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邓小平第一次南巡“深圳”

 1977年11月，邓小平、叶剑英等在广州会见广东党政领导干部。

　　邓小平第一次叫出“深圳”这个名字

　　1978年，经过10年“文化大革命”后的中国正处在历史的十字路口。11月10日至12月15日，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主要负责人集中到北京举行了长达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13日，邓小平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并在会议上突然提出了一个理论：“让一部分城市先富起来”。他一口气列出十多个城市，第一个“城市”就是深圳。这是“深圳”第一次为外界所知，此前，如果说起广东毗邻香港的这个地方，都会称做“宝安”。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会议确定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

　　当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这些伟人相继离去之后，邓小平的复出，让国人充满期待。此时，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引人注目。

　　在邓小平说出“深圳”这个名字以后，很多人开始在地图上寻找这个地方。

　　1977年11月，邓小平在叶剑英的陪同下到广东视察。这就是人们说的南巡。邓小平复出之后，一般描述为有两次南巡。其实，准确地说应该是三次南巡。1977年11月是第一次南巡。

　　邓小平关注深圳。来到广东以后，广东省领导把“逃港”的政治事件“捅”到了邓小平面前。

　　汇报者小心翼翼地将“逃港”事件托出，邓小平似乎对这惊天动地的政治事件无动于衷，用睿智的目光望着窗外烟尘蒙蒙的羊城大街，沉默了好一会儿才背过身来，十分肯定地说：“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

　　邓小平在广东十多天，直到离开，省委的领导还在揣摸这话的意味。

　　不过，有一个人似乎悟出了邓小平的弦外之音，这个人就是后来奋力挑起广东经济特区改革大旗的吴南生，当时他是广东省委书记。不久，吴南生带上秘书一竿子插到深圳田间地头进行实地调查。

　　吴南生发现了一件蹊跷的事：深圳有个罗芳村，河对岸的香港新界也有个罗芳村。不过，深圳罗芳村的人均年收入是134元，而新界罗芳村的人均年收入是13000元；宝安一个农民劳动的日收入为0.7—1.2元，而香港农民劳动一日收入为60—70港元，两者差距悬殊。

　　眼前的事实终于使省委书记恍然大悟，他这时才明白了邓小平的话。更耐人寻味的是，新界原本并没有一个什么罗芳村，居住在这里的人竟然全都是从深圳的罗芳村过去的。此时的香港被世界称做“东方明珠”，是亚洲“四小龙”之一。

　　显然，深圳和香港在经济上的差距是导致“逃港”事件的根本原因，而这种经济的差距，是政策造成的。

　　正是这次南巡，“省尾国角”的深圳进入了邓小平的视野。

　　当时深圳城区面积只有3平方公里，房屋低矮，街道狭窄，仅有“猪仔街”、“鱼仔街”两条小巷和一条十字街，点一支烟走过小街，走到头了烟还吸不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