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批公营农场

　　1946年冬天，著名的“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打响了。我北满部队集中三个纵队共12个师的兵力，于1947年1月南渡松花江，展开巨大攻势，使敌军首尾难顾。2月，二下江南。3月，三下江南。到4月，经南北两线作战，战役胜利结束，歼敌4、3万人，收复城市11座，巩固了北满，坚持了南满，扭转了东北局势，敌军由进攻转入守势。

　　这时，陈云才舒出一口长气，同李富春一起，主持召开了东北财经工作会议。在会上，浓眉细目的陈云用上海口音说：“现在，我们由被动挨打，可以转为主动进攻了。打来打去，我们的地盘将越打越大……”

　　在分析东北形势和部署财经工作时，陈云强调指出：“东北行政委员会和各省要在国民党难以插足的地方，试办公营农场，进行机械化农业试验，以迎接解放后的农村建设。”

　　10月，李富春在东北行政委员会财经工作会议上传达党中央指示：

　　“为迎接全国解放，组织亿万农民走集体化、机械化生产道路……在北满创建一个‘粮食工厂’，主要任务是‘培养干部，积累经验，创造典型，示范农民”’。

　　看来高瞻远瞩的共产党人已稳操胜券地打出“开发黑土地”这张牌了。

　　从延安窑洞里走来的共产党人，当他们告别了贫瘠的黄土高原，来到这一望无际的黑土地，即使弥漫着炮火硝烟，他们也会发现显示在眼前的是一片崭新的天地。

　　对他们而言，战争硝烟过后，收复的城市将带来大工业，而漠漠大荒就会带来祖祖辈辈梦寐以求的大农业。作为东北根据地的后方，北满无疑将成为未来大农业的发祥地。

　　肩负重任的东北财经委员会正副主任的陈云和李富春，这两位经济帅才的目光，注视着北满黑土地上每一块值得关注的荒原、沼泽、丘陵、漫岗……

　　1947年6月，哈尔滨。刚从延寿县迁回哈尔滨市才两个月的松江省政府，首先响应了党中央的号召，在尚志县一面坡创建了省营第一农场。

　　这是北满大地创建的第一个省营农场。松江省政府首任主席冯仲云，亲自抓筹建农场的事。这位原抗联第三军政治部主任，面对刚接收的政权，百业俱兴：建政建军，锄奸剿匪，恢复城乡生产，征兵支前……尽管工作堆积如山，他仍筹划创建公营农场的事。

　　冯仲云是1930年清华大学毕业生，自从党派他到北满地区开辟工作以来，在松花江两岸的山水之间，同凶残的日本鬼子周旋了十多年，他熟悉并热爱这里的每一寸土地。1939年他曾代表抗联到苏联伯力城，同苏方商谈关于召开北满、吉东党军负责人会议的事宜……他对苏联集体农庄和农业机械化有着深刻的印象。他把自己的设想和建设厅长孙新仁商量。厅长是一位民主人士，他同意将拟议中的农场，定名为：“松江省营第一农场”。

　　酝酿场长人选时，他俩不由得想起厅里的两位年轻共产党员、大学毕业生来。一个叫李在人，河南舞阳人，瘦小精干，五短身材，说话像打机枪似的，总是处在兴冲冲的状态。18岁就从家乡投奔延安，在延安大学政法系毕业。抗日战争胜利，他从延安来到东北。松江省政府成立，他就调任建设厅主任秘书，如今要当第一农场场长了。另一个叫刘岑，祖籍四川巴县。浓眉大眼，魁武英俊，办事沉着果断。他出生在北京一个书香门第，抗日战争爆发后，随家人流亡北平。父母巴望他学有一技之长，他就进了华北农业专科学校学习，毕业后在华北产业科学研究所粮食作物系就职。不久，又进了北平大学农学院深造。1944年，他被聘为北平采种圃的技佐，很快升任了技师。其间，小伙子多次利用自己的合法身份，为地下党传递情报。日本鬼子投降了，22岁的刘岑经北平地下党组织介绍，只身辗转来到刚解放的北满。他参了军，担任吉黑军区司令部的参谋，后又调任新成立的松江省人民政府秘书、建设厅农林科长……冯仲云任他为第一农场副场长，他如愿以偿，可以甩开膀子干一番事业了。

