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用人思想|为政在于用贤

　　中国古代很早就提出了选才用人的管理思想,认识到“知人善任,礼贤下士”的重要性。古人治国用人的聪明智慧，足以让后人从中受到“知兴替”的有益启发。共产党员网制作“中国古代用人思想”系列文章，从历史中选取若干典型故事，从用人的重要性、用人标准、用人方法三个方面阐述中国古代用人思想、经验、观点和做法。

　　清代雍正皇帝有一句概括用人重要性的话，可以说是高屋建瓴，振聋发聩。他说：“治天下以用人为本，其余皆枝叶事耳。”雍正帝说，用人是治理国家的根本大计，其余的事当然也很重要，但与用人这件事比起来，就是次要的。如果将用人比作一棵大树的根和干的话，其余的事只能算作枝和叶了。

　　战国思想家墨子较早地提出了尊贤用贤是为政之本的思想。他说：“为政者的根本任务，不是别的，只是大量地吸收和使用贤才而已。”他又说：“如果想继承尧、舜、禹、汤四位仁君的治国之道，就不可以不尊贤用贤。尊贤用贤，是为政之本啊！”尧、舜、禹、汤这四位帝王的共同特点是尊重贤人，共同做法是选贤任能。所以墨子说，要想学习他们的治国之道，就是要尊贤用贤，这才是处理国政的根本。

　　治天下以用人为本的思想，为历代有作为的统治者和有远见卓识的思想家所认可、推崇，并加以发挥。例如，诸葛亮说：“治身之道，务在养神；治国之道，务在举贤。是以养神求生，举贤求安。”他又说：“国危不治，民不安居，此失贤之过也。夫失贤而不危，得贤而不安，未之有也。”诸葛亮认为，治国的主要方法就是任用贤才。理由就是：失掉贤人国家就危亡，得到贤人国家就安定，这是必然的，相反的情况从来没有过。

　　东晋的著名学者、道教理论家葛洪这样说：“没有舟船而想横渡大海的，没见过有渡过去的；没有良臣辅佐而想把天下治理太平的，没听说有成功的。”说到这里，他得出了自己的结论：“故招贤用才者，人主之要务也。”

　　既然用人问题是治理国家的根本大计，那么招贤用贤就应该是君主的基本责任。古人对此亦多有论述。

　　孟子说：“尧把得不到舜这样的人作为自己最为忧虑的事，舜把得不到禹和皋陶这样的人作为自己最为忧虑的事。因为自己的田地种得不好而忧虑的，那是农夫。把钱财分给别人叫作惠，教人去做善事叫作忠，为天下找到贤人叫作仁。所以说，把天下让给别人比较容易，为天下找到贤人就比较难啦。”这给后来治国者一个提示：要做尧舜之君，首先就要像他们那样，将招贤用贤作为自己第一位的责任。

　　古人认为，招贤用贤、知人善任不仅是帝王的责任，凡具有选贤荐贤之责的大臣，特别是宰相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古代的宰相是百官之长，如果宰相只知忙于具体事务，而不注意发现人才，并及时向朝廷推荐人才，那么这样的宰相就不是称职的宰相。春秋时的楚国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天，楚庄王退朝回来晚了，他的夫人樊姬问他为什么回来晚了，庄王说：“今天与贤相说话，不知不觉就晚了。”樊姬问：“贤相是谁？”庄王说就是虞丘子。不料想樊姬语出惊人，她说：“虞丘子身居相位数十年，竟没有推荐一个贤人。如果他知道有贤人而不推荐，这是对国家不忠；如果他不知道有贤人，说明他没有识人的智慧。这样的人，怎么是贤相呢？”第二天上朝，楚庄王便将樊姬的话告诉了虞丘子。虞丘子叩头说：“樊姬说得对。”于是虞丘子辞掉相位并推荐孙叔敖。孙叔敖做了宰相后，庄王终于称霸于诸侯。

　　唐太宗对宰相之责说得更明确。贞观初年，房玄龄、杜如晦分别担任左、右仆射（唐代的宰相职务）。有一天，唐太宗对他们说：“你们二位身为宰相，应当广求贤人，并根据他们的才能加以任用，这是宰相的职责呀。听说你们每天受理诉讼案件，忙得一点儿空闲都没有，这怎么能帮助我选拔贤才呢！”于是唐太宗又下了一道命令：以后凡尚书省的具体事务，都交给下属官员去做，只有需要向皇帝报告的大事，才由宰相办理。这样，宰相就有足够的时间去关心选拔贤才的事情了。

　　唐代文学家、被誉为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对宰相之职也有论述。他说：“公开透明和公正无私地选拔人才，使各类人才都能扬长避短地发挥作用，以委婉有余为良好，以出众超群为英杰，比较他们的长短优劣，根据各自特点安排合适的职位，这是宰相的为政方法。”在韩愈看来，公正地选拔人才和合理地使用人才，是宰相从事政务活动的基本内容和基本方法。

　　元世祖忽必烈非常器重的大臣程钜夫，在给皇帝上书时也特别强调宰相的进贤之责。他说：“天子之职，莫大于择相；宰相之职，莫大于进贤。”诚可谓言简意赅，发人深省。（摘编自《中国古代用人思想》 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 侯建良 刘玉华/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