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用人思想|选天下之才 办天下之事

　　中国古代很早就提出了选才用人的管理思想，认识到“知人善任，礼贤下士”的重要性。古人治国用人的聪明智慧，足以让后人从中受到“知兴替”的有益启发。共产党员网制作“中国古代用人思想”系列文章，从历史中选取若干典型故事，从用人的重要性、用人标准、用人方法三个方面阐述中国古代用人思想、经验、观点和做法。

　　古人认为，用人（用贤）是为政之本。但我们知道，古代是君主专制政体，国家的一切事情由君主说了算，君主是名副其实的治国理政的主宰；那么，君主主政与贤人理政是何关系，二者之间会不会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在这方面，古人有很精辟的见解。

　　古人认为，君主和臣子的角色是不同的，因而在治国理政中的作用也是不同的，二者不能混淆。汉代学者刘向说：“知人者主道也，知事者臣道也。主道知人，臣道知事，勿乱旧法，而天下治矣。”意思就是：君主的职责是主持用人，臣子的职责是负责办事。只要这一老规矩不打乱，国家肯定能治理好。反之，如果君主越俎代庖，亲自去办应该是臣子们办的事，而大臣越权操纵了用人大权，那么国家肯定会乱。无数历史事实都证明了这一点。

　　由于君主与其他人的角色不同，因此评价他们能力高低的标准也就不同。荀子说：“作为国君，他的能力主要表现在善于用人上；而一个普通人的能力如何，就要看他自己了。”接着，荀子又作了一番阐述，意思是：君主一人管理天下，还能够行有余力，那是因为他使用别人去干事；如果他凡事都要亲自去干，那么他的劳累痛苦就没人能比了，那样的话，即使是奴婢也不愿意跟他交换位置。

　　历史告诉我们，在治国实践中，并不是所有君主都能明白君主主政与大臣理政之间的关系。有的君主，事无巨细都揽在自己手里，只有亲自处理才放心，结果事倍功半，费力不讨好；有的君主善于抓大事，尤其注重用人，注意发现、识别和任用各类优秀人才，给每个重要岗位都安上合适的人选，结果事半功倍，天下大治，自己也做到了应付自如，游刃有余。这后一种情况，古代称之为“国治身逸”，即国家治理好了，君主还能劳逸结合，日子过得轻松愉快。

　　国家之大，事务繁多。人们常说，皇帝“日理万机”，虽没人相信当皇帝的真的一天要处理上万件事，但也没人批评这是吹牛撒谎，因为整个国家需要处理的事务何止千万！但这么多的事全由皇帝一人处理，那是不可能的，其中绝大多数事是皇帝管不了、管不好、也不该管的事。对此，一些英明皇帝是了然于胸的。

　　唐代贞观四年（630年）七月，唐太宗与房玄龄等人有一段谈话，其中道理非常深刻。唐太宗问：“你们认为隋文帝是个什么样的君主？”房玄龄等回答说：“隋文帝能自觉地约束自己，使自己的言行合乎礼的要求，他勤劳思政，每天坐朝议政，有时直到太阳偏西才罢朝。凡五品以上的官员，他都亲自接见并与他们讨论国事。对守门警卫人员他也关心，还亲自传饭给他们吃。隋文帝虽说不上仁慈圣明，但也称得上是一个励精图治的君主啊。”就事论事，大臣们说得也没错。可唐太宗不以为然，讲了一大段话，见解独到，发人深省。他说：“你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这个人的本性是看事情过于细致，而内心不圣明。心不明则有的事就看不透，看事过于细致就容易多疑。由于他自己是用欺侮孤儿寡母的手段得到天下的，所以他认为群臣不可信任。因此，事无巨细都由自己决定，尽管他累得筋疲力尽，面容憔悴，也无法把事情都办得合情合理。朝臣们知道隋文帝的想法，也就不敢再说实话，结果宰相以下所有官员，只有按旨意去办就是了。而我的想法不是这样，以天下之广，岂可独断于一人的考虑？我要选天下之才，来办天下之事，委任职务明确责任，各尽其用，这样可能更合理一些。”

　　在另一场合，唐太宗又说：“治国要得到匡正辅助，必须依靠忠良之臣。能任用合适的人才，天下自然治理得好。”“所以访求贤才比较辛苦，但任用了贤才，君王就可以安逸。”

　　治国大计，君主不能独理，而需要贤才辅佐。这一道理，不光是那些头脑比较清醒的君主明白，那些担负一定责任、关心国家大事的臣子们更明白，只是大多数选择了沉默，因为如果直言此事，便有蔑视皇帝之嫌；所以一般见了皇帝，都是恭维“皇帝圣明”“日理万机”之类。但也有少数敢于直言的，会当面讲给皇帝听，以起到提醒或警示作用。

　　宋代苏辙甚至这样说：“作为君主，其最大的优点在于能够知人善任；其最大的毛病在于自己多才多能。”这话有点耐人寻味。多才多能不是好事吗？帝王多才多能怎么就成了毛病了呢？苏辙继续说道：“对贤才知而善用，就如同这众多贤才的才能全都归自己拥有一样，即使想成为尧舜也是可以做到的。但是自己多才，往往会刚愎自用，虽然身边有贤才也没地方用。这样的话，君主顶多是能够做到自立罢了，就难以有什么作为了。”原来道理是这样：一个人再聪明，也远远比不上众多贤才的集体智慧。所以，做君主的要以知人善任为能，善于发挥每个人的作用，而不是什么事都要亲自处理才放心。其实这些道理不只是对君主有用，对于地方和部门的各级领导者来说，同样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摘编自《中国古代用人思想》 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 侯建良 刘玉华/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