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用人思想|贤才为治国之宝

　　中国古代很早就提出了选才用人的管理思想,认识到“知人善任,礼贤下士”的重要性。古人治国用人的聪明智慧，足以让后人从中受到“知兴替”的有益启发。共产党员网制作“中国古代用人思想”系列文章，从历史中选取若干典型故事，从用人的重要性、用人标准、用人方法三个方面阐述中国古代用人思想、经验、观点和做法。

朱元璋和开国大臣在一起。

　　洪武四年（1371年），朱元璋对中书省的大臣们说：“今天下已定，致治之道在于任贤。”致治之道，就是实现天下大治的办法。

　　朱元璋对于访求治国贤才的重要性，认识得比较早，抓得也比较早。他虽然在争夺天下时，已经笼络了一批优秀人才，但他明白，胜利之后要管理好这么大一个国家，这些人才还远远不够。打天下需要贤才，治天下同样需要贤才，而且需要更多的各类贤才。朱元璋在做皇帝前夕，就派人带着钱和帛“求贤于四方”。即位后，“洪武元年征天下贤才至京，授以守令（地方长官）”。同年冬天，又派一些官员“分行天下，访求贤才”。洪武六年（1373年）又设置许多科目，令有关部门“察举贤才”，首重德行，次重才学，不论出身贵贱，“由布衣而登大僚者不可胜数”。很多原来是普通百姓但有才的人也做上了大官。洪武十七年（1384年）重新实行科举制度，选拔录用工作逐步走上制度化。

　　为什么在开国之初，朱元璋多管齐下，那样急迫地招揽人才？一方面与当时百废待举，各地各部门都需要官员的实际情况有关；而更重要的是，朱元璋有明确的指导思想。洪武六年，朱元璋在一道诏书中讲清楚了这件事，他说：“贤才不备，不足以为治。鸿鹄之所以能飞得又高又远，是因为它有羽翼啊；蛟龙之所以能够翻腾跳跃，是因为它有鳞甲啊；君主之所以能使国家实现大治，是因为有贤人辅佐他。如今在野人士中有德才优秀者，有关部门要进行举荐，以礼相待，护送到京，我要任用他们，目的是实现国家大治。”“（洪武）六年复下诏曰：‘……盖贤才不备，不足以为治。鸿鹄之能远举者，为其有羽翼也。蛟龙之能腾跃者，为其有鳞鬣也。人君之能致治者，为其有贤人而为之辅也。山林之士德行文艺可称者，有司采举，备礼遣送至京，朕将任用之，以图至治。’”这段话有两个意思：其一是说君主必须有贤人辅佐才能把国家治理好；其二是命令有关官员要把推荐人才作为一项大事来抓。

　　朱元璋不但自己深刻认识到任用贤才治国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还要求各级官员在这方面都要提高认识，并贯彻到实际工作中去。为此，他严厉批评那些对用人重要性缺乏认识的人，并经常把以往的历史教训讲给群臣听。

　　朱元璋亲眼目睹元朝的腐败，并亲手灭亡元朝而建立明朝，这正应了一句成语：殷鉴不远。所以，朱元璋经常给群臣念叨元朝灭亡的教训。在他即皇帝位的前夕（1364年），有一次他对朝廷大臣说：“（元朝）建国之初，辅佐朝政的大臣们都是贤达之士，由他们举荐的人也都是品德优秀的君子，治国政绩很像个样子。但到了后来，小人擅权，奸邪竞进，他们任用自己的亲朋故旧，结党营私，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机构贪婪无耻，从此国家法度日益松懈，朝纲不振，以至于土崩瓦解，最终不可救药。”“丁巳，上谓廷臣曰：‘元本胡人……建国之初，辅弼之臣率皆贤达，所进用者又皆君子，是以政治翕然可观。及其后也，小人擅权，奸邪竞进，举用亲旧，结为朋党，中外百司贪婪无耻，由是法度日弛，纪纲不振，至于土崩瓦解，卒不可救。’”

　　确如朱元璋所说，元朝最高统治者虽系少数民族，起自沙漠，但仍然脱离不了这样一个规律，那就是依靠人才打天下，依靠人才安天下。因为没有优秀人才的辅佐，统治者就难以形成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军事策略，因而不可能成功。

　　朱元璋能有这样深刻的认识，固然与他的才智过人有关，同时与他有个贤内助也有很大关系。朱元璋的皇后姓马，史称马皇后，“仁慈有智鉴，好书史”。就是说她有仁爱之心，而且有智慧、有见识，爱读书，喜欢历史。朱元璋经常在群臣面前夸自己的老婆，说她贤惠“同于唐（太宗的）长孙皇后”。马皇后听说后谦虚地说：“我哪敢与长孙皇后比。”并对朱元璋说：“我听说，夫妇之间相互保护比较容易，君臣之间相互保护就难啦。陛下您能不忘我曾和您同贫贱，这很好；但愿您也能不忘群臣曾经和您同艰难啊！”我们只要想想朱元璋后来杀戮功臣的行为，就会感到马皇后这话的针对性和预见性。

　　纵观朱元璋的创业历史，可以说他在招贤用贤方面做得很到位，但在爱才护才方面做得很不够，特别是在后期，他迭起大案，杀戮过多，使群臣真正尝到了“伴君如伴虎”的滋味。我们在这里不是全面评价朱元璋是如何对待人才的，主要是从研究用人思想的角度来探讨他的有关论述和观点。不管怎么说，朱元璋关于治国需要贤才的论述、视贤才为国宝的观念以及招贤用贤的许多做法，都给后世留下了有益的启发。（摘编自《中国古代用人思想》 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 侯建良 刘玉华/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