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改革开放杀出一条血路

为改革开放杀出一条血路

——节选自《习仲勋传》（下卷）第31章

（本文原载于2015年8月26日 《深圳特区报》）

　　编者按：今天是深圳经济特区建立35周年纪念日，为了更加准确全面了解经济特区的创办过程，我们特节选由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出版的《习仲勋传》（下卷）部分内容，以飨读者。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习仲勋和中共广东省委一班人深入基层，实事求是，解放思想，认真总结建国以来特别是半年来谋划广东新发展的实践，深深感到现行的经济管理体制和管理方法严重束缚着生产力的发展，认为要在二十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就必须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为此，在一九七九年四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习仲勋代表中共广东省委向中央提出了“要权”进而“先走一步”的要求。中央这时正在考虑实施对外开放的战略，广东的这一建议和要求与中央不谋而合。中央同意广东、福建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并试办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经济特区，实行同内地不同的政策，在全国最先迈开了改革开放的重要一步，对我国实现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挥了重要作用。

　　改革开放先走一步

　　中共广东省委在一九七九年二月派出八个调查组深入调查之后，开始了农村体制改革，同时也形成了新的认识：在改革开放中要先走一步，必须发挥毗邻港澳的优势。

　　实际上，中共中央、国务院在这方面已经做了很多工作。从一九七七年下半年制定国民经济发展纲要开始，中央就考虑如何冲破闭关自守或半闭关自守的状态，逐步进入国际市场，以加速国内经济的发展。一九七八年春夏，中央先后派出三个考察组去境外考察。其中一个是由国家计委和外贸部组成的经济贸易考察组，在香港和澳门的工厂、农场、港口、建筑工地、农产品市场及一些商店实地考察，探求与内地特别是广东合作发展的可能性。考察组回到广州后，向习仲勋等广东党政领导人介绍考察情况，建议广东把宝安、珠海两县改为两个省辖市，派出得力干部，加强领导力量，使农业从“以粮食为主”逐步转到“以经营出口副食品为主”，积极发展建筑材料工业和加工工业，开辟游览区，办好商业、服务业和文化娱乐场所等。考察组介绍的情况和建议，与广东省领导的想法产生了共鸣。

　　习仲勋等广东省领导人由此进一步打开思路，向考察组提出了在毗邻港澳的地方建立试验区的大胆建议。之后，广东省开始积极收集对外开放可供借鉴的资料并加以研究，重点研究了亚洲“四小龙”经济腾飞的经验，准备借鉴他们的做法，放手大干。

　　国家计委和外贸部考察组回京后，向中央提交了《港澳经济考察报告》，提出借鉴港澳经验，把广东宝安、珠海划为出口基地，力争经过三五年努力，建设成具有相当水平的对外生产基地、加工基地和吸引港澳同胞的游览区。六月三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主要领导人华国锋等听取考察组汇报后，肯定了这一建议，指示：“总的同意”，“说干就干，把它办起来”。

　　习仲勋和中共广东省委迅速落实中央领导的指示，由此开始了创办经济特区的历程。为了开拓各级领导干部的视野，习仲勋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议，专门听取省委常委王全国参加由谷牧率领的国务院考察团出访西欧五国的情况汇报，并在中山纪念堂召开干部大会，向广东省、广州市处以上干部传达，使大家受到强烈震撼，思想豁然开朗。“有些同志说，只要改革国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充分发挥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利用广东沿海的有利条件，广东的现代化建设一定可以高速度前进。”

　　六月二十日晚，习仲勋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议，研究关于迅速开展对外加工装配业务和宝安、珠海两县建设问题。省委常委会议讨论落实华国锋、邓小平和李先念在中央政治局讨论《今后八年发展对外贸易、增加外汇收入的规划要点》时的指示和中央政治局听取赴日本经济代表团、赴港澳经济贸易考察组汇报时的指示，一致认为，党中央对广东十分关心，给予了很大支持，我们必须认真贯彻，抓紧落实，切实搞好对外加工装配业务和宝安、珠海两县的建设，决不辜负党中央的殷切希望。决定组织一个班子，在省委和地委统一领导下，研究制定这两个县建设的规划。会议责成省委常委、省革委会副主任李建安负责，主持召集省级有关单位研究，提出加强这两县建设的方案。

