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的由来和铁军精神

　　核心提示：新四军来自红军主力长征以后留在南方八省十四个地区坚持斗争的红军游击队。他们继承了北伐战争中叶挺独立团和井冈山时期红四军的光荣传统，在三年游击战争和抗日战争中，孕育和铸造了铁军精神，在华中地区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建立了卓越功勋，成为“华中人民的长城”。

　　［摘　要］新四军来自红军主力长征以后留在南方八省十四个地区坚持斗争的红军游击队。他们继承了北伐战争中叶挺独立团和井冈山时期红四军的光荣传统，在三年游击战争和抗日战争中，孕育和铸造了铁军精神，在华中地区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建立了卓越功勋，成为“华中人民的长城”。

　　［关键词］南方红军游击队；新四军；由来；铁军精神

　　［作者简介］刘勉钰（1936—），男，江西南康人，南昌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兼职教授，主要从事中共党史、苏区史及江西地方革命史研究。

　　新四军来自红军主力长征以后留在南方八省十四个地区坚持斗争的红军游击队。他们继承了北伐战争中叶挺独立团和井冈山时期红四军的光荣传统，在三年游击战争和抗日战争中，孕育和铸造了铁军精神。新四军的骨干来自南方红军游击队，铁军精神也是南方红军游击队精神的延续和发展。

　　一、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和伟大的红军长征一样，都是艰苦异常、惊心动魄的。陈毅多次感慨地说：“三年游击战争，是我一生中经历的最艰苦的战争。”［1］

　　1934年10月，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前后，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和中央军区，由项英任书记、司令员兼政委，陈毅任中央分局委员、办事处主任，领导留下来的红军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当时坚持在南方开展游击战争的有八省十五个地区，即江西、福建、湖北、安徽、浙江、湖南、河南、广东；赣粤边、闽赣边、湘赣边、湘鄂赣边、皖浙赣边、闽西、闽北、闽东、闽粤边、闽中、鄂豫皖边、浙南、湘南、鄂豫边、琼崖。而赣粤边是中央分局所在地，也就是三年游击战争的中心。他们在与党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紧紧地依靠人民群众，粉碎了装备精良、超过我数十倍的敌人的军事“清剿”，战胜了敌人严密的经济封锁，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配合和支援了红军长征，保存了一大批革命骨干，取得了三年游击战争的胜利。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就其艰苦性来说，不亚于红军长征。红军长征以后，蒋介石于1935年春派余汉谋的第一军和江西保安团、赣南各县“铲共团”等反革命武装五六万人，构筑了三道封锁线对赣粤边游击根据地实行大规模的“清剿”，声称“要在三个月内消灭游击队”。第一道封锁线是沿江和所有渡口派重兵把守；第二道封锁线是沿公路驻兵设关卡，构筑碉堡；第三道封锁线是在游击区周围和墟镇布防设点，驻兵把守。国民党反动派在苏区实行“山砍光，屋烧光，人杀光”的政策。在政治上，整顿保甲制度，实行“十家连坐”，张贴反动标语，悬赏通缉项英、陈毅、曾山等领导人，还利用叛徒进行破坏。在经济上，严密封锁游击区，强迫移民并村，控制墟场，限制群众购买生活品的数量，妄图切断群众与游击队的联系，把游击队困死饿死。

　　在这种情况下，项英、陈毅于1935年4月在大余的长岭召开了全体干部会议，制定了“依靠群众，坚持斗争，积蓄力量，创造条件，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正确方针和一系列正确政策。

