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用人思想：信赏必罚 赏罚得当

　　古人非常看重赏罚，认为赏罚是治国理政不可缺少、不可替代的重要手段，舍此不能正确用人，整顿吏治；舍此也不能引导社会风气，管理百姓。历代政治家、思想家对赏罚多有论述，其中有些可谓高屋建瓴。例如，唐太宗说：“国家大事，惟赏与罚。”西汉魏相说：“赏罚所以劝善禁恶，政之本也。”晋代傅玄说：“治国有二柄，一曰赏，二曰罚。赏者，政之大德也；罚者，政之大威也。”上述话语，话不同而义同，都是强调赏罚的重要性，称之为国家大事、为政之本、治国权柄等。如果一个国家没有赏罚，治理国家就失去了抓手，推行政令就难以畅通，执政者发号施令就不会有人听。

　　重视赏罚的作用，信赏必罚

　　信赏必罚，《辞海》的解释是“有功必赏，有罪必罚”。对于信赏必罚，姜太公阐述得更加明白一些。周文王曾就赏罚问题进行咨询，姜太公回答说：“凡用赏者贵信，用罚者贵必。”就是说，使用奖赏者贵在讲信用，该赏的一定赏，这叫“信赏”；使用处罚者贵在必定做到，该罚的绝不姑息，这叫“必罚”。姜太公进一步说：“有功必赏、有过必罚的做法，虽然只是用在了我们眼见耳闻的人和事上，但其影响却极深远，那些我们看不到听不到地方，也都在无形中受到了教化。”姜太公的这两句话，既讲出了赏罚的原则——信赏必罚，也阐明了赏罚的功用——赏罚一人，教育众人。

　　赏罚的功效能不能得到正常发挥，关键看能不能做到信赏必罚。如果做不到有功必赏、有过必罚，那么就谈不到“赏一劝百，罚一惩众”的作用；如果赏罚随意，不高兴时该赏也不赏，高兴时该罚也不罚，那就不但得不到赏罚的正作用，还会带来副作用。所以，古人常常把能不能做到信赏必罚，作为判断事情能不能成功的根据。

　　对于赏罚的功效和信赏必罚的作用，历代比较精明的君主和有识之士大都有所认识，有的还能自觉地将赏罚用于用人治国的实践中，并不断地总结经验。唐太宗李世民经常以隋朝为鉴，思考治国方法的得失。贞观四年（630年）七月的一天，他与房玄龄等人谈论隋文帝的治国方法。房玄龄等感觉隋文帝勤于朝政，不辞辛苦，应该算是一个励精图治的君主。唐太宗却说不对，指出隋文帝事无大小，都由自己决定的做法，并不是好办法，而是败亡之道。唐太宗说自己正确的办法是：首先用好人才，“选拔天下贤才，各安排一定官职，让他们考虑如何治理国家，各司其职”；然后是管好人才，“有功则赏，有罪则罚。这样一来谁敢不尽心竭力做好自己的工作呢？又何愁天下治理不好呢？”唐太宗认为，选好人才之后，只要做到信赏必罚，国家没有治理不好的；有些朝代之所以短命，就是因为君主都不懂得用好奖善惩恶、赏功罚罪这一治国利器。

　　由此可知，赏罚的功效，主要的不在于受赏者本人受到鼓励，受罚者本人受到惩治，而在于教育众人，使相关群体和队伍中的每个人都受到激励或者警戒。

　　坚持公平公正的原则，赏罚得当

　　赏罚得当是奖励惩戒制度应该遵循的基本原则。所谓奖励得当，是说对一个人是否给予奖励，以及给予何种奖励，要根据其事迹的突出程度或贡献的大小，做到大功大奖，小功小奖，无功不奖。所谓惩处得当，就是对一个人的惩处要与其所犯的错误相适应，做到以事实为依据，以有关处分规定为准绳，定性准确，处理恰当。要做到赏罚得当，关键是要坚持公平公正的原则，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防止加入主观偏见和人情成分。

　　荀子认为，做君王的政策应该是：“无德不贵，无能不官，无功不赏，无罪不罚。”无德无能的人不能给他地位和权力，同时做到没有功绩的人绝对不能赏，没有罪过的人绝对不能罚，这确实是治国之道。曹操也讲过类似的话，他说：“英明的君主不会给无功之臣升官，不会赏赐作战不勇敢的人。”他们讲的都是一个意思，就是赏罚要有条件，一定是赏功罚过，不能赏罚无名。唐太宗讲得更进一步：不但要做到无功不赏、无过不罚，还要做到“赏当其劳”“罚当其罪”，即赏赐的轻重应与其功劳大小相当，惩罚的轻重应与其罪过大小相符。

　　南北朝时期，北齐的大臣杜弼深受世宗高澄的信赖。有一次杜弼要领军出征，临行之时，世宗赐给他一匹好马，并一定要他讲一两条“政务之要”之后再走。杜弼用很通俗的语言说道：“天下大务，莫过赏罚二论。赏一人使天下人喜，罚一人使天下人服。但能二事得中，自然尽美。”世宗高兴地说：“言虽不多，于理甚要。”杜弼把治国理政的要点总结为要赏罚得当，可以说是没有辜负世宗的信任，不负所望；世宗听了能非常高兴，并作出“于理甚要”的评价，说明世宗对赏罚的作用也已心领神会。

　　做到赏罚得当，当然需要多种因素的结合，但关键是要坚持公正公平的原则，它是赏罚得当的前提。

　　贞观元年（627年），唐太宗论功行赏，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均封为公，功劳并列第一等，实封食邑三千三百户。唐太宗的叔父淮安王李神通上奏说：“高祖起义的旗帜刚举，我就率兵先来响应。现在房玄龄等只是些舞文弄墨的人，却功居第一，我心里不服。”唐太宗重申了“赏当其劳，罚当其罪”的原则，然后说：“现在按功勋大小行赏，房玄龄等有运筹帷幄、安定社稷的功劳。所以汉朝的萧何，虽然没有战场拼杀的功劳，但有指导和运筹全局的作用，因此能够功居第一。叔父是朝廷至亲，我实在不是吝惜封赏，只是不能为徇私情就随便让叔父与功勋卓著的大臣同等封赏啊！”李神通被封王，按说比国公高，为什么还要攀比呢？原来李神通的王，是唐高祖按老传统封的，凡是皇帝的兄弟和子孙不管有无功劳皆封为王。唐太宗即位后重新论功行赏，房玄龄等实际食邑，有的记载是三千三百户，有的记载是一千三百户，而李神通实际只享受五百户，因而攀比。唐太宗坚持原则，只考虑功劳大小，不论亲疏远近，做到了公正公平。

　　由此可知，要想使赏罚起到劝善惩恶的作用，必须做到赏罚得当；要想赏罚得当，必须做到公正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