　　李建安雷厉风行，第二天下午就与省革委会副主任黄静波一起召集省直有关部门负责人，研究如何抓好宝安、珠海两个边防县建设和外贸出口问题。六月二十三日，两人联名向省委写出《关于搞好宝安、珠海边防县建设和外贸出口的意见》，提出了组织领导、机构设置、建立农副产品出口基地、进出口物资、工业交通建设、来料加工、引进生产线、搞好城镇建设和发展旅游业等问题的意见，初步勾画出两县发展的雏形。习仲勋和省委基本同意他们的意见。

　　七月上旬，习仲勋再一次到宝安视察，进一步感受到加快建设宝安的迫切性。回广州后，他即派省计委副主任张勋甫率领工作组到宝安、珠海做进一步调查研究。工作组很快送上调研报告，提出要在三至五年内把宝安、珠海两县建设成为具有相当水平的工农业结合的出口商品生产基地、吸引港澳游客的旅游区、新兴的边防城市。省委和省革委会听取汇报后，遂在领导层形成共识，之后又对举办出口加工区进行了反复论证。十月，广东省革委会向国务院上报了《关于宝安、珠海两县外贸基地和市政规划设想》，提出建设目标和政策措施。这时，习仲勋和中共广东省委，也同意国家交通部香港招商局在宝安蛇口投资建立加工工业区的提议，广东省和交通部联名于一九七九年一月六日向国务院呈报了《关于我驻香港招商局在广东宝安建立工业区的报告》，正式提出在宝安蛇口建立工业区，利用国内较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结合利用国外资金、先进技术和原材料，实现我国交通航运现代化，促进宝安城市工业建设和广东省的建设。

　　这样，在习仲勋的主持下，广东根据本省特点，并借鉴亚洲“四小龙”经验，开始着手筹建大规模的出口基地。中共广东省委和省革委会负责人多次到深圳、珠海察看地形、地貌，同有关人员研究出口商品基地和市政规划的问题。同时，习仲勋在与省委领导认真研究后，分别与张勋甫、吴健民谈话，决定由他们分别负责筹备组建宝安、珠海县改省辖市的领导班子。

　　一九七九年一月二十三日，中共广东省委决定宝安县改为深圳市，珠海县改为珠海市，张勋甫任深圳市委书记，吴健民任珠海市委书记。三月五日，国务院同意两县改县为省辖市。此前，国务院还批复同意《关于宝安、珠海两县外贸基地和市政规划设想》及在蛇口建立工业区的报告，并指出：“凡是看准了的，说干就干，立即行动，把它办成、办好。”

　　这时，一份关于香港厂商要求在广州开设工厂的来信摘报，送到邓小平那里。邓小平随即批示：“这种事，我看广东可以放手干。”这给习仲勋和中共广东省委以很大鼓舞，更坚定了他们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的决心和信心。

　　习仲勋后来回忆这一段历史时说：

　　三中全会关于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发扬民主，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和把党的工作着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为我们展现了广阔的前景，同时又促使我们认真思考，如何按照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广东的实际出发，把广东的四化建设搞得快一些，如何充分发挥广东的特点和优势，使广东在全国的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当时广东省委的同志分头到各地去调查研究，深感三中全会精神传达贯彻后，农村形势一片大好，广大干部、群众心情舒畅，“稳定，高兴，充满希望”——这就是当时形势的概括。从调查研究中，我们又深感广东的经济有它的长处和优势，又有它的短处和弱点。我们的农业不论从农、林、牧、副、渔五业来说，还是从农业内部的粮食和经济作物来说，都是门类众多，潜力很大。但是，我们人口多、耕地少的矛盾比全国更突出，平均每人只有八分多耕地，六分多粮田，而且自然灾害也多，所以粮食问题很尖锐，牵制了农业各业的发展。我们的加工工业有一定的基础，潜力也很大，但我们缺乏自己的基础工业，能源、交通问题十分突出。我们的商品经济在珠江三角洲地区有一定的基础，加上毗邻港澳，华侨众多，搞外贸和引进，条件比国内哪一个省都好。但是由于旧的经济体制把我们的手脚捆得紧紧的，使我们不能发挥自己的长处和优势，同时也无力克服自己的短处和弱点，困难很多。因此，广东的经济究竟应当怎样搞？应当搞成一个什么样的经济？怎样才能发挥广东的优势，怎样才能克服或避开广东的弱点？我们调整经济应当往哪里使劲？所有这些，都必须很好加以解决。我和杨尚昆同志以及省委其他同志经过认真讨论，确认根本的出路还是希望中央给广东放权，抓紧当前有利的国际形势，让广东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在四化建设中先走一步。