　　首先，以分散的游击战争，粉碎敌人的军事“清剿”。

　　面对重兵“清剿”，项英、陈毅采取了小规模的、分散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以游击队为骨干，与不脱产的游击小组、革命群众相结合。游击队的武装活动，以突然袭击和伏击为主，或者袭击敌人的后方，掌握斗争的主动权。陈毅指挥的乌径战斗就打得很漂亮。乌径是广东南雄的一个大墟镇，国民党区公署所在地。“当时是敌人进行‘清剿’最紧张的时候，在地下党的呼应下，隐蔽急行军100多里，在拂晓前赶到乌径，全歼了敌自卫团和区公所，击毙了自卫团长丘桂兴，又用几支队、几大队等各种番号，在四乡张贴传单、写标语。再加上群众有意识地推波助澜，闹得敌人草木皆兵，国民党不知道到了多少游击队，只好在里山收兵。”［2］湘赣边游击区的红色独立团获悉安福县县长来到洲湖巡视“督剿”，团长、政委即率100多名精干的游击队员，冒雨连夜赶赴洲湖，闪电式地攻进了洲湖区公所，歼敌一个保安中队，活捉了伪县长。安福县政府上报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千余共匪进攻安福，县长殉难”，震惊了国民党当局。游击队这种“迷惑敌人、分散敌人、疲劳敌人、打击敌人”的战术，达到了以少胜多、积小胜为大胜、粉碎敌人军事“清剿”的目的，也是项英、陈毅对井冈山时期朱毛游击战术的发展。

　　其次，艰苦奋斗、依靠群众，打破敌人的封锁。

　　敌人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使长年生活在深山老林的游击队的衣、食、住、行困难重重，游击队几乎过着野人般的生活，丧失了正常的生活条件。为了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陈毅和项英带领游击队紧紧地依靠人民群众，采取自力更生、靠山吃山的办法，度过了艰难的岁月。

　　在吃的方面，游击队经常没有饭吃。但游击区的群众非常好，总是想尽一切办法带些粮食、油盐、日用品进山来，支援游击队。在“清剿”最紧张时，游击队只有到山上去找吃的，如春天挖竹笋，夏天摘杨梅，秋天吃野菜，冬天找山果，实在找不到时就啃树皮吃草根。陈毅《赣南游击词》中的“天将午，饥肠响如鼓。粮食封锁已三月，囊中存米清可数，野菜和水煮”［3］便是对这一情况的客观描述。

　　住宿就更为困难。项英说：“有两年时间，我在夜间从未脱过衣服，我的士兵也是这样。我们在得到警告几分钟以后就得准备采取行动。我们不能在村镇里睡觉，而是在山上树林里过夜。”［4］因草棚易暴露目标，只能露天宿营。下雨天就在伞下背靠背睡，晴天就在坟上的石板上睡。在浙南游击区，因有伤员，甚至发生过向死人“借房子”的事，即把坟墓掏开，把尸骨移往别处，在棺材里垫上干草，将伤员安置进去，暂时隐蔽。

　　因为敌人会跟踪脚迹，游击队走路也不得不小心谨慎。不能走大路，只能在没有路的地方走，不能大声讲话，不能咳嗽，不能留下脚印，有时干脆在河沟里走，以免留下痕迹。为了甩脱敌人的前堵后追，游击队不得不整日整夜穿越密林，走山间小径，与敌人绕圈子。

　　红军游击队不但要与残暴的敌人作斗争，要与恶劣的自然环境作斗争，有时还要与野兽作斗争。赣粤边游击队仅有的一名医生就是被老虎吃掉的。

　　尽管条件异常艰苦，但游击队也有得天独厚的优势，那就是人民群众的忠心拥护。不仅游击队的行动要靠群众来掩护，而且游击队的行动所需的准确情报，也是由群众传送的；游击队转移，是由群众协助进行的；游击队的伤员，也是由群众来安置和藏匿的……陈毅同志的腿伤，是大余县彭坑妇女周篮嫂用草药治好的。项英、陈毅几次脱险，都是因为得到了群众的帮助。陈毅在《赣南游击词》中发自肺腑地写道：“靠人民，支援永不忘，他是重生亲父母，我是斗争好儿郎，革命强中强。”［3］

　　在艰苦的游击战争中，从领导人到游击队员，都很自信，也很乐观。黄道在写给友人的信中说：“在这十年中，我经过人所未经过的艰难困苦的生活，尝过人所未能尝过的咸酸苦辣，但这对于我却是滋滋有味的生活。”［5］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历史功绩和历史意义，中共中央政治局早在1937年12月13日就作出了正式决议：“项英同志及南方各游击区的同志在主力红军离开南方后，在极艰苦的条件下，长期坚持了英勇的游击战争，基本上正确的执行了党的路线，完成了党所给予他们的任务，以致能够保存各游击区在今天成为中国人民反日抗战的主要支点，使各游击队成为今天最好的抗日军队之一部。”决议高度赞扬了南方红军游击队：“他们的长期艰苦斗争精神与坚决为解放中国人民的意志，是全党的模范，政治局号召全党同志来学习他们的模范。”［6］