　　这两位大学生“场长”走马上任。冯仲云只给他俩配了一名畜牧技师，一名办公室主任。还派了两名通讯员和一名木工，拨给两台烧木炭的汽车。李在人和刘岑在哈尔滨招收了11名不同工种的技术工人，其中有看守汽船座机5人，汽车司机3人，看守电影机的2人。算是建场的技术力量。没有机械设备，就在一个白俄开设的小工厂里买了十多件农机具，又从外县调来日本开拓团遗留下来的“哈拉马苦”、“卡特比鲁”、“苦麻斯”三台旧火犁，从阿城糖厂买了11匹役马、三台胶皮车；加上两台烧木炭的汽车。这就是创建农场的全部家当。

　　1947年6月，这支由18人组成的队伍，从哈尔滨出发，来到珠河县（今为尚志县）—面坡，又从当地招收14名农业工人。场址选在一面坡15公里的东太平沟建点。6月13日，宣告农场正式成立；8月12日，松江省营第一农场开犁了。机车一下就拽4副大犁，一开犁，齐刷刷的四条垄躺在身后。在刘岑指挥下，两台车完成了4垧地的开荒任务。场长李在人破例地到一面坡买了一角猪肉、半缸二锅头，把大伙召集到一起，庆祝开犁。

　　有的驾驶员摆弄过柴油机，勉强能把机车开走，但到田间作业就玩不转了。有一次，居然把老乡原有的大道给毁了。李在人就请来一位居住中国多年的白俄农具厂商，名叫彼多洛夫，让他担任技术员。这位白俄佬还带来两名修理工瓦洛佳和米沙当助手，讲一口生硬的中国话，给大伙传授操作技术，帮助修理农机具。总算使大伙逐渐地掌握了操作要领。

　　这一年，刘岑和拖拉机手们一身泥、一身汗，共开出了1300多亩地。

　　当年，松江省营第一农场干部和工人实行“供给制”，不挣工资。每年发一套粗布衣裤、二套衬衣、一套棉衣，再就是发几块肥皂、几条毛巾。根据职务、级别，每月发津贴费200 1000元东北地方流通券，折合人民币2——10元。战争还在进行，只能勒紧腰带过日子。吃的是高粱米、窝窝头，盐水煮黄豆，白菜粉条汤……穿的是粗布衣裳乌拉鞋，睡的是四面透风的马架子，屋里阴冷潮湿，用原木杆搭成的地铺时不时会长出嫩绿的枝芽。

　　清理荒原时，每人扛着一把大钢刀，迎着寒风，踏着残雪，在茫茫荒原上同一人多高的芦苇草展开“白刃战”。刷、刷、刷……频频挥舞，芦苇纷纷倒下，真有一股子“杀敌前进”的气势。有的被荆条扎破了衣裳，有的被冰碴划破了手脚，可是大伙的情绪却是高涨的。心里牢牢记住：“公营农场”、“机械化农业”……何况又是省营第一农场！是的，世间任何事物的美妙，就在于它的“第一”！

　　李在人和刘岑跟工人们同吃、同住、同劳动。这两位当过兵的场长用部队的一套来管理农场：早出操，晚点名，出工收工整队前进，歌声来，歌声去，好像一支生龙活虎的战斗队，活跃在北大荒的芦草丛中。这帮扛着锦刀干活的干部工人们，乐呵呵地自称是“无忧天使”。老乡们见了，却风趣地称之为“抗联”（扛镰）干部。李在人笑道：“‘抗联’干部，这个名儿起的好！咱们就是老抗联冯仲云主席派来的。当年，抗联名将、夏伯阳式的英雄赵尚志，就是在这个县凭两支手枪、6名队员成立的‘珠河反日游击队’！”看来省营第一农场选在珠河县一面坡建点，符合冯仲云的心意：要在早年战斗过的土地上建立起机械化农业来。

　　1931年，“九·一八”事变不久，东北军的一支部队在辽北开原地区和侵略军展开了殊死战斗。一天，部队宿营地闯来一位少年，磨蹭着要跟随部队“打日本鬼子”。部队首长见他太小，不想收留他。可是，偶然间发现他写得一手好毛笔字，便破例地留下作了抗日义勇军的小通信员。那年周光亚才16岁，跟随着部队，活跃在辽西、冀东的抗日前线。经东北军地下党员介绍，周光亚辗转千里来到延安，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参加了延安的大生产运动和整风运动，于1945年入党。后随延安干部大队进军东北，先后担任辽北军区司令部作训科长，肇东县县长，辽宁和牡丹江省建设科科长。

