这一决定是怎么看的?

  凯瑟琳·史蒂文斯:我觉得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如果美国总统明天能够来参加阅兵式的话是再好不过了。美国总统有这样的情况,如果离开华盛顿去外地,安保措施总是比较严,对当地交通造成很大影响,可能有很多管制措施,所以美国总统外出的情况不是特别多。但是这次阅兵期间他正好去我的家乡阿拉斯加州参加会议,如果他们当时做出决定,明天他能来北京的话,肯定最好。即使他不来,我希望也不会影响到他对中美关系的重视。

  艾伦·拉森:如果大家想知道70年前这个小女孩嘟嘟她当时是什么样的话,这里有一个图册是当时我和我的战友编辑的,这里面有她的照片。

  让·路易·贝熙业:其实在法国,中日之间的这段历史不为人民所熟知,我们对二战期间日本这段历史知道更多的是日美之间的原子弹事件以及珍珠港事件,我们知道中日之间的冲突持续了好久,在美国和苏联的帮助之下才使得战争得以结束,总而言之,中国抗日战争这段历史在法国非常不为人所知,媒体报道的也非常少,所以我认为今天能够借这种机会重申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国人民所遭受的苦难,以及重申当时亚洲许多国家、人民所遭受的苦难,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凯瑟琳·史蒂文斯:关于我们奥巴马总统最近在阿拉斯加出席的有关活动,我还想再补充一点。刚才嘉宾也讲到,二战期间在中国战场上所发生的战事,在美国有的时候被称为一场遗忘的战争,知道的人不多。我来自阿拉斯加,阿拉斯加是除了珍珠港之外另一个美国本土曾经遭到过日本攻击的地方,当时我们在阿留申群岛遭到了来自日本的攻击,所以我希望奥巴马总统既然现在在阿拉斯加,也不要忘记在这个地方我们曾经也遭到了侵略。

  凯瑟琳·史蒂文斯:关于我们奥巴马总统最近在阿拉斯加出席的有关活动,我还想再补充一点。刚才嘉宾也讲到,二战期间在中国战场上所发生的战事,在美国有的时候被称为一场遗忘的战争,知道的人不多。我来自阿拉斯加,阿拉斯加是除了珍珠港之外另一个美国本土曾经遭到过日本攻击的地方,当时我们在阿留申群岛遭到了来自日本的攻击,所以我希望奥巴马总统既然现在在阿拉斯加,也不要忘记在这个地方我们曾经也遭到了侵略。

  中央电视台记者:请问让·路易·贝熙业,当年您父亲在二战期间冒着生命危险开辟了一条自行车的驼峰航线,为抗日根据地运送药物,您如何看待您父亲当年的举动?关于明天就要举行的纪念大会和阅兵式,您又会有怎样的期待?

  让·路易·贝熙业:我父亲在1954年离开中国的时候给当时的中国外长周恩来先生写过一封信,在信里说,我从头至尾一直是一个彻彻底底的爱国者,同时我也非常热爱中国和中国人民。我认为治病救人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情,所以说我父亲当时无论他的病人来自哪里,肤色是怎样的,他都会毫不犹豫地去救治这些人,他的病人当中包括八路军,以及他在西山诊所周围的居民。父亲从中国带回法国的照片当中,还有一张是他在当时的西山与救护车所拍的合影。我父亲认为他所做的是天职,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当然了,我们今天也可以为我父亲表现出的人道主义精神而感到自豪,我认为父亲所做的一切也可以为今天的年轻人和医生做一个示范。

  让·路易·贝熙业:关于明天庆祝70周年阅兵式,我认为举行阅兵式的一大目的当然是要回顾过去,重申过去的人们经历了怎样的苦难,同时也是为下一代做出榜样,告诉大家在遭受入侵的时候当然要奋不顾身地站起来进行抗击。但是在和平到来的时候,下一代人也应该思考怎样更好地维护和平,并且把和平一代一代传承下去。我认为这才是我们更需要传递的信息。

  新华社记者:请问让·路易·贝熙业先生,您刚才在介绍时也提到,您是多年以后才了解到您父亲当年在中国所做的伟大事迹的,我们想知道在您童年离家之前,您母亲是否曾经跟您谈论过您父亲当年在中国的这些经历,是否谈论过中国?