　　毛泽东在谈到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时指出：南方游击区　“是我们和国民党十年血战的一部分，是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在南方的战略支点”。［7］

　　朱德总司令说：“在国民党的‘清剿’非常残酷、处境非常困难的情况下，艰苦奋斗了三个年头，保持了党的组织和红军游击队，保存了革命的基本力量，这是难能可贵的，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是光荣的一页。”［8］

　　二、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

　　新四军是“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的简称，是由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而成的。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1937年2月开始，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与国民党蒋介石、顾祝同等在西安、杭州、庐山、南京举行了多次谈判，直至1937年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才正式公布了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中共中央任命朱德为总指挥。但南方红军游击队的改编问题，蒋介石坚持　“北和南剿”的方针，调集大军继续对南方各游击区实行“清剿”，妄图消灭南方的红军游击队。为此，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原则，同国民党方面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经过艰苦曲折的谈判，终于达成将江西、福建、广东、浙江、湖南、湖北、安徽、河南八省十四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的协议。

　　为尽快在南方实现国共两党合作抗日，1937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关于南方游击区域工作的指示》，提出在保存革命武装，保证党的绝对领导的原则下，红军游击队可以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项英陈毅直接与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代表进行了谈判，南方其他游击区也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进行了谈判，最终实现了红军游击队的改编。

　　从一定意义上说，新四军是在民族利益高于一切、国共两党共同抗日救国的基础上平衡的产物。中共是从抗日救国大局出发，提出要南方红军游击队下山改编，以便走上抗日救国最前线，实现直接对日作战，而蒋介石则是为了其统治的安宁和借对日作战来消灭异己。所以在军长人选问题上，双方难以达成一致。国民党原意要陈诚或张发奎任军长，中共不同意；中共提议由叶剑英或彭德怀任军长，国民党又反对。

　　叶挺任新四军军长之职，最早是周恩来以个人身份在上海向叶挺提议的，并由叶挺向国民党方面提出。叶挺“明知道有很多困难，而为了促进团结，想对于国内团结与抗战，尽自己的力量”，毅然应允。叶挺找到保定军官学校的老同学、当时正在上海指挥淞沪抗战的前敌总指挥陈诚，提出将其编成一个军，番号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以示继承北伐战争时期老四军的光荣传统。经陈诚向蒋介石汇报以后，蒋介石迅予核准。1937年9月28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铨叙厅未与中共中央协商，即单方面“任命叶挺为新编第四军军长”。10月6日，蒋介石电告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鄂豫皖边区高敬亭部、湘鄂赣边区傅秋涛部、湘粤赣边区项英部、浙闽边区刘英部和闽西张鼎丞部的红军游击队，均编入新四军，由叶挺调用。12日，熊式辉转发了蒋介石的电文，表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的番号正式公布。蒋介石之所以任命叶挺为新四军军长，是认为叶挺已经脱离共产党十年之久，可以利用叶挺来控制这支部队。中共方面则考虑，共产党的军队是由党绝对领导的，“不许国民党插进一个人”。叶挺虽已脱党，但是北伐名将，最重要的是要摸清他的政治态度。张闻天、毛泽东发出电报，要在南京的中共代表博古、叶剑英征求叶挺意见，是否愿意恢复党籍，叶挺表示：“在党的组织外，但愿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工作。”［9］经过中共中央领导人与叶挺谈话之后，中共中央决定同意叶挺担任新四军军长。11月7日，项英应召到达延安，向党中央详细地汇报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情况。叶挺与项英（已内定为新四军副军长）在延安见了面。8日，中共中央召开欢迎叶挺、项英大会，毛泽东致欢迎词说：“我们为什么欢迎叶挺军长呢？因为他是大革命时代的北伐名将，因为他愿意担任我们的新四军军长，因为他赞成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所以我们欢迎他。”叶挺在讲话中表示：“革命好比爬山，许多同志不怕山高，不怕路险，一直向上走。我有一段，是爬到半山腰又折回去了，现在又跟上来。今后，一定遵照党所指示的道路走，在党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坚决抗战到底。”［10］11月8日，毛泽东提出新四军军部第一部设南昌。12日，叶挺抵汉口，根据毛泽东“军暂住武汉”的指示，着手筹建新四军工作。12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对南方游击区工作的决议》。14日，政治局决定撤销中共中央分局，成立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和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均以项英为书记，陈毅为军分会副书记，曾山为东南分局副书记。12月25日，叶挺和项英在武汉召开新四军军部干部会议，意味着新四军正式成立。