　　1947年夏季，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林枫决定在五个省各办一个公营机械农场的同时，打算东北政委会也要办一个机械农场。周亚光就被指令负责机械农场的筹建工作。他接受了任务，立即到西满三河地区去，了解到那里有个白俄用机器种地的情况，接着来到通肯河畔察看日本开拓团扔弃的撂荒地和整个荒原。他骑马来到荒原，望着无边无际的大甸子，就产生了一位老兵来到前沿阵地的感觉。阳光下，整个荒原象起伏的大海，汹涌翻滚，显示了振撼人心的气魄！小通信员问道：“首长，咱们的农场有多大？”周光亚笑道：“荒原有多大，农场就有多大！”

　　筹建农场时，周光亚唯一到手的是上级拨给的150万元（伪满绵羊票）。他带领人马来到通北，大地已经是白雪茫茫。他们便在日伪开拓团训练学校的遗址里暂时住下来。残破的房框，没有房盖，他们割了几捆小叶樟塞在窗框里，顶棚搭上些树枝，铺上枯草，就算安家了。室内冷风嗖嗖，寒气逼人，四处透风，他们风趣地称为“五风楼”。夜间没敢脱衣服睡觉，都穿棉鞋戴棉帽，缩成一团。周光亚从废墟上捡些砖头回来，用火烧热，并排铺在地上，象睡热炕一样。一天晚上，小通讯员从老乡家抱了只小羊羔回来搂着睡。有的也去老乡家借小羊羔了。这一觉睡得暖和，可是，小羊羔在怀里不时“咩咩”地叫唤，有的还拉了屎蛋。

　　这年12月6日，东北政委会又派来老红军战士廉亨太等十多人，还带来由林枫签署的委任状。周光亚就打发通讯员到老乡家找了一块木板，用他那一手好毛笔字，工工整整地写下了“东北政委会通北机械农场”几个字。在人们热烈的掌声中，把场牌挂在“五风楼”破房框的门口。翌年开春，又传来一个喜讯：轱辘河桥下有一台日本开拓团逃跑时丢弃的“火犁”！周光亚亲自赶了一挂马车，拉上人马，去接收“战利品”了。到了那里一看，傻了眼。原来这台“火犁”底座被冻在河床里，纹丝不动。周光亚说：“节气不等人。说啥也要把这个铁疙瘩请出来！”“老兵”带头，小伙子们一个个脱掉棉衣，下桥围着“火犁”刨起冻土来。春寒料哨，河床土层，上化下冻。站在泥水里，刨土使不上劲，又不能碰坏这娇贵的铁疙瘩。一个个刨得满身大汗，下身又索索发颤。“老兵”事先带来了白酒，桥边拢上火堆，每人轮流喝上一口，刨上一气就上来暖暖身子。日头偏西，总算把这台洋“火犁”请上了岸。接着又用大车拽着铁疙瘩，利用雪道的滑力，又拽又拉地将它拉回了场部。这就是当年通北机械农场的第一台拖拉机。后来，周光亚又派人四处侦察，在荒地、废墟里搜集了四台“火犁”。它们的洋名使“老兵”听了非常别扭：“福特”，“法尔毛”，“小松”，“卡特比诺”。周光亚听了上火，说：“什么小松，大松，费劲巴啦的！干脆，咱们就叫它们‘万国牌’！”后来，农场从苏联进口12台纳齐牌拖拉机。没经验，订货时光订机车，没订农机具。只好组织人力搜集日伪丢弃的农机具和零件，驾起小烘炉，自己铸造。这年，通北机械农场迎来了第一个金色的秋天，全场干部、职工在荒原上实现了当年开荒当年播种当年见效益的奇迹。

　　1948年5月，林枫到北满视察工作，特意在通北停留两天。周光亚见了林枫说：“农场还没建好，你就来了？！”林枫握着“老兵”的手：“中国有句古话，‘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我们共产党人就得把它改一改：‘穷在深山有远亲’啊。”林枫饶有兴致地看了各种拖拉机、农具，以及工人们的宿舍、食堂，非常满意。接着，他要周光亚摆摆困难。周光亚支支吾吾。林枫说：“你也婆婆妈妈起来了。”周光亚冒了一句：“你给我送一批大姑娘来吧！你没听，小伙子一下班就嚷嚷：北大荒，真荒凉，鹅冠草，小叶樟，又有兔子又有狼，就是缺少大姑娘！”林枫大笑起来：“这意见好啊，小伙子来开荒建场，不能叫人家打光棍嘛！这事我支持，用政委会和农场的名义到地方上去招女工！”