　　四月一日、二日，中共广东省委连续两天召开省委常委会议，为即将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准备材料。习仲勋参加，杨尚昆主持，讨论由杨应彬组织起草的《关于广东经济工作的汇报材料》和王全国组织起草的《对外经济技术交流专题报告》。两个材料根据广东经济中存在的问题，向中央提出了具体要求和建议：一是改革现行管理体制，给地方多一些权限；二是外汇收入扩大地方分成比例；三是充分利用外资，搞综合补偿等形式，解决广东电力、燃料、交通等薄弱环节；四是划定贸易合作区，吸收外商来广东投资设厂，建议运用国际惯例，将宝安、珠海和汕头市礐石、达濠三地划为对外加工贸易区；五是解决资金、材料、劳动力等的供应渠道；六是建立广东驻港澳专办业务的机构；七是尽快制定有关规章制度和法律，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八是建议地方外汇进口物资权限下放到省。

　　中共广东省委一致的意见是：“要求中央充分利用广东毗邻港澳、华侨众多的有利条件，允许广东在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方面先走一步。为此，要求中央多给广东一点权（审批权）和钱（外汇）。”大家在讨论中建议，要向中央“讲清广东的有利条件，先走一步可以为全国提供经验；先让地方松动一些，将来中央拿的外汇可能更多一些；广东市场长期紧张，不给我们一定的权力和外汇，这个现实问题就解决不了。要讲清我们的要求和大的措施，争取中央同意我们先走一步；否则，能解决几个具体问题也好”。

　　在讨论中，大家对出口工业区提出了几个名称，难以确定。叫“出口加工区”，与台湾的出口工业区叫法一样，不合适；叫“自由贸易区”，怕被说成是搞资本主义，也不行；叫“贸易出口区”，又与实际不相符。经过大家反复推敲，最后暂定为“贸易合作区”。习仲勋认为，这个名称富有创意，决定将这一大胆设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向中央领导做口头汇报。

　　这次常委会形成的向中央汇报的材料，是以习仲勋为班长的中共广东省委，贯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敢想敢干的产物；也是习仲勋带领“一班人”解放思想，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成果。会议作出的请求中央下放权力，让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及试办贸易合作区（后改为经济特区）的战略决策，为广东乃至全国后来的改革开放，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这时，叶剑英正在广州视察工作。习仲勋和吴南生前去看望叶帅，向他汇报了广东省委常委会讨论的情况和省委的设想。叶剑英非常高兴，表示支持，说你们要快些向邓小平同志汇报。

　　四月三日，习仲勋和王全国带着中共广东省委和广东五千六百万人民的殷切希望，赴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内容是讨论经济调整问题。习仲勋担任中南组召集人。

　　四月五日，会议开幕，首先由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代表中央讲话。他在讲话中，分析了粉碎“四人帮”后经济发展的形势，论述了调整经济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提出“调整，整顿，改革，稳步前进”的方针，强调“一定要从自己的实际出发，走出一条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现现代化的中国式的道路”。

　　四月七日上午，习仲勋主持中南组讨论。王全国代表中共广东省委首先发言，谈到了广东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改革现行经济体制的要求。习仲勋发言说：“不仅经济体制，整个行政体制上也要考虑改革。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各省有各省的特点，有些事应该根据各省的特点来搞，这也符合毛主席讲的大权独揽，小权分散的原则。”