　　1938年初，南京国民政府军政部公开公布项英任新四军副军长，张云逸任参谋长、周子昆任副参谋长。随后，毛泽东又任命袁国平为政治部主任，邓子恢为副主任。1月6日，项英、曾山率新四军军部人员到达南昌，驻南昌三眼井高升巷1号“张勋公馆”。9日，军部正式对外挂牌办公。

　　新四军军部成立以后，由各红军游击队改名的“抗日义勇军”等抗日武装，陆续下山，改编成新四军四个支队，分别由陈毅、张鼎丞、张云逸、高敬亭担任司令员，全军10300人，6200支枪。

　　1938年2月20日，叶挺军长下达了一、二、三支队向皖南歙县岩寺集中的命令，四支队则向皖中舒城、无为地区集中。至此，由南方八省十四个地区（不含琼崖）的红军游击队改编和组建新四军胜利完成，并开至抗日最前线。

　　三、弘扬新四军的铁军精神

　　新四军的历史渊源是武昌城下的老四军和罗霄山上的红四军。他们发扬了优良革命传统，铸造了铁军精神。正是这种铁军精神，使得新四军无往而不胜。新四军在八年抗战中成长壮大，主力部队发展到21万余人，地方武装97000余名，民兵近百万人。建立了苏皖浙豫鄂五省八个战略区，解放人口3400万。全军对日伪作战24600次，毙、伤日伪军293700名，俘日伪军144200名，另有54000名日伪军投诚、反正。被迫与顽军作战3200次，毙、伤、俘顽军官兵143000名。抗击了16万日军和23万伪军，真正是“华中人民的长城”。1947年1月，新四军番号撤销，改称华东野战军。

　　什么是铁军精神？我们认为：

　　（一）听党指挥，坚定信念

　　新四军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绝对听党指挥，党指向哪里，就奔向哪里。红军游击队在国共合作抗日后，服从党中央决定，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亲编第四军。部队番号变了，但始终保持坚定的革命信念。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高举团结抗日大旗，坚决执行党中央的全面抗战路线，贯彻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创建抗日民主根据地，极力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皖南事变后，被囚于上饶集中营的官兵们，坚贞不屈，同敌人进行了顽强的斗争。针对敌人的威逼利诱，叶挺在狱中写道：“头可断，血可流，志不可屈！”秘密党支部组织了越狱暴动，有200多人逃出了虎口。

　　（二）坚忍不拔，英勇果敢

　　新四军的作战区域主要是长江中下游地区，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军事重地。南京、上海、徐州、武汉、杭州等地，是日伪军统治的中心，也是国民党的心腹地带。日军实行“三光”政策，顽军不断制造反共磨擦。新四军处在日伪顽的夹击之中，艰难困苦可想而知。新四军因敌因地制宜，以己之长，克敌之短，英勇果敢，越战越强。1939年初，粟裕率部实行远距离奔袭，行军四昼夜，逼近芜湖日军飞机场，经20分钟的突然袭击，歼敌300多人，俘57人，缴获70多支枪。

　　新四军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敌人顽强斗争，奋力杀敌，涌现了大量的可歌可泣的英雄壮举。刘老庄82烈士便是最典型的事例。1943年3月18日，新四军三师七旅十九团二营四连为掩护部队主力转移，在淮阴刘老庄与十多倍于己的日军精锐部队激战12小时，击溃敌人五次冲锋，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与敌人进行肉搏拼杀，毙伤敌170余人，全连82人全部英勇牺牲。朱德称赞他们是我军指战员英雄主义的最高表现，陈毅誉之为“惊天地而泣鬼神的壮举”。在八年抗战中，新四军伤亡将士8万余人，其中团以上干部就有350多位（含项英、袁国平、周子昆、彭雪枫等）。