　　那年春耕结束，趁大伙的兴头上，周光亚决定开一个庆祝晚会。廉亨太特别“大方”，花，钱买了一面鼓、一面锣、一把南胡。周光亚还贡献出来一把随身带来的小提琴。小伙子们自编自演，晚会节目居然演了两个多小时。在大伙的热烈要求下，周光亚也上了台，来了个“京剧清唱”，从“打渔杀家”到“四郎探母”，一连唱了好几段，差点下不了台。

　　这是荒原上第一个文娱晚会，开得火爆，痛快！遗憾的是没有女的，遇上《兄妹开荒》、《杨勇立功》、《放下你的鞭子》这样的节目，尽是小伙子上台演出。男角是男的，女角也是男的，只是头戴花巾、身穿花袄、脸上抹点红而已。周光亚高兴之余，不觉皱紧双眉，对廉亨太说：“真没劲！老是男扮女装，林枫主席叫我们招女工的事得赶紧办！我亲自出马！”

　　周光亚去哈尔滨市好几趟，在东北政委会协调下，到双城县招工，姑娘占了大半，整整40名。从此，通北荒原上的欢笑声更多了，农场的业余文艺队也办起来。

　　如今看来，当年这些创建农场的行动，未免稚嫩可笑，甚至不讲正规。但是，了解到那是战争年代，而创建者刚刚从战场上转下来，又没有现成的办机械化农场的经验可借鉴，几乎是赤手空拳，平地起家；那末，就不仅不会挑剔、责怪，而且会从内心里肃然起敬！

　　“复员兵，技术工，土改干部，中学生。”这是当年的一段顺口溜，反映了创建农场时人员的结构。这些拓荒者，在40年代末期发挥了无与伦比的作用。尤其是复转军人，是骨干中的骨干。

　　从1947年到共和国成立之前，短短两年时间，北满、西满地区五个省，都将东北政委会的有关实现农业机械化的伟大构想，逐步变为行动。

　　据史料记载：省营农场，除了李在人和刘岑创建的松江省第一农场以外，尚有原嫩江省创建的平阳农场（后改名为查哈阳机械农场），原牡丹江省创建的兴凯农场（后改名为永安机械农场），原黑龙江省创建的赵光农场和花园农场，原嫩江省创建的五大连池农场，原合江省创建的桦南机械农场，哈尔滨市创建的阎家岗农场和香坊农场。

　　在黑龙江地区五省一市创建农场的同时，东北行政委员会也创建了直属机械农场，除了周光亚创建的通北机械农场以外，尚有唐川创建的佳木斯农业试验场，陈重创建的萨尔图种畜场，陈凌风创建的哈尔滨兽疫所。到了1949年2月，创建了第二个直属机械农场——永安机械农场；3月，创建了鹤山机械农场；8月创建了“八一五”机械农场。

　　公营机械农场对邻近老乡们的影响不可低估。

　　中国农民历来信奉“百闻不如一见”的格言。祖祖辈辈都是从“弯弯腰弯弯犁弯弯镰”走过来的，见了这帮当兵的打仗行，种庄稼行不行，还有那“老铁疙瘩”能听话？……如今，打心眼里服了！

　　然而，老乡们看到的不仅仅是“铁疙瘩”的威力，而是看到了这帮穿军装的人的威力，共产党、八路军的威力！

　　蒋介石部队正在进攻南满，盯着北满，眼看快过松花江了。这帮土八路还扛着枪、拿着镰、寻找小日本“火犁”，往荒草甸子里钻，起劲地兴建机械农场呢！啧啧！

　　老乡们从这批复转军人身上看到了希望、信心和力量！

　　这一批公营农场的建立，除了获得粮食，锻炼了队伍，摸索了经验之外，还获得了民心！

　　哦，黑土地上点燃起来的“机械化农业”的星星之火，已经在这块曾被侵略者践踏过的荒野上，形成了燎原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