　　四月八日下午，继续分组讨论李先念的报告。华国锋、李先念和胡耀邦参加中南组讨论，习仲勋作了系统发言。他说，中央提出集中三年时间搞好整个国民经济调整的重大决策，是完全正确的。这里“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搞什么样的现代化，不能离开中国的社会经济基础和条件。也就是说，我们只能搞中国式的现代化，走自己的现代化道路；学外国，只是借鉴人家的经验和引进先进科学技术。前段有一阵风，好像外国什么都好，他们什么都愿意帮我们的忙。其实并不是这么回事。还是要从中国的国情和基础出发，不能买一个现代化，也不能照搬一个现代化。”他认为，“这次调整比六十年代初那一次调整困难要大，主要就是林彪、‘四人帮’十年破坏，内伤、外伤太严重了，人民生活方面欠账太多了，问题成堆。但只要方针正确，措施得力，办法切合实际，困难一定可以克服，我们一定可以边调整边前进。”“农业内部的失调，主要是没有因地制宜，多种经营搞不好。一个地区有一个地区的因地制宜，一个省有一个省的因地制宜。如何按照各地的不同条件，发挥其长处，克服其短处，取得最大的经济效果，是大学问。这就有分工，有协作，使地区、省和全国的因地制宜能够衔接起来。像广东可以多搞糖、黄麻、蚕丝，海南岛可以多搞橡胶，为国家多做贡献。”当然，“农业的布局要一下子调整好有困难，但一定要逐步调整，才能促进农业的大发展”。

　　习仲勋直截了当地对中央计划工作提出了批评，他说，“在计划问题上揭露矛盾不够”，“计划上有缺口也不是不知道，但没有引起重视，或者不敢正视现实。不是留有余地，而是留有缺口，盲目干。还是怕讲缺点，不实事求是。并且还搞了些形式主义、劳民伤财的东西，比如参观多，会议多，省里经常要有一两个书记、常委来应付开会的事情。”

　　习仲勋还特别提出权力过于集中的问题。认为李先念的讲话，比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提出的“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的说法后退了，只是“一般地讲要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并且强调要集中统一”。他说：“这个原则是正确的，但当前的主要倾向是什么，应明确。从实际工作来看，我认为现在仍然是权力过于集中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经济管理体制问题，就是集权和分权的问题，要处理好这个关系。现在地方感到办事难，没有权，很难办。这个问题，光讲原则也不行，还要具体化一些。希望这次会上能够就改革经济管理体制问题，定出若干条，以便有所遵循。”

　　接着，习仲勋提出给广东放权的要求。他说：“广东邻近港澳，华侨众多，应充分利用这个有利条件，积极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我们省委讨论过，这次来开会，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先走一步，放手干”。“广东希望中央给个新的体制和政策”。“‘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广东作为一个省，是个大麻雀，等于人家一个或几个国。但现在省的地方机动权力太小，国家和中央部门统得过死，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我们的要求是在全国的集中统一领导下，放手一点，搞活一点。这样做，对地方有利，对国家也有利。”

　　习仲勋的发言内容实在，分量重，受到华国锋、李先念和胡耀邦的高度重视。

　　十七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各组召集人汇报会，汇报各组讨论情况，华国锋、邓小平和李先念、谷牧等参加。习仲勋首先汇报了广东的情况，谈到体制机构、环境污染、粮食增长赶不上人口增长、旅游事业等问题，并汇报了“去年已与香港接洽一百五十一项，签约一亿五千万美元，今年一季度四千多万美元”的情况。他再次郑重提出，广东临近港澳，可以发挥这一优势，在对外开放上做点文章。广东打算仿效外国加工区的形式，进行观察、学习、试验，运用国际惯例，在毗邻港澳的深圳市、珠海市和重要侨乡汕头市划出一块地方，单独进行管理，作为华侨、港澳同胞和外商的投资场所，按照国际市场的需要组织生产，初步定名为“贸易合作区”。他说，我们省委讨论过，希望中央让广东能够充分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先走一步。他又一次讲道：“广东要是一个‘独立国’的话，现在会超过香港。”“中央领导同志很重视”他的提议。