  让·路易·贝熙业:当然了,我母亲也给我讲了当时战争期间发生的一些事情。在那个时候,我母亲还不认识我的父亲,两人之间的年龄差距有50多岁,我父母结婚的时候战争已经过去几年了。在抗日战争时期,我的母亲还在上海,与她的家人在一起,那段时间她们家庭的生活条件非常艰苦,我的母亲也不太待见日本人。我给可以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我5岁的时候,有一次我和我母亲乘坐火车前往法国南部探望亲戚,在上车的时候,车厢里面坐着两个人,我当时直接跟我母亲说Non,我不要坐在这个车厢,日本人坏。

  让·路易·贝熙业:当然了,今天我不会再这么说了,我们已经处于和平时期,日本人也是我们的朋友。我想说战争不可避免地给经受过这些的家庭留下了一些印记,我的母亲永远不会忘记当时发生的战争,我的父亲也不会忘记这一切,我的父亲也不会忘记南京大屠杀。今天,南京大屠杀在某一些地区还需要得到更多的承认,但是我父亲非常清楚地知道南京大屠杀的确发生过,因为当时他所接治的病人当中就有从南京逃往北京的。今天我们要做的一方面是证实事实,另一方面也要面向未来,更好地在和平时期缔结人与人之间的友谊。

  路透社记者:我是来自路透社的记者,我的问题也是问凯瑟琳·史蒂文斯女士和艾伦·拉森先生,最近看到在美方有些官员,包括来自海军的官员,他们发表的观点是说这次中方即将举行的70周年的阅兵式对于地区的稳定来说贡献不大,他们觉得中方这次阅兵的目的不仅仅是纪念战争的结束,而是想利用这个机会来展示中国的军事实力,向人们展示中国的一些高新尖端武器。您觉得在和平年代举行这样的阅兵,主要是为了纪念战争的结束吗?

  艾伦·拉森:我觉得通过阅兵仪式来纪念这场战争的结束,特别是像纪念二战这样重大事件的结束是非常重要的。通过这样的阅兵可以让人们重新记起并且不会忘记那些参与了战争的人,他们的家属和那些在战争中牺牲的人。我现在是一名老兵,我清楚地记得我以前在美国,在我的家乡也参加了很多纪念活动,也参观过很多战争纪念场所。我还记得在我们那里,有纪念南北战争时期老兵的活动,当时老兵都一起参加,向当时美国的南北双方同时敬礼,表达他们的敬意。所以我觉得通过这样的阅兵仪式来展示我们对于战争的铭记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完全有必要的。

  凯瑟琳·史蒂文斯:我觉得您刚才提的这个问题非常有意思,而且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我觉得有两种阅兵,一种是老兵的阅兵仪式,另外一种是展示军事发展的阅兵仪式。在二战期间,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当时是一个非常落后的国家,像飞机、船只等等很多战争物资都是从国外进口的。70周年的纪念仪式向中国人民展示他们国家在70年中发生了这么翻天覆地的变化,也是非常正常和有必要的。

  澳亚卫视记者:我有两个问题,第一,请问筒井健史先生,当年您的父亲为什么会加入八路军,当时都做了哪些事情?第二,请问尼·弗·崔可夫先生,5月份的时候,中国国家主席出席了俄罗斯的红场阅兵,俄罗斯总统普京也会来阅兵式。请问尼·弗·崔可夫先生,对中俄关系的未来有哪些期待?

  筒井健史:父亲当时作为飞行员来到中国大陆。他有一次执行任务是由三名士兵一起开着轰炸机前往南京,但是在山东的时候由于飞机故障被迫降落,这个时候被山东周围的农民抓获送给了八路军的队伍,父亲成为了八路军的俘虏。开始的时候,由于父亲受到了日本皇军正统的教育,不愿意投降,多次试图自杀,但都被制止。最后父亲接受了八路军的教育,逐渐改变了自己的想法,认识到日本发动的战争是错误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改变了自己的心境,决定要帮助八路军。父亲受到中国教育的感化,彻底改变了自己的世界观。在加入八路军以后,父亲主要做了以下事情。1945年战争结束以后,有一辆列车搭载日本人回国,父亲中途和八路军一起拦下这辆火车,车上有日本的医生、护士和技术人员,父亲当时上车劝降,告诉日本人那场战争是错误的,希望日本人可以留下来帮助中国建设发展。其中有一部分人听从了父亲的劝解留了下来,也有一部分人执意回到日本。当时还有很多人不相信战争就此结束了,所以在中国的很多地方还有一些日军在顽固反抗。父亲这时候同八路军一起号召日本人向中国投降,有一部分日本人也质疑父亲的这些举动,说你身为日本人,怎么能劝阻本国人民向中国人民投降。所以同父亲一起工作的其他日本人有些人受到枪击而死亡。

