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用人思想| 有才无德者 断不可用

　　中国古代很早就提出了选才用人的管理思想，认识到“知人善任，礼贤下士”的重要性。古人治国用人的聪明智慧，足以让后人从中受到“知兴替”的有益启发。共产党员网制作“中国古代用人思想”系列文章，从历史中选取若干典型故事，从用人的重要性、用人标准、用人方法三个方面阐述中国古代用人思想、经验、观点和做法。

　　司马光曾按德才差别将人分为四类：“才德全尽（完美无缺）谓之‘圣人’，才德兼亡（都没有）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他认为，用人时要想办法得到圣人和君子；如果得不到圣人和君子的话，那么“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司马光强调有才无德者断不可用。那么，为什么有才无德者就不能用呢？古人有以下几种说法。

　　无益论

　　有才无德者用之无益，不如不用。清康熙二十六年四月，皇帝给吏部下旨，其中说：“我主持政务已有多年，发现有些有才能的人仗着自己有才，办起事来就独断专行，任意胡为，想起来都觉着可怕。我认为还是德才兼备的人为官最好，如果只是才优而德不好，对治理国家终究没有什么帮助啊。”康熙皇帝在另一场合更加明确地说过：“朕观人必先心术，次才学。心术不善，纵有才学何用？”

　　南宋大臣罗点是位很有见识的官员，曾官至端明殿学士，主持枢密院（主管军政的最高机关）工作。当时有人说：“天下事，只有有才能的人才能办得了。”罗点回答说：“那要先看他品德如何，若人品不正，即使才能过人，结果又能得到什么呢？”

　　有害论

　　若重才轻德，则易造成用人失误，结果百姓受害，国家遭殃。

　　唐贞观三年（629年），唐太宗跟吏部尚书谈用人重才不重德的危害时说：“近来见吏部选拔官员，只是看他们能说会写就用，但并不了解他们是否有高尚的道德品行。结果有的任职几年之后，罪恶行迹就开始显露出来，虽给以判刑杀头，然而百姓已深受其害。”吏部在选拔官员方面握有实权，如果吏部官员在掌握用人标准上有偏差，则会直接造成用人失误。虽然官员出了问题，可以惩处，但给百姓和国家带来的损失与危害，却是无法挽回的。唐太宗一针见血地指出：用人失误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不去深入了解选拔对象的道德品行。

　　用人重才不重德，会给百姓、国家带来危害和损失，这是众所公认的道理。但有时这种危害和损失不是直接显现出来的，而是隐性的，这一点却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出来的。金代章宗皇帝有一段论述令人深思。当时有人反映，社会风气不好，孝悌廉耻的道德缺失。宰臣请求抓一下端正风俗的工作。金章宗没有就事论事，而是把风俗不正的原因归结为用人有误。他说：“现在考察选拔官吏的人，大多要求近期效果，以有才干会办事为上，那些性格宽厚、重视道德教育的人，则被说成是迂腐不切合实际。所以人们都认为道德教育是多余的事，这是孝悌道德丧失的根本原因。若告诉有关部门，将那些能够推行道德教育的官吏提拔任用，那么道德教育就可得以推行，孝悌之道就可兴起了。现在的考察选拔，都是先看才而后看德。奸巧狡猾之徒，虽有曾经贪赃的污点，一旦被任用，往往仍被认为是能干的官吏，这就是廉耻丧失的根本原因。若告诉有关部门，考察选拔官吏，必须审查他们的真伪，使有才无德者没有做官的指望，对那些搞歪门邪道做了官的人加以督察弹劾，那么钻营请托的不正之风就可消失，而讲究廉耻的风气就可兴盛了。”

　　豺狼论

　　有才无德之人善于伪装，未用之时往往表现得谦虚恭顺，待到权力在手，便如同豺狼一样凶狠。

　　鲁哀公曾向孔子请教如何选取人才。孔子回答说：“不要选用逞强好胜者，不要选用以势压人者，不要选用夸夸其谈者……对人才必须先要求忠诚厚道，其次才要求具有智慧才能。一个人如果不忠诚厚道却很有智慧和才能，那就如同豺狼一样，是不可以与他亲近的。”

　　古代政治家、思想家们的上述说法，尽管表述有所不同，但其内涵相同，就是对有才能而品德不好的人，断不能用。无数历史事实也证明了有才无德者对国家社稷的巨大危害。他们有的大奸大恶，作威作福，残害忠良，祸国殃民；有的贪污受贿，巧取豪夺，百姓直接受其害；有的弄虚作假，搞表面政绩，劳民伤财。这些都表明，官员出问题的原因主要是品德有问题。那么，这跟才有什么关系？为什么一定要说有才无德者比无才无德者更为可怕呢？古代的政治家、思想家们又另有一番说法。

　　汉代大儒董仲舒讲：“一个人如果不仁义、不明事理，却很有才能，那么他会用才能去帮助实现他的邪恶思想，从而助长他怪邪而违背事理的行为，这就足以增加他的错误和罪恶啊。”这个问题讲得更为明白的要属司马光。司马光是这样说的：“君子是凭借自己的才能做好事，而小人是凭借自己的才能做坏事。凭借才能做好事的，好事没有做不到的；凭借才能做坏事的，坏事也是没有做不到的。愚人即使想做坏事，但智慧不周全，力不从心，就好像还没断奶的小狗要咬人，人可以很轻易地将其制服。而小人的智力却足以使他能够实现罪恶的目的，其勇气也足以使他敢于作出冒险的决定，这就等于如虎添翼，其为害能不严重吗？”

　　应该指出，才有余而德不足者做坏事，情况不尽一致。有的从一开始就品德恶劣，靠投机钻营、搞阴谋诡计而被重用，一朝权在手，便为非作歹，变本加厉。而大多数是这样一种情况：初进仕途时并不是良心全无，只是德有不足，但不注意修养改造，一遇合适环境，便经不住权和利的诱惑，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越陷越深。清初顺治皇帝与大学士范文程的一次谈话耐人寻味。顺治十年，皇帝翻阅关于“大计”（清代地方官的定期考核叫“大计”，京官的定期考核叫“京察”，皆为三年一次）的总结报告，一边看一边对范文程等人说：“贪污的人怎么这么多啊？这种人平时侵渔百姓，而今年是‘大计’之年，也应该知道害怕才对啊。”范文程回答说：“他们原来在家未做官时，也知道贪污的事不能干；但一当了官，就见利忘义昏了头脑。”皇帝说：“这都是平素不能端正思想的缘故。如果思想正确，看得明白，能把握得住，又怎么能为了金钱利益而动摇和丧失心志呢？”（摘编自《中国古代用人思想》 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 侯建良 刘玉华/著）