　　邓小平在听取习仲勋汇报时插话说：“广东、福建实行特殊政策，利用华侨资金、技术，包括设厂，这样搞不会变成资本主义。因为我们赚的钱不会装到华国锋同志和我们这些人的口袋里，我们是全民所有制。如果广东、福建两省八千万人先富起来，没有什么坏处。”邓小平还说：广东“只要不出大杠杠，不几年就可以上去”，“如果广东这样搞，每人收入搞到一千至二千元，起码不用向中央要钱嘛！”

　　华国锋就习仲勋提出的希望中央“给点权”问题时说：“仲勋同志讲，广东如果是一个国家，早就搞上去了。统死了，影响速度，经过两年认识，更深刻了”，“要进行大的体制改革，如广东要有一个新的体制”。他对谷牧说：“小平同志提的问题，会后谷牧同志去广东、福建，还有上海，研究一下如何发展。有关税收、民航、交通、通讯、利润、法律问题，外汇能不能拿走，这些问题不解决，无法发展。还有劳务法”等，“珠海、宝安要研究搞加工贸易区”，“加工区通过香港商业网销售，产品不受配额限制”。

　　会议期间的一天下午，习仲勋在怀仁堂向邓小平做了专题汇报，再次提出希望中央下放若干权力，让广东在对外经济活动中有较多的自主权和机动余地；允许在毗邻港澳的深圳、珠海以及属于重要侨乡的汕头，各划出一块地方，单独进行管理，作为港澳同胞、华侨和外商的投资场所，按照国际市场的需要组织生产，初步定名为“贸易合作区”。邓小平非常赞同广东富有新意的设想。他敏锐地感到这是一种新思路，是中国实施开放政策、促进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突破口。当听说“贸易合作区”的名称定不下来，大家意见不一致时，邓小平不假思索地说：“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习仲勋对此事印象十分深刻。一九九九年，当大型电视理论宣传片《春风绿南粤——邓小平理论与广东实践》摄制组采访时，他激动地说：

　　一九七九年我们要求中央给广东放权时，就包括了办特区的内容，这也是借鉴国外的经验。广东有许多有利条件，就是缺少政策和体制的支持。小平同志很同意我的思路。当时有人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变资本主义，小平同志回答得很明确，很中肯，他说我们赚的钱是不会落在我们这些人的口袋里的，我们是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不会变成资本主义。小平同志说，“广东、福建两省八千万人，等于一个国家，先富起来没有什么坏处。”在给广东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和办特区这样一个大政策出台的思路方面，小平同志与广东的干部群众的想法是不谋而合。一方面，广东有这样的要求，另一方面，小平同志大的思路也在这个方面想，并且站得更高，看得更远。

　　根据邓小平的建议，中央工作会议正式讨论了广东和福建省的提议，并作出关于充分发挥广东、福建两省的有利条件和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等地试办出口特区的决定。中央还决定派主管这方面工作的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率领工作组前往广东、福建，和两省省委一起具体研究，共同起草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文件。

　　这一决定，极大地鼓舞了与会的习仲勋和王全国。习仲勋要随从的省委副秘书长张汉青“打电话给省委、省革委，把党中央批准广东在改革经济管理体制方面先走一步的消息传回来，以便做好必要的准备”。

　　会议一结束，习仲勋赶回广东，立即向省委常委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和向中央“要权”的经过。在传达中，他“特别强调广东要求先走一步，不光是广东的问题，是关系到整个国家的问题，是从全局出发的。又说，广东这事，今天不提明天要提，明天不提后天要提。中国社会发展到现在，总得变，你不提，中央也会提。拼老命我们也要干”。他要求说：“谷牧来，我们要做好汇报。到底怎么搞，要好好准备，把大的盘子定下来。这也是从全局出发，二十多个省、市也总要有先有后的上。我们挑的担子很重，但很光荣。要好好搞。”