  筒井健史:之后中国东北的牡丹江,说要成立中国第一支空军部队,因为父亲以前担任过飞行员,因此父亲前往牡丹江参与空军的建设,担任空军的教官。他教的一些学生中有些后来在中国军队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个人发展得很好,这其中一个人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被问到,你为什么飞行技术这么高超,他的回答是:因为我的教官是筒井健史先生,父亲因此被公众所了解。

  筒井健史:1986年,在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成立40周年之际,也就是父亲参与建设的空军部队成立40周年之际,邀请了父亲来华出席纪念仪式,当时赠送给父亲这样一本画册,父亲经常翻阅这本相册,指着其中一些人的照片告诉我,这些都是他曾经教过的学生。这本相册的第163页有一张照片,是毛主席1949年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当时有一个空军编队从城楼上飞过,参与空军编队的飞行员中有一部分就是父亲的学生。父亲谈到这一幕的时候非常激动,也非常自豪,虽然他没有亲自参与空军编队的阅兵式,但是这对他来说是珍贵的回忆。

  筒井健史:1986年以后,父亲的事迹逐渐为人所知,父亲本人也开始感到他过去的那段珍贵的经历不应被轻易遗忘,想留下来。因此他写了一本书,大概印了500册左右。这本书并没有上市发行,而是送给了周围的朋友和亲戚,让大家记住那段历史和特殊的经历。自那以后,父亲的事迹逐渐为人所知,父亲也开始接受一些媒体的采访,但是父亲的事迹在日本并没有被广泛报道,只是在日本的NHK制作的一部纪录片中有部分记载。当时这部纪录片还不是采取现在的DVD的方式,录制的是磁带,父亲珍藏了这部磁带。父亲认为能参与中国空军的建设是一件非常自豪的事情,至死他都非常重视这段经历。我也永远珍藏着父亲的这份自豪感。

  尼·弗·崔可夫:可以说中俄两国的关系发展得十分顺利良好,这也是我非常乐意见到的。普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会晤也非常频繁,两国关系发展得非常稳固。我认为我们两国关系当中所有的问题都能够很好地解决,两国关系将会更进一步、更深入地发展。我非常荣幸,在今年5月8日,习近平主席亲自为我颁发了和平奖章。

  尼·弗·崔可夫:中俄两国人民的友谊不仅是在战争时期结下的,在战前就已经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我的爷爷第一次来到中国是在他26岁的时候,之后我的姨母也是在哈尔滨出生的。当时我爷爷作为军队的将领也协助过中国人民抗战。同时,我也想感谢中国人民,不光是因为一部分中国军人参与了我们伟大的卫国战争,来抗击德国法西斯,同时在中国战场上,中国军队的军事行动有力地牵制了日本部队,这样使苏联军队能够把精力集中在主要的莫斯科战场上。

  尼·弗·崔可夫:1945年,我们在柏林取得了胜利。击退了德国法西斯之后,当时有三个方面军的主要将领,当然在取得胜利之后,他们迫切地希望能够回到家乡,可是他们并没有回家,而是被直接派到远东地区同日本侵略者进行战斗。我还记得在我从小生活的村庄,就有15个将领参加了抗击日本法西斯的战斗,参加了解放中国的战斗。我这里有一本书就是介绍当时的情况,上面有一些图片非常生动地展示了包括日本签署投降书等各个方面的史实。我认为我们两国之间的战斗友谊是十分牢固的。习近平主席也是俄罗斯人民的好朋友。我认为我们不会把我们的意愿强加给别国,我们也绝不接受其他国家将自己的意愿强加给我们。

  主持人 洪磊:非常感谢五位嘉宾今天来到现场。再一次向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做出贡献的国际友人表示我们崇高的敬意!我们珍视他们在70多年前的正义举动,我们也珍视他们与我们共同缔造的和平。我们希望战争永不再来,我们希望和平永驻世界。再次向五位嘉宾表示衷心的感谢!

发布时间:2015年09月03日 04:34 来源:新华网 编辑:石光辉 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