　　（三）顾全大局，相忍为国

　　新四军始终把中华民族的利益放在第一位，顾全大局。周恩来对新四军发展方向，提出了三个原则：“（1）哪个地方空虚，我们就向哪里发展；（2）哪个地方危险，我们就到那个地方去创造新的活动区域；（3）哪个地方只有敌人伪军，友党友军较不注意没有去活动，我们就向那里发展。这样可以减少磨擦，利于抗战。”［11］但国民党蒋介石却限定新四军在东西百余里、南北五六十里的地带活动，实际上就是“画地为牢”。1941年初，蒋介石又发动“皖南事变”。但新四军以民族大义为重，坚持团结抗日救国大方向。在日军“扫荡”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韩德勤的总部时，新四军主动掩护他到根据地来休整。他后来率部侵犯淮北根据地，被我军俘虏。他表示停止反共、一致抗日，陈毅又释放了他。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陈毅不顾个人安危，三赴泰州，劝说国民党苏鲁皖游击军正副总指挥李明扬、李长江，以民族大义为重，使他们在韩德勤进攻新四军时，保持中立。

　　（四）内外团结，众志成城

　　新四军内部的官兵之间，上下平等，平时团结友爱，战时把生的希望让给别人，把死的危险留给自己。项英一向生活俭朴，不吃“小灶”吃“大灶”，与大家同甘共苦。他领的津贴费只区区数元，与普通指战员几乎相当。为招待美国记者史沫特莱，他拿出自己的津贴费3元，叫伙房买几个菜，在军中传为佳话。新四军官兵为不打扰百姓，常常露宿街头或野外。在华中各抗日根据地，新四军常常帮助百姓搞生产，干农活，做家务。叶挺军长曾亲自为军部驻地附近百姓设计，并由官兵们帮助百姓造了一座连接叶子河两岸的木石桥。新四军在华中获得人民群众的爱戴，人们歌唱“吃菜要吃白菜心，当兵要当新四军”。

　　（五）步调一致，纪律严明

　　新四军一切行动听指挥，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全军上下始终如一。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央决定撤出长江以南的苏浙军区和第七师，仅七天时间，45000人全部撤出。新四军第五师和中原军区，以5万兵力牵制了国民党的30万兵力达半年之久，有力地支援了华北、华东和东北战场。全面内战爆发后，各路部队又密切配合，一举突出重围，粉碎了蒋介石要在“三至六个月内”消灭共产党的梦想。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弘扬铁军精神，首先要以爱国主义为核心，高举爱国大旗，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其次，要继承铁军勇往直前、所向无敌的英雄气概，把远大理想与现实结合起来，与时俱进，勇于创新；再次，要牢记心系百姓，服务人民的宗旨，关注民生，多做实事；最后，要保持艰苦奋斗这个铁军精神的本色，艰苦奋斗是井冈山精神的重要内容，铁军精神便是井冈山精神的继承和发展。

　　［参考文献］

　　［1］陈毅。忆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A］.回忆中央苏区［C］.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

　　［2］杨尚奎。艰难的岁月［A］.艰难的岁月［C］。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

　　［3］陈毅。陈毅诗词赏析［M］.香港：语丝出版社，2001。

　　［4］尼姆·韦尔斯。续西行漫记（内部资料）.

　　［5］黄道。致友人信［A］.黄道诗文集［C］.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

　　［6］中共中央政治局对于南方游击区工作的决议（1937年12月13日）［A］.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7］毛泽东。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A］.毛泽东选集：第2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8］朱德。三年游击战争的历史意义和作用（1948年5月14日）［A］.南方三年游击队战争（综合篇）［C］.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5.

　　［9］毛泽东关于叶挺已到延安致周恩来电（1937年11月3日）［A］.新四军文献：第1辑［C］.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4.

　　［10］转引自卢权编.叶挺传［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

　　［1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