　　五月十四日至二十六日，习仲勋主持召开中共广东省委四届三次常委扩大会议和省、地、县三级干部会议，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他说，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批准了广东省委关于在改革经济管理体制中先走一步的要求。他强调：“这个问题对我们广东来说，是关系重大的事。我的心情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我们在中央的统一领导和大力支持下，能充分利用我省的有利条件，发挥广东的优势，在改革经济管理体制方面先走一步，为全国摸索一点经验，这个任务很光荣。惧的是，我们的担子很重，任务很艰巨，又没有经验，困难不少，怎样搞好，能否搞好，我是有些担心的。但是，党中央这样关心和支持我们，这就给了我们巨大的力量。只要我们团结一致，兢兢业业，埋头苦干，谦虚谨慎，大胆探索，千方百计把事情办好，就一定能够为国家做出更多的贡献。”他充满信心地说：“我们确信‘路是人走出来的’，只要我们团结战斗，就总会有办法。”

　　五月十一日，谷牧率领中央工作组抵达广州。五月十四日，习仲勋、杨尚昆和刘田夫等按照事先准备的《汇报提纲》和《关于试办深圳、珠海、汕头出口特区的初步设想》，向中央工作组做了详细汇报。谷牧听取汇报后就广东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必要性、经济体制改革要解决的若干问题、立法工作和当前要给广东解决的具体问题讲了意见，要求“广东更要改革快一些”，“要杀出一条血路，创造经验”，要比中央最近的那些决定更开放一些。

　　五月二十日，谷牧和中央工作组的成员与习仲勋、杨尚昆、刘田夫等人进一步就起草向中央和国务院的报告交换了意见。六月六日，中共广东省委向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上报《关于发挥广东优越条件，扩大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发展的报告》。报告包括以下内容：一、扩大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发展的优越条件；二、初步规划设想；三、实行新的经济管理体制；四、试办出口特区；五、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在报告中，还希望中央帮助广东解决化肥、电力、燃料和交通运输等方面存在的突出困难。六月九日，中共福建省委也提出了类似的报告。

　　七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广东和福建两省的报告，也就是广东干部群众盼望已久的“中发［1979］50号文件”。文件指出：“对两省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给地方以更多的主动权，使之发挥优越条件，抓住当前有利的国际形势，先走一步，把经济尽快搞上去。这是一个重要的决策，对于加速我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有重要的意义。”中央对广东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主要内容，包括：外汇收入和财政实行定额包干，一定五年不变；在国家计划指导下，物资、商业实行新的经济体制，适当利用市场调节；在计划、物价、劳动工资、企业管理和对外经济活动等方面，扩大地方管理权限；试办深圳、珠海、汕头三个出口特区，积极吸收侨资、外资，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文件指出：“出口特区，可先在深圳、珠海两市试办，待取得经验后，再考虑在汕头、厦门设置的问题。”经中央批准的广东省委报告还提出：“特区内允许华侨、港澳商人直接投资办厂，也允许某些外国厂商投资办厂，或同他们兴办合营企业和旅游事业。”报告也明确特区的管理原则是“既要维护我国的主权，执行中国的法律、法令，遵守我国的外汇管理和海关制度；又要在经济上实行开放政策”。

　　这个伟大的战略决策，是对新中国成立后近三十年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对外开放理论正确理解和发展的结果，受到广东人民的热烈欢迎，在海外侨胞和港澳同胞中引起了强烈反响。这个伟大的战略决策是一个支点，撬动了中国旧体制的巨石。

　　对于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叶剑英深表赞成和支持。他和中央政治局委员、广州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于六月在接见参加广东三级干部会议的地、市、县委书记时高兴地说：“同志们反映，广东省委的负责人是可以信赖的，地委书记也是可以信赖的，关键在于领导。”他指出：“中央工作会议，地方的同志要求经济体制要改变一下，下放一些权力。究竟下放多少，改变多大，没有把握。中央决定广东、福建先走一步，把广东作为试点”，“广东搞好了，可以推动全国、促进全国。”习仲勋向叶剑英表示，一定要从广东的实际情况出发，把改革开放先走一步搞好，出色地完成中央交给广东的任务。

　　习仲勋和中共广东省委迅即决定成立由刘田夫、王全国和吴南生组成的三人小组，负责中发［1979］50号文件的落实；建立广东省经济工作办公会议，加强对经济工作的具体协调。“从这以后，广东根据中央的方针，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创办经济特区，踏上了光荣而又艰难的历程”。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改革开放的春风，给南粤大地带来了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